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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茹志鹃《百合花》“成功”的探究解读
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
所属院系：人文学院
姓名：***
指导老师：任晓兵 副教授
内容摘要
在政治高压、烈日暴晒的时代环境下，茹志鹃短篇小说《百合花》的幸存、开放、以及此后成为当代文学史中的珍贵标本，让人不禁对这株香气飘散不尽、彩经久不褪的百合产生好奇。本文旨在从外部环境、文本自身美学、接受者不同解读、作者美学思想等四方面对茹志鹃《百合花》的“成功”进行探秘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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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1958年文学环境与症候
经过了1956年“双百方针”的昙花一现，1957年发表文章《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全国上下开展了一次空前浩大的“反右运动”，这次运动使许多文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很多反应真实生活、表露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的文艺作品,被斥为修正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一批干预现实、揭露矛盾的作品被批判为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毒草”。紧接着，1958年，为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人民大众如火如荼的开展了“”运动，为了响应经济上的“”，文艺界也开始了文学上的“”。
那时蒋光慈在《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中宣告：“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1]确实，以当时的时代环境来讲，对已经被认定为政治婢女的文学来说，重个人轻集体是一项不小的罪过。作家好像也只能放弃自我去当政治的传声筒。作家们“若以为是受到了侮辱，那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2]。
这种略带威胁性的宣告和主张，不仅造成文学作品个性的消失，而且使作家个人创造力创作激情的消退。作家担心自身想法太过新异而影响体意识的发扬，担心主观发声使自
己陷入不安全的境地，因此在创作活动中如履薄冰。这种想写而不敢写的谨慎使作家的个性化彩和风格特性，淹没在众口一声和千篇一律的公式化海洋里。
总的来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越来越走向单一化。艺术创作越来越走向概念化、公式化。在创作一部作品时，作家要考虑作品政治上是否正确，是否有方向性的问题，内容上是否塑造了浴血奋战可以突显无产阶级精神风貌的英雄人物，是否描写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题材上则需要担心评定作品等级的标准，绞尽脑汁的向尖端题材靠近，描写工农兵的生产与斗争及能够突出时代精神的政治事件。而像“家务事”、“儿女情”这些小的浪花，不管对读者还是作者，都是不受青睐的。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对自身生活的诉说、内心世界的探索、常态的人性描写、城市的日常生活叙事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都被迫迎接“合法性”的考验。另外，那时的文学批评是简单而粗暴的。批评者手握决定作品生死的重权，常以路线、人民、文艺界的守护者和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们使用“反现实主义”“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等概念来限制作家的个性书写。如果作家执意违反游戏规则，写出一些探求人性与诉说情感的作品，该作品连带作者都会受到批判，甚至遭到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
以“双百方针”时探求人情人性和“干预生活”的作品为例。宗璞的《红豆》描写了因思想觉悟不同、政治追求不同而最终分手的一对大学生恋人的故事，但是小说中隐含着女主人公对恋人的不舍，对爱情的惆怅。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写出了处于“婚姻围城”中的“我”的一次婚外情经历，最终我回头是岸，回归了家庭，但是作品写出了普通人都会有的“喜新嫌旧”的心态。
梦想制造 这两部作品都是先引起议论后又被上纲上线的批判。一开始大致是探讨人物的塑造与作品的主题思想，但以后随着左倾越来越严重，对两部作品的批评也愈发偏激，最终落得了一个“鼓吹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表现腐朽的人生观”的大帽子。在以后的“反右”斗争中，她们的作品成了罪证，很快被打成右派，此后在文学界销声匿迹20余年。
那时带有“干预生活”倾向的作品同样没能逃脱厄运，在“反右”浪潮中几乎全部被打成“毒草”，理由不外乎是这些作品给“党的组织抹黑灰”、美化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丑化了党的领导干部、暴露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等等。被打成“毒草”的作品里就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反右”斗争刚刚开始，这篇作品便遭到了如潮水般一波接着一波的批判，作者因作品的“毒草”性质被打成“右派”，其后流放新疆十数年。
相较而下，在左倾越来越严重的1958年，当代革命小说中最富于人性书写且同时被《人民文学》转载的《百合花》无疑是个奇迹。这一株清新俊逸的百合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非但没有使茹志鹃陷于危险境地，而且还成就了茹志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对于《百合花》的研究和解读依然在继续。那么，到底是什么使这株看似柔弱的花常开不败呢？
二、花开得好，园丁的功劳少不了
在“十七年文学”中，短篇小说《百合花》在文坛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以其在“十七年文学”中受到的关注和成就来看，《百合花》不可不谓之成功。从这种成功来看，外在因素是极其重要的。洪子诚先生分析时认为《百合花》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 50 年代短篇艺术上所达到的示范性成绩，再就是在一种‘规范性主题’的成功表达上受到肯定的。”[3]确实，规范性主题受到肯定，方向性上没有出现问题，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基本因素。而这种“规范性主题”之所以受到肯定，茅盾扮演了很重要的角。
1958年对时任上海《文艺月报》编辑的茹志鹃来说应该是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的一年。
丈夫王啸平被划成右派“开除出军，开除出党”[4]，这使身为党员的茹志鹃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惶恐之中。家庭风波让茹志鹃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迷茫。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在有关文章中称1958年的这段时间“是我母亲心情灰暗的时期”[7]。而那时《百合花》的发表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篇小说在《延河》第4期发表，但它“感情阴暗”[8]“缺乏阳刚之气”、“风格过于纤细”，因此被人们看成是不合常规。其后更是有人批评说“茹志鹃已经走到反党危险边缘”[9]。惴惴不安的茹志鹃眼看就要步《红豆》与《在悬崖边上》的后尘，遭受与宗璞邓友梅相似的命运。
不幸中的万幸，时任文化部长和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很欣赏这篇小说，他在1958年第6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分析了《百合花》的思想性和艺术特，给《百合花》定了性。茅盾认为它“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并提到“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千余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10]，显然正因为茅盾将《百合花》中的人物关系设定为高尚的军民关系，才使《百合花》幸免于难。值得一提是，领悟 李宗盛 伴奏《人民文学》在这一期还破例转载了《百合花》。就这样，茅盾的阐释将《百合花》中特殊的、个体性的情感表达趋于“合法化”、使《百合花》处于一种安全模式。
此外，茅盾还赞赏《百合花》严谨的结构、浓郁的抒情风味，尤其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中对小说的人物塑造赞赏有加，他写道“人物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在那个特殊的时间段，“文学批评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11]，毫不夸张的说一篇批评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政治生命，甚至决定一个作家人生的走向。“茹志鹃的《百合花》一度被批评，茅盾出来讲话，赞扬这个作品，茹志鹃就站住脚了”相逢是一首歌[12]。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茅盾的支持是多么重要。
>浩二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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