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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几个问题
侯柳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广东深圳518000）
【摘要】茅屋简陋、天气寒冷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成诗的引子和基础，然而，实际情况是，
诗人的茅屋档次很高，成都农历八月的天气也并不寒冷。“怒葱童”的内容不仅有些违和，且
降低了诗格。所谓“寒士”，就是指与诗人一样的穷读书人。“天下寒士”就是诗人自我的投射；
"大庇天下寒士”就是诗人自恋的延伸。
【关键词】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成都；童；寒士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
一首诗，一旦被贴上“经典”的标签，那么，再要将“经典”的标签撕下来就会非常之难，哪怕有足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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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它原来不过是一首"伪经典”。杜甫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下简称《茅屋歌》），就是很好的例子。《茅屋歌》是杜甫的名作，经典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20世纪70年代初，郭沫若开始发难，将《茅屋歌》批得一无是处。今人杜贵晨对郭的观点进行了纠偏和申说，直言《茅屋歌》“既不足为杜诗最高成就的代表，也不足称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之作，应该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撤下来”。但是，时移世易，《茅屋歌》始终受人推崇，始终是中学语文课本的必入篇目。其经典地位之稳固，真可谓“风雨不动安如山”。
不过，经典也需要去伪存真。《茅屋歌》之尽早“脱魅”，撕下其身上“经典”的标签，对我们，对我们的后代，对杜甫本人，都是件好事。
一、茅屋的档次
pacific rim 音乐《茅屋歌》一诗的"诗眼”显然是结尾处“安得广厦”的向天一问和“吾庐独破”的深情告白，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诗人为了顺利引出这最后的一问和告白，刻意遮蔽了一个重要事实：诗中的茅屋档次很高，诗人的居住条件相当不错。
在古今汉语语境中，"茅屋”常与“简陋”“破败”，乃至“贫困”相连。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茅屋”意象的这一特点，并以“卷我屋上三重茅”“床头屋漏无干处”等诗句暗示自己的茅屋比一般的茅屋更“简陋”、更“破败”。然而，实际情况是，诗人当时住的虽是茅屋，但一点也不简陋，更谈不上破败。郭沫若曾用茅屋
屋顶有“三重茅”来论证茅屋的“冬暖夏凉”，颇为后人诟病。其实，茅屋之并不简陋，有更直接、更“硬”的证据，那便是诗人的诗作。诗人于公元760年初到达成都。不久，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着手营建茅屋。由于朋友多，人财物充裕，诗人以大手笔为之。向县令萧实索要100根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向绵竹令韦续索要绵竹：“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而且一植就是百亩以上：“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向绵谷尉何邕索要棺树苗，占地10亩：“饱闻棺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桓木栽》）向涪江尉韦班索要松树苗："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向花果园主徐卿索要花果苗：“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诣徐卿觅果栽》）根据南宋黄鹤注，以上各诗乃诗人于760年春营建草堂时所作，桃、竹、棺、松、果为诗人按时间顺序渐次栽种者。《茅屋歌》作于761年秋，毫无疑问，当时桃、竹、棺、松、果等均已栽种完毕。粗略估算，诗人于761年秋遭遇大风前，茅屋及周边树木的占地面积如下：桃树5亩以上，上等竹林100余亩，上等植树10亩，李、梅、松、乔若干，外加茅屋本身占地5亩，整个草堂占地总面积当在150亩，即10万平方米以上。什么概念？就是说在上古，比很多古城的面积都要大。这样的茅屋，何陋之有？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嗣爽言草堂“结构殊不草草”，信然。
诗人住的的确是“茅屋”，在极端天气下“卷我屋上三重茅”“床头屋漏无干处”等情况的确有可能发生，但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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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常天气条件下茅屋的真实状况避而不谈，无疑给人们造成了严重的误导。诗人并没有撒谎，但却十足的狡黠。娃娃脸mv
二、成都八月份的天气
成都八月份的天气究竟是什么样子？《茅屋歌》中有“冷似铁”“受冻死亦足”之类的字眼，给人一种天寒地冻的感觉。这使人不禁生出疑问：农历八月的成都有那么冷吗？查万年历可知，这年的农历八月共29天，相当于公历9月4日至10月2日。换句话说，这年的农历八月大体就是公历九月。而在2019年9月，成都的最高气温29七，最低气温16七，一点也不冷。另据统计，在1951至2008的58年间，成都九月的日均最高气温25%，日均最低气温19七；极端最高气温36%，极端最低气温12T：O假令杜甫遭遇的是极端最低气温12七，那也只能算微冷，离天寒地冻还是有不小距离。因此，有理由认为，当时的诗人虽遭遇大风，但不至于到严寒的地步，诗人因以生发“大庇天下寒士”之感慨的天气条件并不具备。
是不是唐代成都的气候比现在寒冷呢？更不可能。唐代处于气候温暖期，唐代气温比现在高，可以说
是学界共识。还有人推算出，唐代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力左右，最冷的一月份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七〜5七。从气候学上讲，这是一个不小的量。竺可桢通过研究发现，“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冰无雪”。那时的四川盆地种有大量荔枝，杨贵妃所吃荔枝便是由四川盆地经蜀道快马运抵长安。而现在的四川盆地由于气温下降已无法种植有经济价值的荔枝树。唐诗中也有佐证。张籍《送蜀客》云：“木棉花开锦江西。”木棉喜暖，今日成都木棉树已很少见。杜甫本人诗《梅雨》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宋陈岩肖《庚溪诗话》解曰：“盖唐人以成都为南京，则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而今日成都四月已无梅雨。总之，多方证据证明，唐代成都的气候比现在暖，至少不比现在冷。
茅屋简陋、天气寒冷，这是作者有感而发创作《茅屋歌》的引子和基础，而如果这一引子和基础根本就不存在，《茅屋歌》为什么要写、有没有必要写便成了问题。
三、怒掘童你玩够了没有
怒密童见于诗的中间部分，从“南村童欺我老无力”，到“归来倚杖自叹息”，有37字之多。在惜字如金的诗歌里，花费如此多的笔墨与一孩子打嘴仗，在古诗中极为罕见，难免让人觉得有些怪异。
怒密的起因是这孩子抱走了诗人的茅草，但从上下文看，这孩子的举动似乎算不上过分。“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冒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可见，孩子们抱走的是江边、林梢或塘中的茅草，并
没有“上房揭茅”，直呼其为“盗贼”无疑有些过了。在大风呼啸的恶劣天气下，这穷人的孩子知道把散落的茅草抱回家去，以供家中急用，体现了他们懂事的一面，其情可悯。
如果《茅屋歌》像诗人晚年的许多其他诗作那样，只是描写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并无高大上的寓意，那么，怒恋童就不会给人怪异感，相反，会觉得诗人敢于坦露真性情，倒有几分可爱。但问题的关键是，《茅屋歌》是一首想要“发大愿力，措大想头”（明李沂《唐诗援》）的诗，是一首想要抒发诗人悲悯情怀和终极理想的诗。如此，怒密童的一幕就不仅违和，且败坏诗格。有人用“事乖情违，格近鄙陋”形容之，不无道理。所谓“格近鄙陋”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正如郭沫若曾经指出的那样，诗人蔑称南村的孩子为“童”，转头回到屋内，就昵称自己的孩子为“娇儿”。如此亲疏分明的称谓不仅与诗人标榜的“民胞物与”相去甚远，而且带有明显的阶层歧视彩。其次，怒密童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南村童”及其家人并不在诗人“大庇”之列。假使诗人真的有“广厦千万间”，“南村童”及其家人是没有“分房资格”的。诗人要“大庇”和“分房”的人，为了他们，诗人是宁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而对“南村童”，诗人为了几把茅草就大呼小叫，直到“唇焦口燥”，堪称“一茅不拔”。诗人的门阀意识、等级观念表露无遗。
怒忍童之怪异，历代推崇杜甫的诗评家也觉察到了，于是纷纷出来帮杜甫打圆场。要证明诗人密得合情合理，一种比较容易想到的方法是，证明诗人恋的对象—
—
南村童并非善类，他们就活该被密。所以，在《杜诗详注》的作者仇兆鳌那里，这只是捡了散落茅草的孩子成了“恶少”。更让人吃惊的是萧涤非，他在《杜甫诗选注》中说：“按《泛溪》诗：’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倒荷芟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此诗作于前一年，所泛溪即浣花溪。据此可知，溪之南北两岸原有一批顽童，我疑心诗中’童’就是这些顽童。他们敢于欺负人，以抱茅为戏，因而激怒了诗人，以至破口大骂。”杜甫《泛溪》中的这几句诗只是说这些孩子捕鱼伤鳞、采藕带泥，没说别的，可萧涤非却由此推出他们“敢于欺负人”，并进一步推出他们就是《茅屋歌》中抱茅入竹的那帮人，而且，他们抱茅入竹的目的只是为了嬉戏。真不知萧涤非言之凿凿的“据此可知”依据的是什么逻辑。通过这样一番神推理，萧先生给杜甫打了一个貌似“不错”的圆场：“南村童”的“作案动机”有了一一只是为了嬉戏；他们不仅在《茅屋歌》中干坏事，而且是“惯犯”—
—因为他们曾在溪边有过“前科”；诗人怒怒这样一顽童自然在情理之中。为了给自己心仪的诗人打圆场，萧先生真可谓绞尽脑汁。
郭富城歌曲下载四、“寒士”的意思
《茅屋歌》最为后人称道的无疑是最后那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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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其中颇为关键的是“寒士”这两个字。因为对“寒士”的理解不同，直接关乎诗人格局的大小、境界的高低，甚至品格的高下。
郭沫若认为，《茅屋歌》中的“寒士”就是指“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没有富贵的读书人”，不能扩大为“民”或“人民”。朱东润也指出，《茅屋歌》“只说是寒士，不是广大的饥寒交迫的人民”。说《茅屋歌》表现了杜甫“爱人忘己”，那是“颠倒是非”，因为杜甫“对于一抱茅草还那样的惦念，甚至于把孩子们指为’盗贼'”。与此相反，杜甫的拥至们为了维护杜甫的形象和地位，千方百计地意图泛化“寒士”的所指。有人认为，“寒”就是“寒冷”之意，“寒士”就是指所有“受冷挨冻的人”o将“寒”字的释义巧妙一转，“寒士”的外延立马扩大了许多。萧涤非认为，“寒士”在诗中“可以而且应当理解为'寒人'”。“只要不幸的人们都能过着温暖的生活，那即使他独个儿冻死，也觉得心满意足。”将“士”泛解为“人”，“寒士”自然就成了“寒人”“不幸的人们”，实际上就成了“劳苦大众”，外延到了头，没法再扩了。至于为什么“可以”，又为什么“应当”把“寒士”理解为“寒人”或“不幸的人们”，萧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语焉不详。
从上下文来看，还是郭沫若和朱东润的观点较有说服力，其他观点皆有穿凿附会之嫌，经不起推敲。别的不说，单是贫苦的“南村童”并不在诗人“大庇”之列，并不具有“分房资格”，所谓的“寒士”就不可能指“受冷挨冻的人”，更不可能指“劳苦大众”。另外，杜甫对士阶层和底层民众的习惯性态度也可以佐
证这一点。杜甫对底层民众无疑是同情的，但他同情的目光并不是平视的，而是俯视的，尤其在诗中同时涉及底层民众和士阶层时，那种判然有别的态度就格外明显。《又呈吴郎》中称与自己同阶层的吴姓官员为“吴郎”，要知道，“郎”在古代是对男子的美称，只有风流儒雅之士方可称“郎”，如萧郎、刘郎、周郎等。诗人还用了一个下对上的“呈”字以示谦恭和礼貌。而对“扑枣”的“西邻”却直呼“无食无儿一妇人”，“妇人”是一个一般性称谓，时带贬义，如妇人之见、妇人之仁等。《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形容没文化的老农“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歧视的味道更浓。杜甫在诗中还常以“奴人”“奴仆”“療奴”等字眼称呼自己的仆人。《缚鸡行》：“虫鸡于人何厚薄，我斥奴人解其缚。”《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奴仆何知礼，恩荣错与权。”杜甫还写有《示猿奴阿段》《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等。各方面证据证明，杜甫是一个等级观念很强的人，而且，除君主之外，士阶层是他的最爱。认清了这一点，为什么杜甫要“大庇”的是“天下寒士”，为什么“寒士”就是指“穷读书人”，而不可能指“天下苍生”，自然就不难理解了。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要抒发自己的情怀和理想，杜甫为什么不把“大庇”的对象扩大，而非要局限于“寒士”这一较小阶层呢？这不是把自己的情怀和理想主动降格了吗？之所以如此，原因其实很简单：杜甫本人就是一介“寒士”。所谓“天下寒士”不过是诗人自我的投射；所谓“大庇天下寒士”不过是诗人自恋的延伸；《茅屋歌》不过是一介“寒士”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顾影自怜的结果。正因为这样，郭沫若说，如果真有广厦千万间，诗人就会早早地住进去，并不算冤枉他；正因为这样，诗人宣称只要“天下寒士”有的住，“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显然是有些用力过猛，有些假了。
我爱睡觉注释：
①杜贵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学术研究》2012年第6期。
②王嗣爽《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7页。
③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④杜贵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学术研究》2012年第6期。
⑤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
⑥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
⑦朱东润《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⑧阮世辉《也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寒士”》，《文史哲》1984年第3期。
⑨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
⑩萧涤非《批判胡适对杜甫诗的错误观点》，《杜甫研究》(修订本)，齐鲁书社，1980年。
作者简介：侯柳(1970-)，男，汉族，广东深圳人，硕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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