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逐渐向世界靠拢。本文对于“中西音乐关系”下的西方文化输入对古代音乐文化的影响以及近代中西音乐关系相关的“全盘西化”、 “全盘中化”、“中西融合”、“音乐体系选择”、“民族音乐教育”及“中国音乐的未来”等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千里之外 歌词 【关键词】：中西音乐关系;文化输入;中西融合;民族音乐教育
中国素号“礼乐之邦”，古代帝王、文人大家无一不对“乐”情有独钟。因有伏羲、神农做琴瑟，又有伶伦制音律，皇帝制笙竽，濩作鼓等的记载，乐声之源甚久;同时，中华文化又有“水”的包容性，善于吸收融合中外文化之所长来发展和丰富自身，才形成了形成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博大精深的特性。
殷秀梅我爱你中国 一、中西交融下的中原音乐文化
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自汉魏南北朝时就已开始，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摩柯兜勒曲》，李连年据此创作出《新声二十八解》成为横吹中重要的曲目，这是在目前所见最早西
域传入中原的乐曲;魏晋时期如筚篥、竖箜篌、曲项琵琶、五弦等乐器，苏祗婆的五旦七调等音乐理论，《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疏勒乐》《天竺乐》等乐曲及佛教传入中原;唐将其收入十部乐中……从交流的途径上看，最主要是官方使节往来，其活動内容又包括和亲、进献百戏乐舞、派遣留学生、宗教传播乃至通商贸易等，官方往来之外还有民间往来，民族迁徙，战争的影响等等。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中国向来不是盲从的，早在隋朝初年就召开一次有关音乐指导的会议—开皇乐议，实质上是在音乐领域内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场历史性大辩论，虽然没有结果，但也反映了隋代音乐界对待外来音乐的种种不同观点。
纵观中西音乐交流，有两次文化输入的高潮，并对中国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次文化大输入要数汉唐时期的印度佛教文化输入中国。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传到中原来，同样，伴随着佛教的传播，沿途的民间习俗、音乐文化也在新的地域里发芽成长。之后，“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孕育的文化果实，同时揭示了文化史上的一个普遍规律：文化交流，决非单向的文化移植，而是一个文化综合创新的过程。”第二次输入外来文化起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在这段时间，中国人对西方的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
连宋和成玉为何缘尽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但不可否认，西方事物的传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艺术、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上所述，“一部中华文明史，实质上也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上没有一种只靠纯粹的“自我传统”而保存下来的文化。”。对于别国也是如此，如隋唐时期，日本吸收了唐代宫廷燕乐并将其发展成为自己的“国乐”，对他们以后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萧亚轩最新歌曲
针对近代中西音乐的关系问题，走中西音乐融合之路，是未来因音乐发展的主动选择。只是本人觉得，从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与印度佛教相融合的“宋明理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融合，因此近代中西音乐融合的最佳状态也会实现，只是时间和人们的摸索还没到达，中西音乐融合是中国未来音乐模式之必然，在这个“必然”中我们也走过弯路，也出现了许多分歧与碰撞。下面，本人对于近代中西音乐的碰撞与反思做自己的一点看法。
咬人猫 二、近代中西音乐的碰撞与反思
菊花台 学堂乐歌使我国古代音乐向近代音乐进行转折。对于中西音乐碰撞的局面，20年代的普
遍看法是，与西乐相比，中乐落后了。萧友梅判断落后的距离为“一千年”，王光祈慨叹：“今日中国，可谓无乐”[ 3]。人们对于这种局面没有得到解决，于是30年代出现了“全盘西化”与“全盘中化”的主张，“中国新音乐的建立要‘全盘西化’……使其基础先立定了然后再创作新的中国音乐。”1904年，曾志忞在《音乐教育论》一文中的表述“输入文明，而不制造文明，此文明仍非我家物”此处明确道出了学习西乐的目的在于为我所用，再创造国家新文明。显然，这种“全盘西化”是偏激狭隘的。相反的是反对一切西方音乐因素的“全盘中化”论，代表人物有王露、郑觐文、周庆云、童斐、罗伯夔、祝湘石等，他们共同主张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古代音乐能够得以保存或复兴，不主张学习、接受、融会外来的音乐文化。这种“全面中化、国粹论”随着1935年郑觐文的去世而逐渐消逝。此外，蔡元培提出的：“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采取了“以西补中，中西并重”的态度。像刘天华主持的“国乐改进社”强调的是“改进”的“中西兼容”论。40年代，真正从理论上对中西音乐关系给予透辟剖析的，是著名中国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他的《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既是从中西关系中看国乐前途，也是从国乐前途中看中西关系。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