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质之争”经历了从东汉到北宋的漫长历史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从重文重质,到文质融合,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时代需要也扮演了重要角。“文质之争”启示当今译者重视源语和目的语,把握时代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方能做好翻译。
关键词: 文质之争 启示 语言 时代
1.文质之争的起源
广东音乐喜洋洋 文质概念最早见于孔子的论语。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当初的文质概念是在论述做人的标准。引申过来,“文”即文采,是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质”是实质,即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文与质的关系就成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中国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发生于公元224年。当时竺将炎与维祗难共译了《昙钵偈经》
(即《法句经》)。后来支谦重新校译了该经并作《法句经序》,说竺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并批评译本“孙燕姿所有歌其辞不雅”。他的批评立即引起了维祗难的反击。后者认为:“日韩音乐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他还引用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朱丹经纪人发长文”和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话为理论依据,提出“今传胡义,实宜经达”时光倒流 侃侃。由此可见,支谦主张译文应该讲究文采,其译文以“辞旨文雅”流于后世,属于文派。维祗难和其他人引用佛祖、老子和孔子的话,认为佛经翻译无需修饰,主张译文语言质朴,属于质派。
2.文质之争的演进
文质之争伴随着佛经翻译实践的不断深入而演进。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是起步时期;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是发展时期;第三阶段,唐代,是鼎盛时期;第四阶段,北宋到元,是收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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