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国演义》版本传世撒贝宁 写真>凯莉布鲁克r级图片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茉莉花曲谱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的人。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
二、残叶与嘉靖壬午本宋承宪整容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三国演义动画版主题曲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三、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雷霆战警插曲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四、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五、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甲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乙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
疏远。
这从下列两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六、“十二”与“十三”之谜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和“十三”的异。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
七、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
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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