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彩舞台艺术影片，由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演出，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发行。该片以梁祝传说为内容，包括英台女扮男装求学别亲、梁祝二人草桥结拜、三载同窗共读、英台托媒、十八相送、山伯访友、楼台会、山伯病亡、英台吊孝哭灵、祷墓化蝶等情节，其中的“十八相送”是影片的重头戏，而高潮部分则表现在“楼台会”一段之中。
该片不仅为中国电影史增添了一部经典作品，更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增光添彩。彩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得到主席的批准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下，历时一年左右拍摄完成，并率先被周恩来带到日内瓦国际会议为与会的各国政要和新闻记者放映欣赏。这部被周恩来译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影片成功地打动了在场观众，为西方社会理解、接受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彩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
陈聆子产生及创作过程
1952年，由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和范瑞娟主演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中南海演出，观看之后当即决定将这部戏拍成彩电影。1952年年底，由袁范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的彩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拍摄，上海越剧
团为影片提供演出班底，袁雪芬饰演祝英台、范瑞娟饰演梁山伯、张桂凤饰演祝公远、吕瑞英饰演银心、魏小云饰演四九、金艳芳饰演师母、项彩莲饰演梁母、吴天芳饰演梁父、吕云甫饰演老师、冯小侬饰演祝仆，徐进和桑弧担任编剧，导演是桑弧和黄沙，音乐演奏由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团音乐队担任，刘如会任乐队指挥。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袁雪芬的艺术巅峰之作，彩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则是越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据袁雪芬回忆：“1953年的时候，我们没有条件拍彩电影。苏联专家说，你们拍黑白片好了，要拍彩片，过几个5年计划再说吧。所以电影厂憋着一股气，一定要拍彩电影。这个电影是亲自批准的。当时上海的市长是陈毅市长，我们拍电影灯光不够，电压不稳定，台湾经常来轰炸，把我们一些电厂都炸毁了，所以我们拍电影时就用陈毅市长向部队借调来的探照灯发电机，白天借给我们，晚上再送回去。那年夏天非常热，很多天都是38摄氏度，那么多灯照着，我们每天演十几个小时，演完后，脸都肿一圈。”［1］
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
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
匡秋爽（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戏曲影片是我国独有的电影艺术类别，其将中国的民族传统戏曲表演艺术形式同现代
电影传媒手段相结合，是中西方文化艺术融合创新的经典模式之一。传统越剧《梁山伯与祝英
台》借助电影这一传播媒介被更多观众熟知和喜爱，在国内外许多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彩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仅为中国古老的越剧艺术的创新、传播、发展起到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起航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
价值。
［关键词］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历史意义；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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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艰苦的拍摄，这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彩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于1953年9月底拍摄完成。陈毅市长在审查样片时说：“不是有人说我们没有条件拍摄彩片吗？现在拍出来了，不是很值得总结吗？”［2］全长106分钟的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包括草桥结拜、同窗共读、十八相送、楼台
会、化蝶等梁祝传说中的重要情节，影片中的人物扮相纯情俊美，唱腔婉转悠长，画面优美怡人，从视觉与听觉两方面对原舞台戏曲艺术加以提升，更加唯美生动地演绎着梁祝凄美的爱情故事。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曾亲自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观看已完成的影片，与演职人员合影留念。
二、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国内外的地位及影响
1954年，彩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全国各地放映，据统计，观影人数创历史新纪录。首轮放映自8月25日起，率先在上海大光明、大上海等20多家电影院放映，共计放映1000多场，观众达155万人次（第二轮、第三轮的观众人数尚未统计过）。［3］73这是越剧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与传播，广播、电影作为当时最先进的大众媒介载体，快速、广泛地向全国观众（听众）播放这部既好听又好看的“梁祝”艺术作品，使该影片很快就赢得了亿万观众的喜爱和赞颂。
同年，周恩来总理携带这部戏曲影片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并在会议期间为各国参会人员及媒体记者放映，受到了国际友人和各家媒体的盛赞。有媒体评价该影片代表并展示出中国优秀文化艺术的风采，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成功就是中国文化艺术的成功。日内瓦会议期间，当周恩来总理得知世界著名幽默大师查理·卓别林对中国电影，尤其是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特别感兴趣时，立即安排外交部与卓别林联系。6月18日，中国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前往瑞士洛桑，邀请卓别林夫妇在REX电影院观赏中国彩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由曹元欣为卓别林做影片的现场翻译。观影
过程中，卓别林被影片中的精彩情节感动得流下眼泪，并与王倬如交谈了自己对这部电影的观感。他认为：影片的彩鲜艳美丽，剧情富于诗意，非常感人，扮演梁山伯的演员（范瑞娟）的表演非常出。除此之外，卓别林还从艺术的角度给这部电影提出了几点意见，例如，在梁山伯临终的一幕中，没有给人物脸部特写镜头，观众与人物距离太远看不清其面部表情，但此刻，观众是极其期待能够看清楚梁山伯的表情和脸部细节的。如果能
在此处再增加一些人物脸部特写的镜头，效果会更
好、更感人。
一个月之后，周恩来总理特意在日内瓦的花山
别墅宴请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夫妇，并将电影《梁
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几位主要演员和导演请来一起
参加。“当大家在周总理带领下会见卓别林的时
候，周总理特意将范瑞娟向他作了介绍：‘她是范
瑞娟，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的扮演者。’卓别林一听，吃惊地‘啊’了一声，并往后
倒退了一步，两手交叉在胸前，从上到下仔细地打
量了范瑞娟一下，笑眯眯地连声说：‘不像，不
像，一点也不像。’说毕他向周总理讲了好多话。
周总理翻译给范瑞娟说：‘《梁祝》是一部好片子，
说你范瑞娟女士演得特别好，有表演天才。并说你
有两处表演得最动人。影片中当师母告诉梁山伯说
祝英台是女性，而且很爱梁山伯的时候，范瑞娟听
你却不懂后的表情动作，就是完全不懂中国话的我，也能深
防不胜防歌词意思深体会剧中人内心的感受。另一处当梁山伯跑到祝
家庄去求婚，祝英台告诉梁山伯，她的终身已许配
马家，梁山伯听了之后，范瑞娟的表演异常深刻。’
我的宝贝 歌词接着周总理向卓别林介绍了越剧的历史。卓别林也
由衷地称赞中国民族戏曲的优秀传统，并说道：
‘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文
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对
美的观念。我希望你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而我
知道你们是已经有了。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多拍
这类片子。’”［3］76-77
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仅得到了卓别林大
师和其他外国艺术家的高度赞扬，而且荣获了众多
的国际奖项，并在法国、英国、苏联等国家公映。
1954年7月25日，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捷
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举行的第8届国际电影节
上荣获音乐片奖。1955年5月27日，影片《梁山周华健的儿子
伯与祝英台》在法国巴黎明星电影院公映，这是法
国公映的首部新中国电影。1955年8月，苏联著名
表演艺术家伏罗希洛夫在观看了中国彩戏曲影片
《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后评价道：“中国人民的智
慧，可以从演出中看出来，你们的艺术不仅表演了
人民的痛苦，像《化蝶》一场，还表演了人民的意
志和力量。今天的中国文化不仅长了两个翅膀，而
且可以飞翔到全球各地。”［4］1955年，影片《梁山伯
与祝英台》在第9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映
出奖”。1956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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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中国彩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7月10日开始在吉隆坡光艺戏院正式公演以来，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戏院每天放演5场，场场满座。新中国影片在马来西亚联合邦上演还是第一次，当预演的消息在5日发表后，戏院门前很快便聚集了成千的观众等候买票。虽然戏院当局宣布要到6日才预售戏票，但是他们仍然站立到深夜才离开。”据统计，这部彩戏曲影片先后在14个国家和地区公映，得到了各国观众的一致欢迎，约有近一亿观众欣赏了该影片，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受众最多、社会反响最好的一部影片，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热切关注和良好评价。1957年，我国文化部为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颁发了舞台艺术片金奖。
三、对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评价与阐释
戏曲影片是用电影的拍摄制作方法与我国传统戏曲表演相结合而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电影类型，将古老的文化内容与现代的艺术形式巧妙地融为一体，为戏曲艺术插上了高飞的双翼，既满足了我国观众的
审美心理需求，也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电影艺术形式，对世界艺术的民族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无论是越剧戏曲影片还是黄梅调戏曲影片，都是以戏曲音乐为核心与灵魂的电影，为了强调、突出不同戏曲剧种所独有的音乐结构和声腔特点在影片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常常把这样的电影叫做“××剧（戏）影片”。这类戏曲影片既不是纯粹的舞台艺术，也不是纯粹的银幕艺术，而是一种以戏曲音乐形式出现的歌唱着的电影艺术，在二者结合的过程中，戏曲保持了原有的形态和特征，电影的拍摄技术和手法最大限度地为戏曲音乐提供条件。“在近千年的历史中，戏曲音乐不断地吸收、综合中华民族音乐的各种优秀营养，形成一种独特的戏剧化的音乐体系。这种音乐体系熏陶和滋养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并在那里深深地扎根。”［5］影视艺术为戏曲音乐提供了现代化传媒手段和新的发展空间与机遇，传统的、程式化的戏曲音乐在重新改编革新之后，变得更加具有生命力和传承精神，进而为广大观众创造出一种富于鲜明中华民族特的艺术表演形式。
周总理从艺术性与思想性两方面对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作出评价，他说：这是一部在艺术形式上和表现内容上均体现并充满人民性的影片，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观众最欢迎的一部戏曲影片，也得到其他国家观众的称赞，是由于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仅蕴涵深刻感人的悲剧性，而且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理想，具有推动中华民族生存下去并强大起来的一种鼓舞性的力量。［3］78
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是集我国民间传说、民族戏曲和现代电影三种文艺形式于一体的艺术作品。“从审美心理学的立场来看，艺术作品的留存史，比艺术作品的发生史更加重要。那么多作品都自
然问世了，为什么就是这些作品能够留存下来？这与民族的深层心理有关，与社会的变迁有关，其间又一定沉潜着一部部有关抗击人们厌倦、赢得时间青睐的心灵探索史。可惜历来的文化史家缺少这种视角，只知记录一部部作品的问世，无视它们问世后的万般沧桑，更无视人们围绕着它们的命运所作的各种努力。”［6］在梁祝母题的流传、衍变过程中，彩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为梁祝传说和越剧的世界传播及影响作出了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毕福剑言论
［1］王俊杰.回家之戏曲家系列［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147.
［2］中国第一部彩电影《梁祝》是怎样“炼”成的?［N］.北方新报,2010-04-01.
［3］周静书.梁祝文库之越剧艺术卷［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4］陈勤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梁祝口头遗产文化空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19.
［5］钟艺兵.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289．
［6］余秋雨.观众心理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225.
［作者简介］匡秋爽（1982—），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1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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