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质之争”经历了从东汉到北宋的漫长历史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从重文重质，到文质融合，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时代需要也扮演了重要角。“文质之争”启示当今译者重视源语和目的语，把握时代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方能做好翻译。
关键词： 文质之争 启示 语言 时代
1.文质之争的起源
广东音乐喜洋洋 文质概念最早见于孔子的论语。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当初的文质概念是在论述做人的标准。引申过来，“文”即文采，是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质”是实质，即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文与质的关系就成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中国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发生于公元224年。当时竺将炎与维祗难共译了《昙钵偈经》
（即《法句经》）。后来支谦重新校译了该经并作《法句经序》，说竺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并批评译本“孙燕姿所有歌其辞不雅”。他的批评立即引起了维祗难的反击。后者认为：“日韩音乐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他还引用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朱丹经纪人发长文”和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话为理论依据，提出“今传胡义，实宜经达”时光倒流 侃侃。由此可见，支谦主张译文应该讲究文采，其译文以“辞旨文雅”流于后世，属于文派。维祗难和其他人引用佛祖、老子和孔子的话，认为佛经翻译无需修饰，主张译文语言质朴，属于质派。
2.文质之争的演进
文质之争伴随着佛经翻译实践的不断深入而演进。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是起步时期；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是发展时期；第三阶段，唐代，是鼎盛时期；第四阶段，北宋到元，是收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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