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４卷第２期Ｖｏｌ．１４Ｎｏ．２荆 楚 学 刊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ｎｇｃｈｕ２０１３年４月Ａｐｒ．２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１１
作者简介：彭祖鸿（１９８０－），男，江西余干人，罗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任职于云浮市南江文化研究中心，硕士。
叙事歌枟三国枠的修辞策略及文化蕴含分析
彭祖鸿
１，２
（１．罗定职业技术学院；２．广东云浮市南江文化研究中心，广东罗定 ５２７２００）
摘要：作为南江流域现存最长的叙事歌，枟三国枠在艺术技巧和思想内容上足以代表南江流域民歌的成就，对其修辞策略及叙事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南江流域叙事歌的整体风貌，为保护和发扬南江流域民歌提供借鉴。
关键词：枟三国枠；修辞；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Ｉ２７６．２６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７６８（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９２－０５
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造就了南江流域丰富的民间艺术，民歌是南江民间艺术之苑的一朵奇葩。南江流域好歌的传统源远流长，造歌的风气也长盛不衰，由此产生的民歌不仅数量巨大（中山大学古籍研究所吕永光收录的民歌仅泷州歌一种就有两万多首），且种类繁多（泷州歌、泷水山歌、字眼调、连滩山歌等，也有以连滩山歌代称南江流域民歌的）。
南江流域民歌在表达情感的同时也长于叙事，其中一种叙事歌被称作“讲古歌”
［１］生命的希望不再失落
，它以讲
述古代的人物事迹为内容，在娱乐大众的同时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讲古歌”中最杰出的代表当属长篇叙事歌枟三国枠。它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传唱悠久，在南江流域民歌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又以成熟的叙事技巧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南江民间叙事歌的代表性作品。
一、基本信息（一）形制规模
手抄歌本共２５页，由仿宋体抄成，竖行从右至左排列，竖行多用１９７７年的第二批简化字书写，落款处没有显示何人传抄，但有“己未年五月”字样。查离现在最近的己未年分别是１９１９年、１９７９年和２０３９年，１９１９年汉字尚未简化，更不用说第二批简化字了，由此可知本手抄本当是
在１９７９年５月所制。全诗共３４６节，每节均为４句，每句７字，计１３８４行，９６８８字，形制非常整齐。在民歌资源非常丰富的南江流域，从已知的情况来看，本诗近万字的规模是绝无仅有的，简单考察一下中国民间歌谣的资料，这种规模的作品亦属难得。
（二）主要内容
本歌虽名为枟三国枠，但所述之事和时间不限于魏蜀吴三国时期（甚至“三国”这段时间都不是本歌的最重点内容），而是概括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上起于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下终于第一次战争时期，时间涵盖数千年。从起止时间来看，本歌最早可能在第一次战争时期开始在南江流域传播。本歌对历史的概括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采用详略结合的方式进行概述，较为详细描写的有商纣、孔子、赵云千里走单骑、火烧赤壁、秦琼、魏徵、罗成、李白、薛仁贵、薛丁山、薛刚、杨家将、包拯和枟花笺记枠等。上述人物故事和事迹多出自于民间说书的热门题材，如商纣出自枟封神榜枠（或称枟封神演义枠）、赵云出自枟三国演义枠、秦琼等出自枟隋唐英雄传枠或枟隋唐演义枠、薛氏三代分别出自枟薛仁贵征东枠、枟薛丁山征西枠、枟薛刚反唐枠、包拯出自枟三侠五义枠等。除了历史演义类的评书之外，广为人知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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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也是歌中人物事迹的重要来源，如李白事迹来自流传于全国各地的民间传说，枟花笺记枠则来自广泛流传于广东地区的民间弹词曲目。歌中还存在着两处常识性的错误：一处是人名出错，李世民被误成世文（罗定白话中“民”与“文”读间同）；二处是时间先后有误，歌中讲述李白的事迹在魏征、玄奘之后，秦琼、薛仁贵之前，盛唐人跑初唐去了。综合几点，可以看出歌曲的传唱者没有受过专业的历史知识的教育，只具备比较粗略的历史知识，但是有着丰富的故事、评书等民间艺术的浸润。
二、修辞策略
（一）声音修辞
pretty boy 中文版从押韵上看，本歌基本上每节换韵，通篇押韵（只有偶尔一两节无论是从白话读音还是从普通话读音来看都不押韵），押韵方式是按罗定地方白话发音押韵，所以很多不符合规范汉语的音韵规则。全歌大部分章节采用韵尾为［ｎ］、［ｍ］、［礗］的鼻音韵脚，以［üｎ］以及近似的［ｉｎ］以及［礍礗］、［ｅ礗］、［ａｍ］、［ｕ礗］等为主流，另有８９节押的是非鼻音韵脚，仅占全歌四分之一左右，其中［ａｉ］及左近的［待ｉ］为最多，共２１节，押［ａｕ］、［ｉ：］韵的各１４节，
［礎：］韵占１２节，［待ｕ］韵１１节，［ａ：］和［ｕ］韵最少，分别为５节和１节。这种以鼻音韵脚为主，非鼻音韵脚为辅的押韵方式，一方面保证了全歌铿锵有力的基本音韵风格，另一方面又因非鼻音韵脚的穿插而富于变化，体现了汉语特别是南江流域地方土语的音韵之美。
从音组上看。“大部分音节体诗行内部都用停顿把音节隔成音组，因此它可以称为音组体排列体。这种停顿常与语义相配合（即音组与词组的区分大致相应）……例如汉语近体诗中七言诗的音组排列一般是二二・二一（或二二・一二）”［２］，“诗中五字句的节奏一般是二、三（二二一），七字句的节奏一般四、三（二二二一），词中也有大量这类节奏的句子”［３］，可见中国的七言诗一般都遵循这样的音组规律。本歌所采用的音组排列大体上也是二二二一或二二一二的四三式的节奏，但由于语义表达的需要，许多诗行都突破这样一般规律的限制，灵活地采用多种音组排列。比较多见的有以下一些排列：一二二二（或三二二）式，如“抵｜饥寒｜苦习｜文章”（Ｐ３Ｌ１４Ｓ１。特别说明：为标识从歌中所引文字的出处，用Ｐ表示页
码，Ｌ代表歌的节数即歌本中的行数，Ｓ表示歌的
句数，后引文字亦此，出处均下标）、“放｜三爷｜累
死｜心甘”（Ｐ１１Ｌ９Ｓ２等）；二三二（或二一二二）式，如
“神怒｜呌（叫的异体字）妖精｜败纣”（Ｐ２Ｌ６Ｓ３）、“做皇｜八百载｜长天”（Ｐ１９Ｌ１０Ｓ２等）；三一三（或一二一三、一
二一二一）式，如“辅周朝｜有｜十忠臣”（Ｐ２Ｌ１４Ｓ２）、“冇饥荒｜亦｜冇穷贫”（Ｐ１７Ｌ１１Ｓ３等）；一三三式，如“系｜
萤火光｜光无烟”（Ｐ３Ｌ６Ｓ２）、“传｜二世时｜楚汉
争”（Ｐ４Ｌ２Ｓ３等）。灵活多变的的音组排列使得本歌的
节奏整齐之中富有变化，增加了歌曲传唱时的活
泼性和对听众的吸引力。
方言字词。本歌的传唱是用罗定地方的白话
进行的，具有南江流域方言土语的特，内中有许
多字为白话所特有（包括字义和字形），属白话方
言字词。最常见的是“佢”（Ｐ１７Ｌ５Ｓ４等）字，为第三人
称代词，歌中所有第三人称“他、她、它”均为此
字。其他如“ ”（Ｐ１Ｌ９Ｓ４等，疑问代词“哪里”之意）、“ ”（Ｐ４Ｌ９Ｓ３等，表程度的指示代词“那么”之意）、“啱”（Ｐ６Ｌ７Ｓ３等，形容词“对、合适”之意）、“ ”（Ｐ１６Ｌ１２Ｓ３等，表程度的指示代词“这么”之意）、“逋”（Ｐ５Ｌ４Ｓ４等，助词“了”之意）等。方言字词的运用一方面增添了歌曲的乡土彩和地方特，另一方
面使当地听众听来倍感亲切，易于接受。
（二）篇章布局
从详略安排上看，本歌采取了详略结合的策
略，对一些人和一些事比较详细地讲述，而对另外
的人物事迹则是一笔带过甚或忽略不计。不过与
古史不同的是，它不是采用史诗常用的以重大历
史事件或重要人物为叙事中心的方式，而是有着
自己的选择。歌中最为详尽的描述当属薛仁贵、
薛丁山、薛刚祖孙三代的故事以及枟花笺记枠梁生
与玉卿、瑶仙的故事。笔者遍查枟旧唐书枠、枟新唐
书枠之后发现薛仁贵有传记［４］２２６３－２２６６，其子为薛
讷［４］２４４６－２４４８，其孙为薛嵩、薛崿［４］２９４７，并无薛丁山
和薛刚等人。像薛丁山、薛刚如些重要的人物，如
史有其人必会见诸官修史册，由此可以肯定历史
上并没有薛丁山和薛刚二人，此二人为民间叙事
的虚构。而作为民间的弹词作品枟花笺记枠，有人
专门对弹词的创作起源和流传进行了非常详尽的
考证和介绍［５－６］，证明内中所载梁芳州与玉卿、瑶
仙的爱情没有史实依据，纯属虚构。但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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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恰恰是薛丁山、薛刚、梁芳州、玉卿等历史上不存在的人物及事迹在歌中讲述得最为详尽，简直到了细节描写的程度，这样一种民间的历史书写与官修史书存在着重大的区别。究其原因，歌谣的创作者不可能像中上层的文人或历史学家那样接触到大量的官方史籍，他们对真实历史的了解只能停留在较为粗浅的层面，或者说只基本了解历史的概貌，对历史细节的了解则多是依靠虚构成份非常大的历史演义类传统评书、传说故事、戏曲等民间文艺，对其中内容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更是无从分辨。民间文艺中的历史成了广大老百姓心目中已然的历史，故虚构的人物和事迹堂而皇之地进入到本歌的历史书写之中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从叙说技巧看，能用悬念手法。本歌模拟民间说书艺人巧设悬念、吸引听众的说书技巧，在歌曲的传唱过程中，通过“按落下回事未讲”（Ｐ６Ｌ１０Ｓ１）、“下回且听讲唐王”（Ｐ８Ｌ２Ｓ２）、“下回小说讲花笺”（Ｐ１７Ｌ１４Ｓ４）等语句，故设悬念，以引起听众的兴趣。但是此类设悬念的句子只有三个，而且分布极不均匀（分别见６页、８页和１７页），可以看出这首民歌的传唱者虽然在模仿说书艺人，但并未做到像评书一样巧妙地通过设置悬念将一部作品拆分成若干基本相等的部分，因此这种模仿显得相当业余，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本歌的传唱者不是民间说书艺人。
19年时张艺兴追过杨紫
从表达方式看，有叙有议。本歌前２０页采用叙述与议论相结合方式，以叙述故事、讲述历史进程为主，将议论穿插其中。议论多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和看法，如谴责了商纣、武则天、秦桧等各级统治者为非作歹、陷害忠良的恶行，赞扬和歌颂了赵云、包拯、林则徐等正直忠义之士的善举。２１页至２５页则完全是议论，内容多为告诫年轻人要脚踏实地、认真读书耕作、孝老爱亲、不能胡思乱想等等，体现的是长者对少者的教诲。这种叙议的方式既兼顾了歌曲的艺术性，又巧妙地发挥了它的道德教化作用。
（三）修辞格
顶真。顶真格是本歌最重要的修辞手法，同时也是南江流域泷水山歌、连滩山歌、泷州调等民歌中经常采用的修辞手法，这种手法“方便了歌曲传唱人对长篇的记忆，同时使听者更容易记住歌曲的内容”［７］。本歌除极少数章节之外，基本上每节的第一句都与上节最后一句顶真，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语连意也连，这种情况最为多见，如“陷害忠臣杀比干”（Ｐ２Ｌ１０Ｓ１）与“惜乎妲己陷忠臣”（Ｐ２Ｌ９Ｓ１）既是语词相连，节与节之间的意义也有顺承关系；二是语连意不连，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如“平坡数百姓耕锄”（Ｐ１Ｌ７Ｓ１）与“至地山崩地太平”（Ｐ１Ｌ６Ｓ４），虽一以“平”字起，一以“平”字结，但两节之间在意义上没什么关联，此中情况即为屈大均枟广东新语・卷十二・粤歌枠所谓“挂折者……字相连而意不相连者也”［８］；三是用同音字或谐音字代替，声音顶真而词形并不相同，意亦不相连，如“因系玉卿在前”（Ｐ１８Ｌ１３Ｓ１）句与“两家叩谢主龙（应作“隆”，此据
原文）恩”（Ｐ１８Ｌ１２Ｓ４）中，“因”与“恩”在罗定白话中同音，另有“先生太子系康熙”（Ｐ１９Ｌ１２Ｓ１）中的“先”与“那呜呼得道成仙”（Ｐ１９Ｌ１１Ｓ４）中的“仙”亦是如此，此种情形虽偶见之，亦是本歌一种特。顶真格的灵活多样，体现了民间艺人的应变能力和灵活性。
对偶。虽然民间歌谣一般不像近体诗那样在语句对偶上要求那么严格，本歌这么长的篇幅也不可能像律诗、绝句那样通篇对偶，但是本歌中还是大量地使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充分体现了民间艺人的聪明才智。试举几例：“弃暗投明归正主，兴周伐纣定安邦”（Ｐ２Ｌ１２Ｓ３－４），“兴周伐纣”对“弃暗投明”，“定安邦”对“归正主”，从词性、平仄上对仗很是工整；“报仇光武切如磋，到逋东汉琢如磨”（Ｐ４Ｌ１２Ｓ３－４），此联应为流水对，光武报仇成功就标志东汉建立，“琢磨”对“切磋”，上下联间既包含顺承关系，又能巧妙对应；“春天至雨无彼湿，秋冬有庙挡寒霜”（Ｐ７Ｌ５Ｓ１－２），此联虽不似前两联那样工整，但上下联相互补充的意思还是十分明显，忠义让关羽成为老百姓心中的神，所以才会有春夏无雨湿之忧、秋冬免寒霜之虑的好结果。当然民间的对偶不可能像学富五车的文人那样从内容、词性、平仄甚至是字形等多方面权衡，力求做到天衣无缝，而是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随兴而至，这恰恰反映了民间艺术的粗犷和原生的审美风格。
比喻。如“拿龙捉虎当拿鸡”（Ｐ１１Ｌ１２Ｓ４），将捉老虎这样一件难事处理得像抓鸡一样简单，表现的是薛蛟和薛癸的英勇；“佢当打逋个大虫”（Ｐ１７Ｌ９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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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临死前上折参奸相严嵩，将严嵩比作是大虫老虎；“说通六国为丞相，一支丹桂满天香”（Ｐ３Ｌ１４Ｓ３－４），苏秦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身背六国相印，就像是丹桂飘香一样；“斩将子龙似赶秧”（Ｐ５Ｌ７Ｓ３），赵云杀敌方将领就像是农民赶秧一样容易，着力表现赵云的勇猛，等等，歌中此类比喻，数量之多仅次于顶真。这些比喻的想像可能没有文人那样奇特和开阔，但是喻体如鸡、桂、秧等事物是当地老百姓生活的组成部分，这种以老百姓生活为基础的比喻更容易让他们领会其中的妙处，进而取得广泛的共鸣，获得良好的艺术效果。由此可以看出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本歌传唱者的想像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南江流域的民间歌谣甚或是整个民间艺术都是紧贴当地人民生活的。
夸张。歌中讲到韩信时说“ 韩信冇揸鸡力”（Ｐ４Ｌ３Ｓ１），属夸张格，极言韩信的力气小，与成语“手无缚鸡之力”有着同工之妙，在逐力的年代，看似无用的韩信却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在讲到薛丁山时说“千斤戟只手能提”（Ｐ１０Ｌ３Ｓ２），亦属夸张格，着力表现薛丁山的武艺高强、力大无比。韩信无力、薛丁山力大无穷的特点通过这两个夸张格得以突显，格外的鲜明，夸张修辞格的使用让歌曲的传唱者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口舌或笔墨就能将人物的特点、事件的特征彰显出来，既节约篇幅又有很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本歌的修辞特点，我们可推测手抄歌本有两处似有遗漏。第一处在歌本５７节至５８节处（Ｐ４Ｌ２－Ｌ３），５７节头两句韵脚分别是“年”、“言”，据罗定白话发音应属王力先生古韵三十部的阳声韵第九“元部［ａｎ］”［９］，５７节处最后一句“两家相斗占江山”，“山”阳声韵十一“谈部［ａｍ］”，
第三句没必要押韵的也押了谈部韵，一二句与三四句所押之韵明显不同。另外５８节第一句应与５７节最后一句顶真，５７节最后一句词语为“江山”或“占江山”，但５８节第一句却为“ 韩信冇揸鸡力”（Ｐ４Ｌ３Ｓ１），没有顶真，倒是第二句“有谋朝计做先生”和第三句“先生计较甚清新”做到了顶真。５８节韵脚也出现了不一致：首句“力”发音属入声韵第六“锡部［ｅｋ］”，第二句的“生”白话发音却与５７节“山”同，第三句第四句却是“新”、“身”，属阳声韵第十“浸部［待ｍ］”。由此看来，应是歌本５７节漏抄三四句，导致５８节第一二句变成了５７节的第三四句，依此类推，后面各节第二、三句之间顶真，第二句与上节三四句押韵，这种情况直到２３９节处才结束。第二处在歌本２３８至２３９节处（Ｐ１８）。２３８节一至四句分别为“玉卿许配梁公子”，“梁生又想配瑶仙”，“瑶仙婢碧月芸香”，“看梁生貌丑非常”（Ｐ１８Ｌ１）。“仙”与２３７三四句“年”、“笺”韵同，但“香”、“常”属阳声韵“东部［礎礗］”，与２３９节第一二句韵脚“园”、“牵”（属阳声韵第九“元部［ａｎ］”）明显不同，如此看来，应是２３８节的第二句与第三句之间遗漏两句。手抄歌本这两处遗漏的造成，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歌曲在传唱中传唱者遗忘其中部分内容，二是歌曲在传抄中漏抄了内容。
三、文化意蕴
（一）伦理观念
民间文艺从来就不只是娱乐的，必然还承载着其他的文化功能，有的承载了巫术功能，有的承载了宣传功能，而本歌以及其他一些民间文艺则在认识功能之外承载着道德评判和劝谕功能。super delicate
首先是是非、好坏观念。本歌的是非标准和好坏观念明显受历史演义和传统评书作者观念的影响，甚至为他们所左右。如对武则天的评价，歌中用了“可恶则天心太狠”（Ｐ１０Ｌ９Ｓ４）、“妇人太过乱朝纲”（Ｐ１２Ｌ１Ｓ２）、“可恶妇人假丈夫”（Ｐ１２Ｌ１Ｓ４）等，受传统评书中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明显，另外受枟三国演义枠作者尊刘贬曹观念影响也很明显。尽管如此，本歌对是非、好坏的评价特别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批判暴政、卖国、贪婪、荒淫等丑恶行径，歌颂反抗、爱国、清廉、节俭等美好品格，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是尊卑观念和宿命观念（报应思想）。本歌中君尊臣卑、男尊女卑、读书高贵的观念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从前文武则天的例子、妲己的事迹以及“圣个读书愚做田”（Ｐ２２Ｌ１１Ｓ４）等可以看出。与这种尊卑观念对应的是宿命论和报应思想。如“富贵生成命自然”（Ｐ２２Ｌ３Ｓ４）、“富贵贫穷皆是命”（Ｐ２４Ｌ８Ｓ３）等，这样的句子歌中不少，而“恶人终落强人手”（Ｐ２５Ｌ６Ｓ３）则体现了一种恶有恶报的思想。这种尊卑观念和宿命观念当然属于传统思想的糟粕，但是在客观上对遏制为非作歹、维护社会和谐还是具有一定作用。
第三是道德劝谕。尽管本歌在思想观念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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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符合潮流的地方，但是在为人处事上，歌者对听众还是进行了许多优良传统的道德教化工作，
如要人们孝敬，“为子爱知父母恩”（Ｐ２２Ｌ１２Ｓ４）、“教男教女敬姑翁”（Ｐ２４Ｌ１３Ｓ２）；要人们远离吹牛赌博，“见吹赌败无兴家”（Ｐ２３Ｌ１４Ｓ４）；要人们家庭和睦，“尊卑男妇均和睦”（Ｐ２２Ｌ１１Ｓ３）、“婶姆莫争媳莫分”（Ｐ２４Ｌ１Ｓ４）；要人们勤劳节俭，“家有千金图小利，积少成多日进文”（Ｐ２４Ｌ６Ｓ３－４）、“成家人俭用勤悭”（Ｐ２５Ｌ５Ｓ１）、“做田贸易要悭勤”（Ｐ２２Ｌ１２Ｓ１）；要人们守本分，“总系各人守本分”（Ｐ２４Ｌ９Ｓ３）、“行时行运莫行凶”（Ｐ２４Ｌ１１Ｓ１），等等，不一而足。同时，歌者的劝谕不是就劝谕而劝谕，而是结合史实和传说故事来开展，如要人们孝敬，歌者列举舜帝孝母、王祥卧冰、尤龄温席等史实或传说故事作为示范，显得具体生动，自然也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文化精神
首先是重农精神。虽然歌中有“圣个读书愚做田”（Ｐ２２Ｌ１１Ｓ４）的说法，但是总起来看重农思想依然十分明显。歌中唱道：“圣人话落耕田好，一是读书二务农。”（Ｐ２２Ｌ１Ｓ３－４）读书可能将人带入统治阶级、社会的上层，这是像歌者这样粗通文墨的人的最高理想，将它排在首位自是无可非议，而将务农排在第二位，则是重农思想的最好体现。另外如“耕田地位总无忧”（Ｐ２４Ｌ３Ｓ１）、“做客通番水上浮”（Ｐ２４Ｌ３Ｓ２），强调农业的地位是最有保证的，那些做生意的都不如农耕稳定；“田泥系心福黄金，勤耕种有吃如常”（Ｐ２４Ｌ８Ｓ１－２），将田泥比作黄金，只要勤劳就一定会有收获，均是重农思想的反映。由重农思想衍生出的安土重迁思想在歌中亦有所体现，如“
子道莫遥远路游”（Ｐ２４Ｌ３Ｓ４），就是劝年轻人时时关心家中年老的父母，尽量不要远行。
其次是务实精神。虽然歌中说“富贵贫穷皆是命”（Ｐ２４Ｌ８Ｓ３），但歌者也不反对人们致富，并且认为要致富则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才有可能，而非歪门邪道可致。如上引“家有千金图小利，积少成多日进文”（Ｐ２４Ｌ６Ｓ３－４），强调要通过勤劳节俭来积累财富，再如“计上三年利上利，无经觉买一丘田”（Ｐ２４Ｌ７Ｓ３－４），认为财富是在一步步的实际行动中获得的，这正是南江文化精神中务实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总之，长篇叙事歌枟三国枠不仅在艺术上能够充分体现南江流域民歌的叙事特点，代表了南江叙事山歌的艺术成就，而且有着丰富的文化蕴含，体现了南江流域人民独特的历史观、道德观和文化精神的精髓，可以说枟三国枠是一部有着丰富内蕴的民间艺术珍品。中国好声音王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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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如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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