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记事——上海1933
作者：张力文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6期
摘 要：本文介绍了1933年发生在中国的大事，以及在上海的流行音乐事件，对中国早期流行音乐进行分析。随后，笔者围绕四个问题进行讨论：中国的流行音乐为什么肇始于上海？新时代的歌舞厅对流行音乐起到了什么作用？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机，音乐家会做出哪些选择？早期的流行音乐家是怎样走上流行音乐的道路的？
关键词：老上海 流行音乐 百乐门 黎锦晖 陈歌辛
月明星稀，灯光如练。
何处寄之，高楼广寒。
非敢作遨游之梦，吾爱此天上人间。
这首诗是1933年所作的《百乐门谣》。那么它描绘的人间仙境到底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其所处的上海是怎样的形势？这首诗又与流行音乐有什么关系呢？
一、前言
1933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已经两年，但东北沦陷后战火还没有扩至全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已习惯于在各个列强势力下寻求平衡。国家虽处于风雨飘摇间，但动荡之日已久，人心不免麻木。音乐领域这一年鲜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从诸多“小事”中，也可以一窥大事的因果，“小事”即不妨作为重点。首先来看一下1933年政治和音乐发生的事件。
（一）政治大事
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
1月17日，中共发表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月26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国工友书》，提出要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厉行抵货，加紧抗日。
3月4日，日军攻占承德；21日，工农红军打破第四次“围剿”。
5月8日，蒋介石发表攘外必先安内的演讲；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8月1日，全国各界慰劳在东北抗日的将领马占山，捐款达2千万元，马在沪公布仅收到171万元。
10月9日，在日本唆使下，内蒙德王在百灵庙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
11月20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刘萌萌声音 （二）音乐大事
1月1日，《明星日报》创刊，不久后发起了电影皇后选举，词人陈蝶衣任主编。同月萧友梅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与蔡元培、叶恭绰等发起成立“音乐艺文社”，筹划出版《音乐杂志》。
2月25日，明月歌舞团在北京戏院表演，随后在该年春解散。
张学津三位妻子 7月3日，陈白曾、潘公展等上海教育界和电影界中的有识之士发起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
8月，田汉在左翼戏剧家联盟内成立音乐小组，由聂耳任组长，后又成立“苏联之友”音乐小组，标志着“新音乐运动”的发起。
11月12日，特务袭击艺华影片公司。
12月15日，百乐门开业仪式。
这一年音乐上几无大事，鲜有音乐史上里程碑的事件，但这一年中国早期流行音乐大部分的重要人物都已现身，他们正在以自己的天赋与努力，将中国的流行音乐从新生带向成熟。回顾中国早期的流行乐史，笔者对几个问题不免有些思考，这里举隅分析，难免疏漏。
二、为什么流行音乐诞生于上海
提起老上海，就不得不提租界，虽然租界在历史上是屈辱的象征，但其带来的外来事物和外来文化，都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海与外界的交流非常早，如《上海的外国人》所介绍：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英租界（1845）、美租界（1848）、法租界（1849）相继辟设，随后英美租界合并（1863），外国人来沪渐多，居留的时间也长了起来。外侨在上海主要分布在公共租界，其次是法租界。
战争以后，上海开埠，租界兴起，外国人不仅带来欧洲的生活方式，也为上海普及了西方的文学艺术。当时的上海以今天的人民路划为南北两界，北面是繁华的租界，南面居住着老城厢上海人。太平天国运动和小刀会起义为中西融合提供了可能性，大量士绅、知识分子、商人为逃避战祸纷纷涌入上海，租界出现了华洋共居的情形。《上海的外国人》这样描绘了上海这座外国气味最为浓重的中国城市：
形形的外侨，年复一年地在上海生活、工作、开厂、经商、办学、行医、传教、出版报纸、跳舞、打猎、划船、赛马，当然还有走私、、犯罪，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有各自的活动圈子，将世界各国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带到上海，将外国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带到上海，自来水、煤气灯、电灯、马车、汽车、自行车，按钟点作息制度、星期制度、教育制度、市政管理制度、选举制度，自由、平等、博爱……所有这些，都对上海社会演变产生了极其广泛而复杂的影响。
租界对当地的文化、社会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期汉口、天津也有规模较大的租界地区，但为什么中国的流行音乐溯源及繁盛在上海？
实际上当时的汉口和天津也都有各自的流行音乐发展。20世纪30年代，在远离上海的武汉汉口，法租界的尉迟先生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爵士乐学校——钜源音乐传习所。传习所招收一大批孤儿，由美国、菲律宾、白俄等各国音乐大师教授管弦乐与爵士乐，连我国末代皇帝的宫廷乐师鄂达夫先生也在此授艺。许多优秀的爵士乐手在此出师，包括吉米·金乐队的小号手周万荣和杜厚臣，也是后来享誉上海的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队主力成员。天津此时也已常见艺术性的西洋音乐演出活动，校园音乐文化在此时兴起。与其他租界相比，上海公共租界开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管理机构最庞大，因而其所受外来文化影响也最为深远。与被称为“曲艺之乡”的天津相比，上海远离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人们的思想也更加趋向于包容开放，易于吸收融合外来文化。与汉口租界相比，上海坐
拥大海港，是舶来品荟萃的要地，且经济实力强大，自然导向文化的繁荣。因而上海公共租界也就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早期流行文化的风向标，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批家庭爱情歌曲《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以及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几乎所有中国早期流行音乐的重要人物都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如此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上海在中国早期流行音乐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歌舞厅的兴起对流行音乐的影响
上海开埠之初，外侨在沪经商，本土上海人多在戏园、茶馆打发闲暇时光，外国人不习惯这种娱乐方式，便在周末和节假日举办舞会作为社交活动。留洋归来的年轻人醉心欧化，交谊舞作为时尚的娱乐休闲方式大受华人欢迎。上海最早的独立存在的营业性市民舞厅是“黑猫舞厅”“老大华舞厅”和“月宫舞厅”，前者是华人自己开设，后两个是由日本人在沪开办。百乐门舞厅虽不是最早，却是当时最豪华的大型舞厅之一，是上海滩摩登生活的标志，以至于诗人称之为“天上人间”。向快乐出发 天娱星
百乐门舞厅在上海滩崛起之际，仙乐斯、新仙林、丽都等其他大型舞厅尚未出世，大都会舞厅还是“新新旅馆舞厅”。作为上海第一家设施一流的舞厅，《申报》在1933年12月15日第九版中大篇幅报道了百乐门的开幕盛况，这座“远东第一乐府”随即成为老上海的标志性流行文化符号。一般习惯把百乐门定位为舞厅，实际上全称为百乐门大饭店舞厅，由饭店和舞厅两部分组成。《申报》上关于百乐
门大饭店的大幕宣传广告，绝大多数与舞厅有关，如“最新发明、弹簧地板，琉璃世界，别开生面，名歌艳舞，人间化仙”，它奢华先进的设施如玻璃弹簧舞池，使之掩盖其餐饮和住宿两大主体。百乐门是一个综合性娱乐场，其集合了娱乐、饮食、住宿等多功能，是上海乃至中国当时最新最前的流行文化集中地，上演着西方流行的娱乐方式，以及中国上层和小资阶层争相效仿的生活方式，这里不仅可以跳舞、吃饭、喝咖啡，还可以谈生意。斯英在《上海舞场之今昔》一文中提道：“跳舞厅因为是摩登生活的产物，建筑在奢华生活的尖端，所以出没舞场的人，不但有钱，而且都是时髦的人物，官僚、政客、资本家、洋行买办、绅士名流、风流大学生、贵族阶级的公子哥儿、名门闺秀、电影明星、交际花、姨太太……这些便是维持舞厅的基本角。”百乐门豪华的夜总会的硬件设备迎合了日益增长的跳舞需求。这种看似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交际形式，激起了对外来文化的渴望，人们也在伴着流行音乐的舞蹈中忘乎所以。跳舞形成热潮的同时，作为其背景的音乐由于其易于传播的特性，更为人们所知。火星研究院
上海滩的舞厅最初都由乐队伴奏，大批外籍乐手在租界活动，最多时达五六百人，以菲律宾人为最多。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是亚洲最先接受爵士乐熏陶的土地，百乐门舞厅也曾聘用菲人乐队“纳尔逊乐队”。当时不会有高档舞厅愿意聘用华人乐队，最多只能在下午茶时间演奏，收入也极低。后来的日伪时期，舞厅老板为了招揽生意，开始流行聘用当红歌星在舞厅演唱。《旧上海的舞场点滴》中提到：“日伪时代，舞厅中流行聘用歌女在音乐台前清唱，红歌女风靡一时。”当时上海滩有七大歌星，
分别是周璇、龚秋霞、白光、李香兰、吴莺音、白虹、姚莉，姚莉和吴莺音都曾受聘于舞厅唱歌。百乐门汇聚了当时上海滩的名流歌星，周璇、白光、吴莺音、张露都曾在此演唱，金妮更是在百乐门走红。黎锦光、陈歌辛、姚敏、严华等早期流行乐坛的作曲家们也一展身手，他们创作出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由当红歌星传唱至整个上海滩。姚莉是上海滩第一个在舞厅中唱歌的歌女，她的代表作就是陈歌辛所作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当红舞女、歌星、乐队不仅作为舞厅的招牌吸引顾客，更直接影响了舞厅的营业额。抗战胜利后，大批菲人回国，由于菲人乐队语言不通，价钱昂贵，不好相处，第一支华人乐队“吉米·金大乐队”进入百乐门舞厅，这支中国人组成的爵士乐队几乎风靡了整整一代上海的年轻人。以百乐门为代表的歌舞厅作为流行音乐的传播平台，使得流行音乐在上海滩大放异彩。
奈欧斯奥特曼主题曲 四、流行音乐何去何从
1933年，中国的社会环境错综复杂，刚刚兴起的流行音乐也不得不面临抉择：是继续爱情歌曲的创作，还是把眼光投向救亡歌曲？上海流行乐发轫时期起到重要作用的明月歌剧社，就面临着这个难题，并于该年宣告解散。
黎锦晖以其民族化、大众化的特征，被称为中国流行音乐第一人。在中国的流行音乐产生之前，京剧和民歌小调作为上海的“流行音乐”存在，租界里各大舞台争相上演着本地的“连台本戏”和北京的“四
大名旦”，《武家坡》就是当时极为流行的段子。也有少许英文流行歌在西桥俱乐部和舞厅里流传，还有些俚俗下流的里弄小调，歌词不堪入耳。黎锦晖1927年创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两年后改成明月歌剧社。虽然植根于上海，明月歌剧社却活跃于中国以及“南洋”。明月社不收学费，还提供膳宿，校方给学员安排歌舞课和文化课。黎锦晖创办明月社的初衷就是希望人人能演唱并欣赏白话文歌曲。王人美自传《我的成名与不幸》中回忆黎先生对此的解释：“我从小喜欢音乐，后来，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觉得中国音乐应该以民族音乐为主流，民族音乐应该以民间音乐为重点。……我认为儿童歌曲长期被忽视，受冷落，如果能革新儿童歌曲，取得成绩，也许能有助于推动中国音乐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由此可看出，黎锦晖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不是为了发财和沽名钓誉，而是为了创出一条歌舞新路，培养一批歌舞新人。周璇、白虹、黎明晖、徐来、顾梦鹤、薛玲仙、黎莉莉、胡茄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红歌星、当红影星从这里走出，流行音乐作家黎锦光、姚敏也在其中，明月社成为当时最大的造星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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