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艺
摘要：电视选秀节目引发了“草根选秀”和“全民娱乐”的娱乐化浪潮，类似节目的大量涌现和内容的“低俗化”，使得电视选秀节目发展进入低谷。文章以当下国内电视荧屏热播选秀节目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为研究蓝本，从节目模式、制播机制、商业模式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之处，探寻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与创新之路。
徐若瑄早期电影关键词：中国好声音；节目模式；直播分离；收视率
2012年，《中国好声音》成为了中国电视荧屏的最大赢家。《中国好声音》是浙江卫视旗下一档新的音乐选秀节目，节目于7月份在浙江卫视首播后，收视率迅速攀升。9月30日，《中国好声音》总决赛“巅峰之夜”，长达5小时的直播，平均收视达高率到5.23%，稳坐同时段收视率冠军，创下2012年省级卫视的内地收视记录，创造了近2年来娱乐节目的最高收视纪录。据统计，自7月中旬以来的九个星期里，第一阶段节目吸引了1.2亿电视观众和4亿网民观看，《中国好声音》成为娱乐节目名副其实的收视冠军。在广告收入方面，《中国好声音》也取得不俗的成绩。高达6000万元的冠名费，每15秒116万元的广告费创造中国广告单条价格之最。这是继“超女”之后，中国电视选秀节目发展的又一次高峰。
在国内电视选秀节目被普遍认为已走入低谷的今天，而以“好声音”与“真音乐”为特质的《中国好声音》却吸引了众多观众，在短时间内就收获了高收视率与良好口碑，节目的模式和机制有何特点？
一、国际节目模式的成功引进
《中国好声音》源于荷兰大型专业音乐真人秀节目《The Voice》，由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引进。整个节目包含“导师盲选”“导师抉择”“导师对战”“年度盛典”四大阶段，在世界各地已经非常火爆。包括《荷兰之声》《美国之声》《爱尔兰之声》，其中《荷兰之声》在荷兰RT L 4电视台播一经播出，便稳稳吸纳300万电视观众（占荷兰总人口的18. 2%）。
《中国好声音》将《The Voice》成功的国际模式包括诸多的细节引入中国，是节目成功的关键。节目制作方购买节目模式，版权方提供节目“宝典”，“宝典”中规定了节目宗旨，操作流程，录制时间表，每天的工作计划，选手招募方式，乐队、观众的位置，各种LO G O的颜、大小，现场的摄影机、灯位示意图等诸多节目制作细节。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版权方还增加了新媒体方面如社交、网络媒体上较为完整的指导建议。为了追求最佳的听觉效果，甚至导师和身旁音箱的距离，精确到以厘米计算。学员手上的话筒，标上不同的数字收音，而配合他们的穿着打扮、歌曲风格，还有不同的灯光调主题。场内架设了26个机位，记录每个生动的细节。每集不到90分钟的节目，拍摄的素材却多达1000分钟。
对导师的表现，版权方也有要求，如盲选听歌时，他们脸上的表情要让观众看到他们的想法和感觉，甚至对可以使用的表情和动作都有一定的建议。《中国好声音》里，那英手中的小折扇、刘欢的黑棒球帽成为导师的标志，杨坤则无疑是高度曝光的“32场”。
二、电视节目的本土化创新
情歌2012对于电视节目来讲，模式本身不代表一定成功，只是手段，核心是要融入中国文化，符合中国大众的需求，即实现节目的本土化。
作为引进的国外节目《中国好声音》还需符合国家相关的规定，在赛程赛制方面做出相应的改变。荷兰版《The Voice》中，观众通过向制播方付费的方式订阅节目，并在比赛过程中可参与电话投票。国家广电总局规定电视节目不得搞观众场外投票，《中国好声音》将原版的“直播+投票”方式，改为在录播过程中，通过导师评分和99位媒体评审投票相加的方式来实现。这极具“中国特”的投票方式，导师们无法掌控的“媒体评审团”投票，导师那英一会儿哭泣，一会儿舌战近媒体，一会又握手言和。这种方式也增强了节目的看点和话题性。
《中国好声音》对国外模式的改造还在于其内容取向，欧美版较多地关注音乐，而中国版考虑到中国观众喜欢听故事的收视习惯，增加了对选手背后故事的挖掘。相比之下，美国版并不刻意强调学员的身份背景，学员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情况只是通过登场前的VCR来展示。学员在台上的自我介绍非常简单，如姓名和来自哪里等，节目对学员个人背景的呈现非常节制。《The Voice》外国版鼓励创新、喜欢奇特的表演，即便讲故事，比重也很小，处理得比较简单。但在中国，“好故事”却是观众的一大看点，“中国人重感情和家庭，情感故事要比别的国家都看得重。”在故事的叙事结构上，中国人对过快的剪辑也不适应，因此《中国好声音》把故事剪辑节奏调慢，更符合中国人的接受习惯。
纵观国内很多娱乐选秀节目，模式雷同，很难创新，更无法与国际接轨。《中国好声音》虽然是国外模式，但经过浙江卫视和制作方的本土化创新，节目形式新颖，立足国际化的同时本土气息浓重也是其火爆的主要原因。
三、制播分离机制的创新
《中国好声音》是中国电视发展史上真正意义的首次制播分离。到目前为止，国内卫视的“制播分离”划分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电视台把一部分工作交给电视台以外的人来做，但是总控制权在电视台，核心技术和节目内容都是电视台掌控的。第二种模式是电视台负责审查、付费和播出，制作公司全职生产，是目前的主流。由制作公司负责创意、理念、制作，独立完成一档节目。制作公司先拿出样片，交由电视台的审片委员会审查，他们会预估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和广告吸附力，再考虑是否购买。陈晓赵丽颖曝恋情
第三种模式是《中国好声音》创新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的制播分离模式。与很多电视机构购买到国外版权方授权的节目并在自己的平台上播出、产销一体化的方式不同，《中国好声音》选择了制作方和电视台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机制。以往所谓的制播分离，通常是制作单位完成一档节目的创意、理念及制作，然后由电视台花钱购买。对于制作单位来说，收入是固
琅琊榜插曲试论《中国好声音》的节目模式与机制创新
王世龙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大连 116000）杨桐微博
・影视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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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美国永恒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赫钦斯出版了《学习社会》一书，提出了“学习社会”的构想。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号召，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让读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后，许多国家相继开展了学习型社会创建活动。学习型社会，是一种结合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新型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教育不再是某些杰出人才的特权或某一特定年龄的特殊活动，而是越出了传统教育的规定界限，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个人，都享有学习的权利和义务，学习成为了每个社会人的生存状态，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养，促进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演员刘小峰通过以上对学习型社会涵义及主要特征的说明，不难发现，图书馆这一对所有人开放、提供永久性服务的社会教育组织最大程度地契合了学习型社会的内在要求。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它 是一个专门收集、整理、保存、传播文献并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颁
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就已明确指出：公共图书馆作为地区的信息中心，能向用户迅速提供各种知识和信息，为个人和社会体进行终身教育、自主决策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因此，在创建学习型社会中，公共图书馆居于独特地位，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和开放性能为不同职业、不同层次、不同兴趣的读者随时地、免费地提供自主学习的场所和平等学习的机会，是实现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有力保障；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的丰富性和系统性能够满足全社会各类阅读体的多元化阅读需求，是实现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公共图书馆优雅的人文环境最适宜于人们自主性地学习，即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完全由读者决定，也正因为如此，学习才能变成一种轻松愉快、惬意温馨的休闲方式；公共图书馆完善的服务功能，有利于引导学习型社会的成员发挥学习潜力，提高学习效率，完成学习目标。综上所述，在学习型社会中图书馆以其自身的独特优势，毫无置疑地担负起传播先进文化、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养的重大历史使命。
近五年来，全国公共图书馆数量逐年增加，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文化产品日益丰富。2010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近3.3亿，文献外借达2.6亿册次，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公共图书馆，或使用数字图书馆等方式进行阅读与学习，公共图书馆事业正在蓬勃发展。景宁县图书馆于1984年设立，位于鹤溪河畔的馆舍环境优美，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安静、良好的学习氛围。现有馆藏图书10余万余册，阅览座位120余个，期刊250余种，报纸60余份。内设有外借室、阅览室、采编室、少儿阅览室、地方文献室
、资料室、电子阅览室等。每周开放6天，周平均开放时间50小时，全年的流通量为4万册次，阅览室接待读者3万人次。由此看来，全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拥有毋庸置疑的社会教育功能优势，但怎样才能充分利用和开发其社会教育功能优势呢？笔者进行了以下几点的对策思考。
1.要从思想观念加以重视，把图书馆和广大众紧密联系起来。要让图书馆的社会教育成为学校教育中重要的补充手段，通过导读让人们正确地阅读，提高人们接受社会教育的效能。因此加强基层图书馆的建设至关重要。对于社会公众所能接受到的教育来说，学历教育终归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不断深入，公共图书馆作为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免费教育服务的非学历教育机构，其重要功能和现实意义将会越发凸显出来。
浅谈公共图书馆如何发挥社会教育功能张建东 （景宁畲族自治县图书馆 浙江景宁 323500）
定的，如果要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他们只能控制自身成本。而控制成本会影响节目的质量，这直接导致收视率不好；收视率不好，电视台的广告营收也受影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四、多方共赢机制的创新
《中国好声音》在利润分成方面，实现了制作方、电视台、评委、选手等多方共赢，也是其商业模式
创新的重要体现。《中国好声音》采用制作方和电视台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原则。为此，浙江卫视和制作方灿星文化签署了协议，约定收视率超2.0，双方共享广告收益，按比例分成，且制作公司占的比例更高；否则，前期近一亿元的制作费则由制作方承担。制作方为了更高的收视率，必须提高节目的品质，制作成本上不会吝啬，必须请到非常专业的明星、制作人员。
《中国好声音》那英、刘欢、庾澄庆、杨坤四位导师的收入模式是技术入股，彩铃分红。它不同于以往请嘉宾过来按场报价，来一场算一场的劳务报酬模式。而是把整个导师团队跟节目后期的市场开发捆绑在一起，导师在节目当中的参与和投入作为投资。制作方与中国移动有很好的合作，尝试把音乐类的后期开发，把所有学员的现场演唱制作成彩铃，提供给全国的手机用户来下载。学员们的收入也将来自彩铃下载，学员通过彩铃下载得到认可之后，还可以从中分红，形成良性循环，共赢互利。
《中国好声音》将后期学员的演唱会会和导师利益挂钩，四位导师和制作方合作不是短期的利益分成，而是长期的产业链合作。4位顶级导师在节目录制中，对选手作出选择，或纠结不已，或面面相觑，投入了全身心的精力。导师们培养学员也不遗余力，那英给出了自己的专业乐队，利用自己在圈内人际关系为学员梁博请到摇滚明星崔健助阵，刘欢在凌晨1时结束录音……节目充分调动了导师的积极性。
正是《中国好声音》将成功的国际节目模式引入中国，进行了节目的本土化创新，实现了中国电视节
目真正意义的首次制播分离，以及基于市场需求的多方共赢机制，令节目的在中国的首季亮相带给观众诸多惊喜的同时，赢得了高收视率和良好的口碑，对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
王世龙，1980年9月生人，籍贯：甘肃，辽宁师范大学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广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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