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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是中唐历史的一位传奇人物，古文运动领袖，经历了政治上的起死回生。他谏迎佛骨，怼了皇帝一脸，眼看要被腰斩，幸亏人缘好，才从政治的断头台里下来，贬到岭南了事。本来，他的政治生命到此结束了，但神奇的事再次发生，韩愈被贬期间，唐宪宗驾崩，朝中剧变，新即位的穆宗再次重用他，令他时隔一年后重返长安，担任兵部侍郎，次年六月，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既掌握政治实权，也是士大夫里的儒家领袖，可谓人生赢家。
但韩愈得知被贬诏令时，是真的以为自己要完了，因为谏迎佛骨，他真真正正地惹恼了皇帝。史载：唐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派特使持香花，迎佛骨，在宫中供养三日。于是“王公世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韩愈看不下去，于是上疏《论佛骨表》，直言“佛不足信”，呼吁停止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
打出头鸟，唐宪宗扬言要赐死韩愈，好在时任宰相裴度、崔为韩愈求情，他才勉强保住性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唐宪宗说：“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我不赐死你，但也不想看见你，唐宪宗索性把韩愈贬到帝国最南方，让他担任潮州刺史。
中古时期，岭南是统治者用来流放罪人的地方，皇帝厌恶的人，或者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官员，经常被贬到岭南，有去无回。
比如中唐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李德裕，他在牛李党争后被贬到岭南，到死也没回到长安。临死之前，李德裕写作《登崖州城》，叹息道：“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韩愈仕途正盛，遭此雷霆打击，自是苦闷无限。他一生的理想就是致君尧舜、匡扶社稷，但把他贬到岭南，几乎是宣告他的政治生命走向结
夕贬潮阳路八千宗    城
探索发现
（专栏•左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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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所以，他写了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表达自己内心的怅惘：
红楼梦 好了歌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出身中原，自居清高，他对岭南不了解，
一开始也缺乏好感。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以
身处长安为荣，以流放边地为耻，岭南在当时的
文明开化程度很低，和中原更是两种不同的话语
体系，虽然在政治版图上同属一个帝国，但在文
化上，中原士人对岭南的认同度很低，我们回顾
唐代人的言论，对岭南基本没多少好话。
而且，岭南被历代描述成一个气候恶劣、环
境凶险的地方。所谓“毒雾瘴氛，日夕发作”，
“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就跟一个原始丛林一样，
士人闻之，自是后背发凉。
但圣命难违，唐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
十四日，韩愈动身前往潮州。他先过秦岭，至蓝
关，抵邓州，经稚县，去宜城（今湖北襄阳南），
二月到广东乐昌昌乐拢江口，渡船南下，在始兴
江口作《过始兴江口感怀》一诗，与兄长韩会一同as long as love me
赴韶关，三月二十五日来到广州，而后路过增城、
惠州、海丰，于四月二十五日顺利到达潮州任所。
在潮州，韩愈确实见到了鳄鱼，也感受到台
风，但并没有前人说得那么夸张。岭南如果真的
“毒雾瘴氛，日夕发作”，“飓风鳄鱼，患祸不测”，
该是一个荒无人烟，极不适宜居住的地方，但早
在魏晋南北朝，岭南就不乏原住民，隋唐以来，
朝廷也多次派官员到这里任职。韩愈对岭南不熟，
所以有诸多成见，真正到了潮州后，他开始适应
这种生活。
这种南北之间的差异，从吃食上也可见一斑。
岭南菜，当地人吃得津津有味，韩愈却难以下
肚。岭南人熟悉的蚵、蚝、章鱼、马甲柱等，韩
愈过去都没见过，也不知道可以吃，所以，当仆
役把这些东西端到他面前时，他像见了怪物似的，
脸铁青。
韩愈把见到的怪物都写进诗里，在《初南食
贻元十八协律》中，他说：
鲎实如惠文，骨眼相负行。蚝相黏为山，
百十各自生。
蒲鱼尾如蛇，口眼不相营。蛤即是虾蟆，同
胸模冠军王明明实浪异名。
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其余数十种，莫
不可叹惊。
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调以咸与酸，芼
以椒与橙。
腥臊始发越，咀吞面汗骍。惟蛇旧所识，实
惮口眼狞。王菲愿歌词
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卖尔非我罪，不
屠岂非情？
不祈灵珠报，幸无嫌怨并。聊歌以记之，又
以告同行。
韩愈吃北方食物惯了，对潮州的海鲜非常不
习惯，这一点他就不如朋友柳宗元放得开。柳宗
元当年被贬柳州，尤其喜欢吃蛙肉，不仅自己吃，
还推荐给韩愈。韩愈收到信后写了一首《答柳柳
州食虾蟆》：“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
蛮夷，失平生好乐。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
这首诗的大意是：“我一开始吃不进去，最近
稍微能接受些了，但是怕这种东西吃多了会染上
蛮夷之气，只好暂时放下这个喜好。不过你也太
爱吃蛙肉了吧？竟然把它当作豹子胎这种高级的
美食来吃？”
据唐人尉迟枢的《南楚新闻》记载：蛙肉是
岭南人很喜欢的一道美味，他们通常会先煮一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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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水，丢入小芋头或小笋子，再把蛙丢进去，煮沸过后，捞起来吃。岭南人喜欢吃皮上有疙瘩的蛤蟆，他们把蛤蟆丢进开水，烫掉蛤蟆的皮，然后再煮，而像韩愈、柳宗元这样的文人，他们一般选择把蛤蟆蒸着吃或者煮汤。
在潮州，韩愈仿佛来到了一个新世界，吃蛤蟆，骑大象，台风天躲家里斗蟋蟀，据说，他还被潮汕“朴野”的民风感染，开始制作壮阳春药。
韩愈制作春药的法子，就是把硫磺末搅拌在粥里，给禁欲已久的公鸡服用，千日后，再命人把服用的公鸡宰杀烹煮，自己吃食。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壮阳秘方，时人曰“火灵库”，传闻试用此法者，不但能壮阳道、益气力，还能离修仙更进一步。
明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记载：硫磺既可以用来制作火药，也可以增补气力，“盖亦救危妙药也”。然而，李时珍提醒道：“服食者假此纵欲，自速其咎，于药何责焉。”就是说，这个药虽然能壮阳，但你如果用它纵欲，那么后果自负。
玩归玩，韩愈的正事也没耽误。有一次，他在上班路上遇到一百姓告状，领头的说，他们是忙活在潮州江河里的放排工，既要扛杉木，又要扎杉排，因为要频繁上岸、下水，衣服湿了干，干了湿，他们患上了胃痛和风湿病。他们为图方便，干脆脱光了衣服干活，可这就让河边妇女很尴尬，把问题告诉了官府，官府勒令他们穿回衣服。排工们怨声载道，听说韩愈新官上任，就决定拦住韩愈，诉一诉自己的委屈。
韩愈听说后，决定去河边巡视，他捋了捋胡子，说这事好办，怎么办呢？以后大伙儿扎排、放排，不用穿衣服，但记得在腰间扎块遮羞布。后来，这块布被潮州百姓称作“水布”。
也是在上任之初，潮州发大洪水，农户被淹，牲畜离散，韩愈带领手下巡察灾情，看到洪水从城北的笔架山坡汹涌而下，他骑上骏马，直奔城
北，边观水势、看山形，边吩咐随从紧随马后，在所到之处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然后吩咐百姓，按着竿标筑堤。据说，就是那道堤坝防住了洪水，使得潮州百姓得到喘息。从此，韩愈“过马牵山”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韩愈在潮州只待了半年，但就是这半年，让他成为潮州百姓心中的圣人，世世代代传诵至今。如今我们去潮州，可以看到“潮州山水皆姓韩”，潮州人提起他，个个都竖大拇指，甚至说他是“吾潮导师”，在潮州文化史上，韩愈也几乎是封神的人物，所谓“若无韩夫子，人心尚草莱”。韩愈受人尊敬，不但是
因为他防洪救灾、关心民生，还在于他解放奴隶、兴办教育。
实际上直到唐朝，岭南贩卖人口的现象依然很严重，元和年间，潮州富户买卖人口、掠人为婢，即便韩愈上任后，当地富户也没有收敛。韩愈从小学习儒家规范，对买卖人口深恶痛绝，他一到潮州，就命令废除买卖人口、掠人为婢的陋习。同代人李翱记录：“（愈）贬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为隶者，公皆计庸以偿直，而出归之。”（《韩吏部行状》）
所谓“计庸以偿直”，就是把奴婢们视作债主的佣人，他们为债主做工，可以用工钱抵债来偿还卖身债款。由于债主们多年来非法奴役这些奴婢，逼迫他们无偿工作，所以，为了补偿奴婢收入上的损失，卖身债款就可以相应抵消。
与此同时，韩愈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百千”钱来，收揽人才，修缮学校。这“百千”钱是什么概念呢？据李翱的《李文公集》记载，元和末年，一斗米合五十钱，百千可折合米两百石，约等于韩愈担任刺史八个月的俸金，也就是说，韩愈担任刺史的大半俸禄，都用在了教育上。
当时，韩愈重用了一个叫赵德的进士。他称赞赵德“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于是任命他担任州学，提振潮州教育。以至于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感喟：“始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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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
韩愈在潮州经历了很多神奇的事，但被传得最神的，一件是打和尚，另一件是祭鳄鱼。
传说有一天，韩愈在街上碰见一个凶神恶煞、长着两颗长牙的和尚。韩愈看他面目可憎，觉得这一定不是好人，心里暗暗想敲掉他那两颗长牙。等他回到州衙时，门卫给了他一个红包，说是那个和尚送的，韩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那对长牙，他脸惊惧，觉得那和尚非但不是坏人，还可能是得道高僧，于是派人四处寻访，才知道那人是盛名在外的潮州灵山寺大颠和尚。韩愈大感惭愧，向大和尚赔礼道歉，二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后来，潮州人为纪念他俩的友谊，专门在城里修了座“叩齿庵”。
比这事更神的就是祭鳄鱼。韩愈祭鳄鱼不但成为一段佳话，还被欧阳修写进了《新唐书》。文中写道：韩愈祭鳄，“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鳄鱼）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
唐朝中期，气候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物种也更加丰富，在当时，潮州既有牙小而红的野象，也有举止矫疾的土黄大鳄鱼。唐人刘恂在《岭表录异》里就写道：“鳄鱼，其身土黄，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鼍，而举止矫疾，口生锯齿，往往害人。”潮州地处河流交汇处，鳄患持续多年，韩愈为了彰显自己除鳄的决心，特地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传说，韩愈写下这篇文章不久，潮州的鳄鱼就迁走了，此后数十年，潮州再无鳄鱼吃人。
潮州人为了感谢韩愈，就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称为“韩埔”，渡口称为“韩渡”，临近的大江称为“韩江”，而江对面的山被称为“韩山”，山上修了一座祭鳄台，都是为了纪念韩愈。
但这个神话其实经不起推敲。许多史实表明：韩愈走后，潮州仍有鳄鱼出现。比如刘恂记载：“故李太尉德裕贬官潮州，经终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沈失，遂召舶上昆仑取之，但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鳄鱼之窟宅也。”李德裕是中晚唐名臣，年代与韩愈相距不远，可见韩愈之后，潮州鳄鱼仍有活动。
无独有偶，《潮州志·丛谈志三》“物部”也记载：宋王举直知潮时，犹有“钓鳄”故事，陈尧佐判潮，“鳄复肆虐”，竟至噬人。由此可见，《新唐书》说“自是潮无鳄鱼患”，其实是不实之词。
韩愈四月二十五日到任潮州，十月二十四日迁任袁州刺史，据此推算，他在潮州仅仅待了六个月，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但在后人科普的韩愈刺潮里，韩愈在潮州做的事却十分丰富，而且充满神话彩，包括但不限于兴办州学、劝课农桑、驱除鳄害、取缔贩奴、赈济灾民等，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源于宋人的添油加醋。
比如：苏轼在称颂韩愈时，把他重振州学的行为夸张为“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这是文学之辞，与史实有所出入。韩愈在潮州提倡教育，其实是延续了前几任刺史的工作，早在唐高宗时期，潮州刺史
常怀德就有过“礼义教民”的举措，唐德宗时，当地刺史已经兴办州学，而韩愈所做的事更多是继承前人，而非自己开创。
李文琦又如：韩愈祭鳄，《新唐书》对此的记载过于夸大，而同样记载此事的《宣室志》乃是唐传奇，不足采信。我们依照自己的现实经验推断也知道，指望一篇文章、一些祭品就能让鳄鱼消失是不可能的。
韩愈除鳄更像一个有趣的故事，但并非事实，而它之所以流传，恰是为了凸显韩愈的形象，迎合儒家叙事中塑造儒士治理地方典范的需求。
韩愈在潮州被后人推崇的“劝课农桑”，也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如今仅有的参考源文本，只是韩愈的几篇祭文以及苏轼等宋代文人的转述，这些是不足以作为证据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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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谈起韩愈的治潮功绩，却把这个作为重要一项，究其原因，除了以讹传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迎合儒家传统叙事的需求，儒家重视农业，在一套规范的儒家治理叙事框架中，劝课农桑和为官清廉、忠贞守孝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关于儒门官员的传记中，“劝课农桑”就成为高频词，尽管传主在真实历史中，未必真的对农桑之事细细过问。
在元和年间的士人看来，韩愈担任潮州刺史只是一段很短暂的插曲，没有多少政治和文化意义，韩愈能在短短半年后就得到皇上的宽恕，离开潮州，也可见唐宪宗并不是真的要把韩愈打入政治冷宫，而是借贬逐韩愈宣示权威。
但是，这段小插曲对宋代士人来说是值得宣传的，尤其是那些推崇古文运动、欣赏韩愈的士人，比如苏轼、欧阳修等。
宋初，韩愈的散文主张并非主流，文坛盛行脂粉文学，如绵软娇柔的花间词、浮艳臃肿的西昆体，携“梁陈宫掖之风”，穷尽铺张排比，等到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崛起的时候，韩愈式的散文才逆流而上，成为文坛风尚。
为了荡涤散文的浮夸风气，苏轼、欧阳修等人屡屡重提韩愈，苏轼赞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欧阳修说他“其言深厚而雄博”,“浩然无涯若可爱”，晚年更是感慨“韩氏之文之道，万事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而司马光在《答陈师仲司法书》中也赞叹韩愈“文章自魏晋衰微，流及齐、梁、陈、隋，羸备纤靡，穷无所之。文公杰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惊照今古”。有了这些文坛领袖的吹捧，韩愈在北宋的地位水涨船高，甚至和孟子、扬雄相提并论。
在政治上，韩愈也成为很好的宣传材料。唐中后期，韩愈还未被尊奉为古文领袖，他继承董仲舒所发扬的光复“先王之教”的主张，并未得到太多重视，而他在潮州的经历，并没有多少宣传，
所以《旧唐书》里，有关韩愈刺潮的记录十分有限。但在宋神宗、哲宗时期，社会上理学之风盛行，君主渴望中央集权，韩愈在《原道》里的主张就有了用武之地。他反对佛教夷狄之法，重申先王之教，主张政统与道统合一，盼望儒家士大夫共同治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对于皇帝来说，这样的思想显然比佛道思想更有诱惑力。
所以，宋朝中后期有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尊韩潮流，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韩祠被正式命名为“昌黎伯韩文公祠”。与此同时，在欧阳修主持修撰的《新唐书》里，韩愈传记的篇幅也较《旧唐书》增多了。政治地位的上升，让韩愈的事迹被广为传颂。
回望宋人关于韩愈刺潮的记载，韩愈被提炼成了一个儒家士大夫教化蛮夷的典范，种种围绕他所做的宣传，都在凸显他仁义爱民、勤勉办事的形象，而韩愈对岭南的一些牢骚其实被隐藏了，因为那不利于一个光辉形象的建立。
钱钟书反感这些歌颂，所以他在《谈艺录》里写道：“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
钱锺书肯定韩愈的才能，但认为他的学说并不系统，细细考察，还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仅就文学和思想的具体创见而言，钱钟书觉得韩愈名不副实，他崇高地位的背后，主要是政治与文学主张的推动。
钱氏的这一看法，与史学家陈寅恪截然不同。陈寅恪在1951年写作文章《论韩愈》，发表在1954年《历史研究》第2期，这篇文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尊韩派”的代表作。
文中，陈寅恪总结韩愈的六大历史功绩，认为韩愈有“建立道统”“匡救政俗”“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的功绩，是宋儒主张的先行者。
这些观点，钱钟书、黄云眉等学者都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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