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华教授主编的《中国音乐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以下简称《国际传播》）①付梓已一载有余。细想来，笔者跟随王先生读博期间，正值《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课题研究攻坚阶段。因此说来，我与“国际传播”有缘，与此书有缘。作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成果，该著站在国家立场，广泛、深入地研究了这一时代命题。
一、全球视野：学术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独特的学术史意义
无论音乐存在方式之命题在美学领域如何被争论，作为文化形态，音乐确是在传播中存在。从这一意义说，音乐史即音乐传播史。纵观人类社会，文化始终是历史范畴的。任何音乐形态作为其民族文化的体现，都是在历史脉络中生成，在传播中发展且在发展中传播。中国音乐国际传播是个艰深课题，其历史研究则是宏大叙事。《国际传播》以当代身份出任历史使命，其全球视野和现实思维并置，在学术史上具有独特意义。
就音乐学而言，传播研究是薄弱领域，主要集中于音乐传播的概念、原理、方式等论题，国际传播尤为缺乏。这方面，陶亚兵的博士论文《１９１９年以前的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史料研究》具有开拓性，但该
于正力挺吴谨言研究囿于中西传播，侧重史料考证而缺乏现实思维；而张应华的博士论文《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研究》则是国际化中中国音乐传播的个案研究，而非国际传播的全球考察。纵观既有成果，历史研究缺失现
实眼光，而现实研究缺乏全球视野。因此，不论从民族文化的历史维度，还是音乐学的学科层面看，《国际传播》都具有独特的学术史意义。
（二）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为教育部攻关课题成果，该著本身就体现了现实意义，而其关注传播方略进一步彰显了这一意义。《国际传播》从现实出发，以历史为视角，以地域②为框架对“国际传播”做了宏大叙事，尤其注重考掘历史信息的当下意义，体现出“历史中的现实”的学术思想。从传播学论，存在方式即传播方式，音乐过程即传播过程；从民族角度看，音乐传播分为族内传播和族际传播；而从地域层面说，它则有区域传播、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之别。该书关注后者，其特点是在“全球”中考察中国问题，在“历史”中思考现实问题。它不仅以史为证，更以史为鉴，彰显出古为今用之态度。
该书亚洲篇考察了中国音乐在日、韩、朝，以及东南亚等“近文化圈”传播历史与现状，如“艺能”、明清乐、龙舞与二胡等在日本流传的历史，中国音乐对琉球传播的途径与受容性以及乐器和器乐、乐种与乐曲等本体研究，传播文献研究等。近文化圈传播体现出融入与濡化性征，其内涵与方式表现出自然
传播特点。美洲篇、欧洲篇主要从社会、学校、政府与个人等层面研究了中国音乐在美国、欧洲、澳洲等“远文化圈”的传播状况。如在美的国乐团、曲艺社等华人乐社的社会传播现状，中华民族音乐的高校教育传播，华裔音乐家的个人传播以及在法、意、俄、澳与新西兰等国家的传播情况。远文化圈
宜传天下、
咸使知闻：全球视野的
中国问题考察
——
—《中国音乐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读后
■陈孝余
王
传播体现出嵌入与涵化性征，其内涵与方式表现出半自然传播特点。此外，该著还从个案角度研究了中国音乐在毛里求斯和埃及等非洲国家的“异文化圈”③传播状况，其传播体现出闯入与植化性征，其内涵与方式表现出非自然传播特点。
该研究表明：东亚及东南亚所形成的区域是中国的近文化圈，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代看，中国对该地区影响深远，尤其唐代以降的文化辐射影响至今，其音乐受容性好；欧美与澳洲等的中华文化影响相对弱即“远文化圈”，其传播是华族内传播基础上的族际传播；而所谓“异文化圈”指非洲与拉美等地区，该地域的中国文化活动最贫乏，传播势能也最弱。
二、中国问题：“国际传播”的基本问题
一切从现实出发，既是马克思的治学精神，也是《国际传播》的研究之道。该著立足当下，从历史与现实中分析中国音乐国际传播这一“中国问题”，并通过公布大量一手资料引发我们对这一课题的思考。诚然，“中国问题”必然涵括三个基本问题：向谁传播？传播什么？如何传播？
（一）向谁传播？
传播对象是传播首要问题，而文化圈是其考量要素。音乐较之其他艺术的抽象性凸显其推广的文化性，因此“国际传播”要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策略。从全球范围看，世界各国都有相对的文化地缘性。从中国看世界，“国际传播”面临三个文化圈，即前述之“近文化圈”、“远文化圈”和“异文化圈”。
中国我爱你
相对地，东亚与东南亚地区无论地理关系还是文化关系都最近，中国对该区域的影响力和交流“力”最强，因此是“国际传播”第一对象。欧、美、澳等地虽然无地缘优势，但众多华人历史性长期存在所形成的“华文化”在该区域的渗透性影响，使“国际传播”呈现航母效应。因此虽然很大程度上是族内传播，但该区域大有可为。总之，“国际传播”核心是近文化圈，其传播可行性和有效性具有先天优势；其次是远文化圈，该地区华人众多且传播更具战略意义。
图１
（二）传播什么？
历史证明，文化影响力与国力息息相关。随着综合国力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兴趣俱增。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为我们传播提供了良好契机。根据“拉斯韦尔模式”④，有效“国际传播”内在结构包括：传播者—音乐（内容）—音响（媒介）—受传者。在利好的外环境下，“国际传播”内容和渠道至关重要。就内容而言，民族音乐改革是中国音乐海外传播的基础⑤。的确，市场经济下，任务传播都具有商品性，因此传播包装很必要，“女子十二乐坊”就是成功的范例；此外，如京剧国际传播惯以《三岔口》武戏等导致西方对中国京剧的理解就是打打杀杀之传播效果警示我们音乐国际传播要考量内容，即有生命力的，具有艺术性的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具体应从器乐等纯音乐形式开始，因为民歌、说唱和戏曲等牵涉语言而较为困难。
（三）如何传播？
国际传播无外乎官方传播和民间交流两条路，如福建戏曲的东南亚传播包括乡情邀演、政府组织、艺术交流、影视传播等⑥。政府、学校、民间是“国际传播”三大通道，而纯官方或纯民间传播不具优势，尤其商业环境中二者往往参混，因此“国际传播”是官－民协同效应。诚然，一切音乐传播都是文化交流，一切文化交流都是人类行为。若言官方推广是有目的的，民间交流是无目的的，那么二者结合则实现了传播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艺术交流本身是无目的的，然而正是这种无目的性才使之得以传播，而这种传播才是我们传播的真正目的。
１．教育：最可靠的途径。教育的重要功能是传承文化，也是“国际传播”的可靠途径。该研究揭示了这一点，譬如二胡在日本、古琴在美国、粤剧在澳洲等；当然学校教育由于具有课程保障，其传播可靠性更突出。这方面，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世界音乐课程之中华民族音乐教学为我们提供了范例。此外，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文化推广平台可成为“国际传播”的“航母”⑦。加之，孔子学院是我方传播，可以传播最优化。课程内容要制定一套教材以提升传播效果，可参用王耀华教授的《音乐·中国》丛书。
２．交流：最直接的形式。艺术交流是“国际传播”最直接的方式，说它直接是其现场性交流生动，其人际性信道开放。音乐交流既可以官方策划，也可以民间组织，但交流本身都是文化性的，交流过程是艺术性的，因此也最能感染受传者。如中国通过外交渠道在很多国家举办“中国文化年”⑧以及各种民间组织举办的音乐活动都是很好的方式。
３．传媒：最广泛的通道。当今世界是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经济一体化是市场的体现，文化多样性则在传赵忠祥和饶颖
媒中显现，因此“多元一体”实为信息社会，大众传媒是“国际传播”最广泛、迅捷的通道。
首先，国内媒体是主阵地。“国内电视传媒对本民族音乐的传播成是其走向国际的基础”⑨，央视作为国家电台除服务政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宣扬民族文化，以央视为主体同时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袂打造对外传播平台⑩。此外，如凤凰卫视等颇具国际影响力的著名媒体值得关注；其次，积极与当地媒体合作。黄艳红提出的电台合作、“他角度”宣传即局内人传播策略值得思考。再次，相关设置栏目，以数据库形式呈现中国音乐且可自由阅览。如此可以为外界了解中国音乐文化搭建视听窗口，甚至为“海外研究”提供学术资源。总之，传媒之关键是政府支持，其次是学界和媒介协作，再次是媒体人的传播自觉。当然，“国际传播”是复合性传播，因此不能单一思维对待问题。
在全球视野中考察“中国问题”，同时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范围来思考，这正是《国际传播》的独到之处；该研究始终带着问题考察问题，围绕问题寻思路，是可贵之处。
三、之后的前瞻：“国际传播”深层问题思考
笔者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始终具有文化自觉的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中国近代以降是“西学东输”的历史，那么新中国尤其新世纪以来则是中华文化觉醒的时期。音乐领域，从“四大集成”到“非遗保护”，再到“国际传播”，这种自觉性一再彰显。如果说“集成”与“非遗”是被动的文化自醒，那么“国际传播”则是开放的主动的文化自觉。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从国家，从民族，从单位，从个人来说，建立友好往来关系，通过彼此之间音乐文化的交流，加进自身的创造性劳动，对于促进音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輥輯訛不论从政治、经济或文化的角度看，中国音乐国际传播都是必要的，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作为探讨，此处提出两个问题：
（一）传统传播与传播传统
从途径看，“国际传播”实为族内传播基础上的族际传播，前者作媒介，后者为归宿；从方式看，“国际传播”是口传心授、现场传播、大众传播的三维传播模式。但从纵深度的传播效果说，传统方式最佳，现场性人际传播是最直接，也最难的方式，因为它涉及时、地、人以及准备等因素輥輰訛；而从横向度的传播范围看，现代传播方式最好，在当下社会背景下尤其凸显。就内容说，“国际传播”是传播传
统即民族音乐，虽然“中国音乐”内涵丰富，但归根究底，我们应该向国际传播具有鲜明中华文化气质的音乐。
音乐存在与传播方式紧密联系，一方面我们向国际传播的主要是传统音乐，一方面国际传播主要不是传统传播。这一悖论中存在一个传播公信力问题，即媒体的判断与评价。輥輱訛从更广范围和更长时期看，“国际传播”仍是大众传播，因此其传媒“公信力”就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其中有两个内涵：信赖度和集合性。从大众传播公信力观念看，国际传播既不在媒介本身，也不在媒介与受众的关系，而是媒介属性与媒介关系的合力与统一。简言之，我们应在音乐的信息来源公信力、传播渠道公信力以及媒介机构公信力等向度做深入研究。
（二）国际推广与世界传播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都表明民族文化是有归属的，文化功能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中起作用的，音乐尤其传统音乐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因此其国际传播存在有效传播问题。“广义地说，跨文化（圈）的交流，信息传播有杂音，有阻滞，有障碍，有效性就低，甚至谈不上有效性”輥輲訛，而国际音乐传播信息传递的双重有效性在共同经验和意会能力等条件下是充分的，即同一文化圈的人拥有相同的文化生活、文化习惯和审美经验，包括音乐和语言等思想情感表达方式，音乐信息传播没有障碍，反之，传播有效性就低。因此，盲目或一味追求广泛传播中华民族音乐不符合事实。总之，“国际传播”不同于“世界
古筝名曲有哪些传播”，或值得进一步商榷。当然作为第一研究，《国际传播》在广泛的格局中展开是需要的，但问题的确存在。
结语
《国际传播》是中华音乐文化对外传播领域颇具时代性和现实意义的学术成果。它汇集中外学者的丰硕成果以飨读者，是学界一大盛举。作为课题发起者，王耀华先生站在国家文化高度，从全球视野考察中国音乐国际传播问题；作为课题成果，《国际传播》是对之前《音乐·中国》这一传播内容的方法论，是研究的进阶，仅这种课题研究方法本身就值得学习。总之，《国际传播》在该领域的开拓性工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季羡林先生说，“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只要稍稍思考一下，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试想，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輥輳訛人类史是交流史，而交流史即传播史。音乐，说到底都是民族的，因为没有无民族性的音乐。历时地看，中国五千年文化脉络始终是与外界不断传播的态势，就当下说，中国经历了世纪维谷后迎来了民族复兴，中国影响力正日益增强，因此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才刚刚开始，而我们的工作还任重道远！
①该书于２０１３年９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②该书以地域为提纲编撰，分亚洲篇、美洲篇、澳洲篇以及“其他”等四部分。
③质言之，“国际传播”都是异文化传播，此处之“异”，非仅指文化关系，更指传播关系之势能更弱。
④１９４８年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简便方法是回答五个问题，也称５Ｗ模式：谁传播（ｗｈｏ）、传播什么（ｓａｙｓｗｈａｔ）、如何传播（ｉｎｗｈｉ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传播给谁（ｔｏｗｈｏｍ）、有何效果（ｗｉｔｈｗｈａｔｅｆｆｅｃｔｓ）五要素。丹尼斯·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Ｍ］，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６页。
⑤王耀华《中国音乐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８４页。
⑥王耀华《中国音乐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７８页。
⑦陈新凤教授提出“先向谁传播”的观念，认为海外孔子学院的学生和来华留学生是首要传播对象。详见：陈新凤《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国际传播的三个问题》［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⑧如意大利中国文化年在为期一年多时间里共开展了近二百个项目，先后在全国１２个大区２０多个省市展开，包括“魅力北京文化周”、“河南文化周”、“西藏文化周”、“安徽周”等涵盖政、经、文、教等各领域内容。信息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ｈｒ／２０１２／０１－１６／３６０７７７４．
落叶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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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王耀华《中国音乐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０６页。
⑩国际频道全球播出，国际影响力大。至２０１０年底，央视海外落地项目总数达３９２项，用户总数１７０９２万，英语新闻频道海外用户数已达１１０４３万。中国际广播电台使用６１种语言对外传播，在共有５１个整频率调频或中波台，以及１８家环球网络电台，分布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在线语种数量６１种，覆盖世界９８％的网民，是全球语种数量最多的网络媒体平台等。参见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广播电视年鉴》（２０１１）［Ｍ］，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６１、３４页。
輥輯訛王耀华《中国音乐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８７页。
輥輰訛王耀华教授提出“国际传播”的层次性与适应性原则。王耀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
—传播内容的层次性、适应性和“变”与“不变”》［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輥輱訛在大众媒介理论中，所谓“公信”，是指人们对特定对象履行承诺的社会性体验中积累产生的一种可信赖度的判断和评价，是社会成员的集合性判断与评价。张洪忠《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研究》（序言）［Ｍ］，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３页。
輥輲訛宋瑾《音乐经验传播的有效性》［Ｊ］，《音乐传播》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２８页。
輥輳訛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序言）［Ｍ］，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页。
陈孝余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金兆钧）
中国交响乐团２０１５—２０１６音乐季上半季开幕
本刊讯中国交响乐团２０１５—２０１６音乐季于８月２４日晚在北京音乐厅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
—铭记历史向英雄致敬”交响合唱音乐会正式拉开帷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音乐季上半季，中国交响乐团将和来自海内外的１０位指挥家、７位作曲家和２２位独奏家合作，演出约五十首交响乐作品和２４首室内乐作品。其中中国作品占４５％，当代交响乐作品３２首，首演新作品５首。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４日的“铭记历史向英雄致敬”交响合唱音乐会，严良堃、邵恩指挥携手瞿弦和及多位独奏家重现《黄河大合唱》、钢琴协奏曲《黄河》和《攻克柏林》的经典之声。音乐季中，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的音乐会，还有德国指挥家托马斯·桑德林指挥“国交”演出原版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张国勇与俄罗斯男中音歌唱家拜科夫·谢尔盖、青年钢琴家袁芳将带来钢琴协奏曲《黄河》和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三交响曲》，王西麟的《抗日战争安魂曲》将在１２月１３日首演。
德国指挥家海科·马西亚斯·福斯特将联袂打击乐演奏家李飚带来约瑟夫·施万特纳的《打击乐协奏曲》和马勒《第五交响曲》，由五位年轻作曲家联合创作的《中国梦随想》也将在邵恩指挥下于１１月４日再度亮相北京音乐厅。新乐季上半季，“国交”将在国内外多地组织演出７个版块共２３场音乐会，包括纪念音乐会、“聆赏经典”音乐会、“龙声华韵”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委约作品音乐会、《木兰诗篇》全国巡演、新年音乐会和室内乐音乐会。
除此之外，“国交”还将继续“走出去”的艺术道路，赴东京演出关峡的交响幻想曲《霸王别姬》、小提琴
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英雄生涯》，赴台湾高雄演出室内乐音乐会。此外，“国交”还将继续致力于对青少年、大学生及更多普通民众的普及音乐会，努力在观众培养、低票价运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等各方面进行有效实践，充分发扬国家院团的代表性、示范性和导向性作用。（于庆新）
病蛹乐队“东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半年２０场演出再掀高潮
２０１５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舞台上将上演涵盖交响乐、室内乐、合唱、舞蹈、话剧、戏曲等各大艺术门类的演出，自４月１８日至１１月１１日，在半年内上演２０场纪念演出，带观众回望历史，弘扬爱国民族精神，用艺术歌颂鲜血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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