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艺整风”后的延安音乐发展趋势和特点
郑智薰女友 文艺座谈会后的延安音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2年《讲话》发表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一时期音乐工作者在《讲话》指导下，深入众生活，掀起了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1943年至1945年的新秧歌运动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与人民众密切结合，为实现党的新文艺方针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它不仅从艺术实践上真正解决了文艺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还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从抗日战争胜利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是解放战争时期延安音乐种子的传播时期，为配合解放战争，继续发挥革命文艺的积极作用，延安文艺工作者在中共中央部署指导下完成了文艺阵地向东北和华北的转移。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延安革命文艺传统，将经过岁月洗礼和革命斗争考验的延安音乐精髓带到了新区，为东北等革命新区的音乐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讲话》发表以后，延安音乐出现了新的特点。
第一，音乐作品的题材更为广泛，内容更加丰富。这一时期，音乐创作的题材内容在范围
上都较前期音乐创作有了很大的拓展。除了前期音乐运动中比较普遍的抗日救亡、军民团结等题材之外，还出现了反映边区生产运动和农村反封建斗争，反映边区军民新生活和新气象，以及对党、领袖、军队的颂歌等题材。在解放战争期间，又产生了一些反对国内反动统治和积极支援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区人们对建设民主新中国的向往并为之奋斗的新作品。这一时期，音乐创作题材几乎遍布了党政军民战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马丁吉他 第二，音乐作品的体裁形式呈多样化发展态势。虽然短小精悍、便于传唱的众歌曲仍然是这一时期主要的音乐体裁，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抒情歌曲、说唱性的叙事歌曲、西洋歌剧、秧歌剧、歌舞表演等大型音乐体裁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器乐创作体裁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音乐形式上，有合唱、齐唱、轮唱、联唱等新音乐形式；在音乐创作方式上，有填词歌曲、组曲、进行曲、新民歌等不同种类。
第三，音乐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随着音乐工作者向民间学习的不断深入，延安产生了大量新民歌。这些新民歌的产生，有的是在传统民歌、小调等基础上进行的加工和改编，有的是直接采用传统民歌填词配成，有的将民间音乐与歌舞表演有机向佐出轨对象是谁
结合形成一种载歌载舞的民间音乐形式。这类音乐创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越来越能够真切地反映人民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状态，音乐作品的民族风格和大众风格十分鲜明和突出。
第四，音乐创作格调健康向上、积极乐观，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尽管延安解放区一直处于相当严酷的斗争环境之下，物质资源较为匮乏，众生活也相当艰苦，但延安军民团结一心，民众精神面貌奋发向上。在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军民全身心投入到大生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去，信心干劲十足。因此，作为反映这种时代景观和人民生活的音乐作品，无论是抒情民歌还是嘹亮战歌，无论是斗志昂扬的革命颂歌还是欢腾热烈的秧歌，都体现了一种积极向上，健康明朗的风格，充满了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和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四、“文艺整风”后音乐创作与音乐活动苏芮牵手
20世纪40年代，延安音乐的流行体裁仍然是以声乐为主，仅有少数器乐体裁。其实，自新音乐运动以来，声乐题材尤其是歌曲，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延安就更是如此。声乐题材特别是众歌曲短小精悍、通俗易懂，适宜于表现政治性、革命性的内容。抗日救亡
运动期间演唱技巧、难度不高的众歌曲在大众中广泛流行传唱，产生了极强的鼓动性和号召力。另外，1941年开始，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造成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经济困难、物资匮乏，更谈不上乐器配备。还有，战时的社会状况不具备发展器乐体裁的条件。既没有生存的“市场”，也不具备排练演出的条件。除民间乐器外，一些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音乐工作者曾带来为数不多的几件乐器，如：小提琴、曼陀林、手风琴等，也只能作为伴奏乐器出现在延安的舞台上。所以，延安音乐在后期发展中，声乐体裁创作主要表现在新民歌、众歌曲，秧歌剧以及新歌剧几个方面。器乐体裁创作虽然发展缓慢，但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器乐创演活动渐渐增多，也出现了个别较为突出的曲目。
mc托米 1、新民歌
《讲话》发表以后，由于音乐工作者比较重视深入生活、深入众，认真学习民间音乐，所以延安新民歌创作大量涌现出来。中国民间研究会以及各分会的音乐家，十分重视民歌的收集、整理、吸收和创化。他们纷纷学习民间音乐，并对传统小调、民歌进行加工和改编，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新民歌。如《怎么办》、《拥军花鼓》（安波）、《军民
大生产》（又名《边区十唱》（张寒晖）、《东方红》（李由源）、《翻身道情》（刘炽）、陕北民歌《咱们的领袖》、《绣金匾》、《秋收》，山西民歌《刨洋芋》，内蒙民歌《红旗歌》《嘎达梅林》《乌拉山》，东北民歌《五朵花儿开》等。这些民歌都是由传统民歌填词配成，如《东方红》是根据陕北民歌《骑白马调》写成的，《拥军花鼓》是采用了陕北打黄羊调而填词创作的，《领导咱打江山》是根据小放牛调发展来的，《解放军的天》是根据河北民歌《十字调》改编的，《军民大生产》用陇东民歌《推炒面》填词而来的。新民歌曲调为民众所熟悉，歌词内容却表现了新时代和新生活，呈现出与以往填词歌曲不同的魅力，颇受广大众喜爱。
将民间音乐与歌舞表演有机结合的新民歌作品的大量涌现，显示了新民歌创作的新阶段。这类作品主要有如刘炽的《胜利鼓舞》、刘西林记谱填词的《解放区的天》和梁寒光的《胜利舞歌》、安波的《拥军花鼓》（又名《拥护八路军》、《拥军小唱》）等，都采用了民间歌舞的创作形式和方法。其中马可作曲的《南泥湾》（1943年，贺敬之词）是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一首。此外，音乐工作者还将创造性地发展了民间风格的叙事歌曲，并产生了许多优秀新民歌。如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和《忘不了》、徐曙的长篇叙事歌曲《晋察冀小姑娘》、费克的《茶馆小调》《五块钱》，张鲁的《平汉路小唱》、罗
正等的《王二嫂过年》等。这些新民歌虽然源自民间音乐，但经过音乐家的改编，在内容、形式、风格、韵味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了新的时代风貌。
2、众歌曲
众歌曲仍然是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音乐体裁。与前期音乐相比，这一时期众歌曲内容和题材更丰富更宽广了。正面反映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的作品很多，如安波词曲的《朱德投弹手》、陈强的《提防鬼子来抢粮》、刘炽的《胜利鼓舞》、庄映的《说打就打》、李劫夫的《坚决打它不留情》、卢肃的《团结就是力量》等。这些作品在内容和情感基调上，与30年代的众歌曲有所不同，它们反映了解放区人民高昂的战斗士气和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反映解放区军民生活的歌曲也有不少，如吕骥的《过了新年总反攻》、杜矢甲的《选举好人来当官》、李劫夫的《庆祝胜利》、陈地的《过新年》等。这些歌曲生活气息很浓，反映了军民团结一心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些歌颂革命领袖和革命军队的颂歌，如马可的《之歌》等。解放战争时期，表现解放区人民新生活以及人们渴望民主新中国题材的众歌曲也不在少数，如贺绿汀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李焕之的《民主建国进行曲》、马可的《我们是民主青年》和贺绿汀的《新中国
的青年》等。塑造中国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如马可词曲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吕骥的《铁路工人歌》等。
大合唱这种音乐体裁，在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后曾一度沉寂，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又产生热潮。这一时期的合唱作品有：刘炽的《工人大合唱》，程云的《受苦人翻身联唱》，陈紫与念云的《人民英雄刘胡兰》，安波、马可、刘炽、张鲁、关鹤童的民歌联唱《七月里在边区》，郑律成的《采伐歌》、李焕之的《春耕曲》，马可根据民歌编配的无伴奏合唱《黄河水手歌》和《变工队生产》等。
3、秧歌剧与新歌剧
秧歌是陕北农村最为流行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民间艺术成为广大音乐工作者关注和学习的对象，秧歌也不例外。秧歌剧集文学、音乐、舞蹈等艺术成分于一身，既有故事情节又有音乐旋律，它以短小精悍、创排快捷、反映现实快等特点，成为团结和教育众的有利工具，配合了革命形势，并真正成了为工农兵所掌握和利用的文艺形式。这一时期秧歌剧题材广泛，产生了很多反映现实生活的秧歌剧。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减租会》《刘二起家》《二流子变英雄》《赵富贵自新》《一朵红花》《
十二把镰刀》《钟万财起家》《刘顺清》《牛永贵挂彩》《惯匪周子山》《小姑贤》《红布条》《光荣灯》《全家光荣》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剧目。这些秧歌剧反映了解放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的生产运动、革命斗争等现实生活，团结和教育了众，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秧歌剧虽然在表现解放区战斗生活上颇具新意，但其音乐水平主要还停留在对民间音乐的稍加改编和利用上，因而仍属传统音乐范畴。1945年由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等人合作的《白毛女》在延安问世，成为新歌剧创作的里程碑。它是一种立足于中国民间音乐，又汲取融合了西方音乐技法的独创性综合艺术形式，是对“五四”时期儿童歌舞剧、三十年代“歌唱剧”及延安“秧歌剧”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国民族新歌剧发展的一个新起点。这部作品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而成，主要表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在创作技法上，成功地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说唱、戏曲与西洋歌剧、话剧完美结合，同时运用齐唱、重唱、合唱、伴唱、乐队伴奏等音乐形式，在民族新歌剧的道路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白毛女》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我国民族歌剧创作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为后来民族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4、器乐创作
潘虹主演的电影 解放战争时期，延安的器乐体载有了初步的发展。四十年代初期，周恩来为延安搞来了一架钢琴。“自从有了这架琴以后，延安的音乐生活就更为活跃了。在音乐会上出现了钢琴独奏的曲目，介绍了贝多芬、肖邦、门德尔松的作品。”后来叶剑英又设法搞来了管弦乐队全套乐器。1946年7月，中央管弦乐团在延安成立。它是“延安唯一的大型正规化乐团，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个掌握西洋管弦乐器的专业性团体。它的诞生说明党所领导的音乐事业的迅猛发展，也说明根据地的革命音乐水平在不断提高。”在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器乐创作逐渐得到了发展。由初期仅以器乐作为伴奏，逐渐发展为运用器乐进行歌曲戏剧的改编和电影音乐配乐，直到创作出独立的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器乐作品。这一时期管弦乐作品主要有贺绿汀重新加工整理的《晚会》和《森吉德玛》，马可的《陕北组曲》，瞿维的《秧歌舞曲》，寄明的《民歌联奏》，李航鹰的《翻身工人》，程云的《生产舞曲》和陈紫的《锻工舞》等。钢琴曲有瞿维的《花鼓》、寄明的《农村舞》和《陕北民歌》等。1943年，在刘志丹的移灵仪式上鲁艺乐队向隅和安波等人根据陕北唢呐曲牌《凤凰令》填词创演了《葬礼进行曲》，成为今天《哀乐》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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