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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现代韩国犯罪类型电影在世界电影产业中脱颖而出，其不论是剧本创作亦或是电影美学都饱含独特的韩式风格，成为大众追捧的主流电影类型。近现代韩国犯罪类型电影用暴力、情、阴郁将现实问题极端化地呈现给审美主体，在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与心灵冲击的同时，引导审美主体开始对社会现实进行理性反思，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
关键词：韩国电影悲剧精神快感暴力美学丑审美价值
悲剧主题与人物塑造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写道：“悲剧始终渗透着深刻的命运感，它恰恰在描绘人的渺小无力的同时，
表现人的伟大和崇高。”受历史因素影响，韩国本土饱含“恨文化”元素，同时在接受外来基督“原罪"意识的影响下，韩国犯罪类型电影的主题选择与人物形象塑造大多表现出强烈的悲观主义精神。影片往往窥视人性的阴暗与邪恶，剧中的人物不断遭受巨大的灾难与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既定”命运常与现实社会元素紧紧捆绑。在剧中人物所表现出的积极抗争与社会状态的不断毁灭相交织的过程中，审美主体的悲剧意识不断积累放大，影片所表现出的内涵与悲剧精神也作为一种超越意识的审美体验，使审美主体获得美感”
悲剧中的美感产生于他人的痛苦与灾难引发的审美主体“恐惧”“怜悯"与“振奋”的情感共鸣之中。韩国电影的主题选择，往往以人性的堕落与极端的社会问题作为切口展开，放大社会本身存在的“恶"，同时影片中的人物设置多进行“去英雄化”的处理，以社会弱势体或小人物的形象置入故事。在社会之“恶”的笼罩下，遭遇巨大不幸与毁灭的个体与恶之社会产生强烈的悲剧性冲突，并在冲突中展现出强烈的韧性和生存欲望。以杨禹锡导演的电影《辩护人》为例，电影以韩国1980年“光州事件”作为背景，讲述了律师宋佑硕直面全斗焕独裁政府的强压，为被诬陷为“左翼分子”的镇宇进行辩护的故事”
电影《辩护人》中，军人、警察、律师都成为军事独裁政府震慑人民的政治傀儡，宋佑硕所代表的则是弱小的“个体”身份，同政府势力相较是脆弱得不堪一击的。但在这种恶势力蔓延的环境下，宋佑硕在不断遭受灾难与毁灭后，仍能坚守自我，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并为捍卫镇宇的清白不断在法庭上与政府进行抗争。宋佑硕以“个体”身份用血泪维护人性的尊严的行动，使审美主体对重压之下的人物个体
命运产生”怜悯”之情，从而衍生出对人性的感悟以及悲剧所表现出的美感。同时，影片中人性的罪恶也被放大，在社会之恶下，警察对镇宇进行非人的虐待，不断落在身上的钢管、被埋入蓄水池无法呼吸等暴力手段，将镇宇原本文静乖巧的性格洗脑成只会说“我错了”的“老实人”政府的专制与暴力以及人性内心的丑恶被极端化地揭露出来，将审美主体带入一个丑恶的专制世界中，并逐渐产生对全斗焕独裁政府与恶势力帮凶的“恐惧”。电影最后虽以败诉结尾，但法庭上申请为宋佑硕辩护的99名律师的签名已经说明民主自由的种子已经在许多人心中发了芽，而审美主体所体会到的同毁灭不断抗争的悲剧意识与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也得到了升华。
韩式悲剧中快感体验与社会意识
“愉悦性”是美感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精神的愉悦从广义来说，是一种快感”与生理快感相比，美感则是一种更高级的精神快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诗学》第六章指出：“借弓I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也写道：“在悲剧中揭示出来的正是人类高尚的精神。人在观看痛苦中获得快感，是因为他同情受苦的人。”当审美主体对悲剧中正遭受巨大苦难的人物产生“怜悯"与认同感时，即与悲剧中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随着情节的发展，故事的“恐惧”蔓延到审美主体并使其感同身受，直至故事人物完成自身使命，审美主体压抑已久的“恐惧”心理得到瞬间释放，从而产生悲剧快感。
近现代韩国犯罪类型电影常以主人公的失败作为结局，审美主体所获得“恐惧”“怜悯”与“振奋”的心理状态难以“失败”作为释放的原因。黑格尔(Hegel)在《美学》中写道：“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以及其目的来凸显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和平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电影中主人公的行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个体利益的牺牲所表现出正义精神与顽强的生命力却在审美主体中得以继续传播。韩国真实事件改编的犯罪电影《杀人回忆》《韩公主》《熔炉》等，所涉及的案件多为悬案，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审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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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宣泄的心理和产生悲剧快感的诉求加速了对司法制度缺陷反思和社会意识发展的步伐，在继承了
影片中人物所凝结出的信念与力量后，审美主体往往通过自身的行动努力，推动变革以获得审美快感体验，并从中得到蜕变，实现悲剧的超越。
”惊奇感于瞬间如电光火石一样划过主体的心灵，于是主体便以审美的心态来重新观照对象。真正的审美快感是伴随着惊奇感而产生的，换言之，惊奇感是获得审美快感的必要契机。”现代韩国犯罪类型电影将传统的悲剧与暴力美学相互融合，呈现一种悲剧快感与感官快感相融合的惊奇景观。例如，电影《我是杀人犯》中，连环杀人凶手逃逸多年，在诉讼期结束后，一名自称是当年凶手的年轻人李斗石突然出现，并出版了忏悔自传《我是杀人犯》，电影的正义与邪恶在暴力手段下不断交换着身份，使审美主体的情绪不断起伏，惊奇感应运而生，从而获得审美快感”同时，影片中的媒体将李斗石宣传成为仿佛“明星”一般的存在，高中少女甚至自发组织了“李斗石后援会"”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中写道：“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在这种对罪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行为的衬托下，妻子被杀的刑警崔刑久和受害者家属便引起审美主体的“怜悯”的情感，在善与恶的一次次交锋中，正义节节败退，审美主体的痛感与“怜悯”感情随着崔刑久的坚持不断提升，直至最后崔刑久将充满蛇毒的钢笔深深插入真正的犯人的胸膛”悲剧中的主人公完成了自我救赎，审美主体也从自我对悲剧情节的情感预设中走出来,“怜悯"与“痛感'被宣泄，转换为极大的快感”
丑感的设置
“丑”的审美价值在于其可以还原现实生活本来面目遥近现代韩国犯罪类型电影中的人物设置往往并不完美，甚至并非善类。《杀人回忆》中对嫌疑犯拳脚相向的胖警官朴斗满、《走到尽头》中肇事逃逸的高建洙、恶人传》中与黑帮头子联手的郑泰锡等，本应当秉持正义的主人公却丝毫不掩饰自己”丑”的一面。美所带给审美主体的意向是和谐，而丑表现的最大特点则是不和谐”
现实社会中人性通常拥有正反两极，电影将人物“丑”的一面展示给审美主体以带来不适感，意在还原现实生活本来面貌，从而增强影片的真实性，使审美主体更易在观影过程中获得“共情”。同时，“丑”的审美价值并不完全体现在表现某种社会共性，同时意在表现个体所富有的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罗丹曾说过:“自然中认为丑的，往往要比那些认为美的更显露出它的个性””现实中并不存在完满的人性，丑的设置使人物更加饱满立体，从而使审美主体易于融入影片产生共鸣，得到理性满足”
近现代韩国犯罪类型电影中的丑感的设置并非多表现”罪大恶极”，而是一众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表示：”平庸之恶就像表面蔓延的一层霉菌，它没有思考，因而缺乏深度，这就是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这才是根本的”
”近现代韩国犯罪类型电影所表现出的恶往往不易直接表现犯罪分子如何残忍，而是在现存社会背景中，社会体对体制与恶人视而不见所表现出的平庸之恶。而对丑的设置，更凸显了平庸之恶的“残忍"”以罗泓轸导演的电影《追击者》为例，影片将警察形象塑造为自由散漫的处事风格与缺乏责任心
的态度，虽仍作为“警察”身份向被害人提供着微薄的救助，但他们的漠不关心间接导致被害者死亡”审美主体在鉴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开始对“丑”的形象进行反思”
丑的审美价值同样在于与美对照与衬托，以达到近现代韩国犯罪类型电影思想传达的最终目的。例如，韩国电影《杀人回忆》警官朴斗满虽有一身的恶习，但对于案件执着以及对陌生女孩递伞的温柔行为则被放大，在审美主体感到不适的同时，更加注重朴斗满的优秀品质”电影《母亲》影调极度压抑，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小人物，没有绝对的好人，他们为自我而活”主角母子二人，母亲为证明儿子无罪诬陷他人、杀害目击者，而的儿子则表现得懦弱，甚至有浓厚的恋母情节，而配角则为素质低下的警官、市偿的律师等””丑”的形象贯穿电影，审美主体在观影过程中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但畸形母爱仍表现得如此无私，的儿子在懦弱中仍去寻求他人的“尊重"与“认同”，使审美主体在思考社会关系、感受社会的冷漠与人性的麻木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母爱和社会认同感的理解”
阴霾下的自我反思
”美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相符，然其力足以深邃人至性情，崇高人至好上，亦可辅道德以为治。”艺术的教育功能使审美主体获得对社会、人生、他人与自我正确的伦理态度”近现代韩国犯罪类型具有浓郁的社会人文特点，将导演所宣扬的社会立场、审美理想等自我价值观融入到电影作品当中，以表现当下社会人们所面临的矛盾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真实事件改编是韩国犯罪类型电影的一大特，又被称为:Faction电影"，其目的在于传达案件背后的原因及目的”导演以写实的创作手法，将人性的扭曲与社会的反思极端化地呈现于荧幕，抨击国家制度、社会阶级、新闻媒体中所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从而引发审美主体对人性与社会深刻的思考，同时也推动韩国本土文化思潮的进程。以电影《素媛》为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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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讲述了遭遇性侵的未成年少女，如何走出内心的阴影，与家人一同面对残酷的现实社会生活。未成年少女一家作为影视符号，反映了当时社会弱势体的生活状态，在政府、媒体、警察、邻里之间等多方势力的关系下，错综复杂的社会的黑暗面与人性的阴暗被剖析放大，惩治真凶、二次伤害、媒体流量等问题引发审美主体在对弱势体关注的基础上，开始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再以《黄海》为例，影片讲述了为寻在外打工妻子并偿还所欠债务的男子，以“杀手”的身份偷渡到韩国，却发现早已深陷命案之中，只得与另一名追杀他的杀手展开周旋的故事。影片通过极端暴力美学，
将处于社会不同阶层人物在社会中面临的种种问题感性地表达给审美主体，从而引发审美主体理性的思考”社会问题意识”是导演所要呈现的主旨之一，通过电影的审美教育功能在审美主体中得到传播，社会问题在受到审美主体深刻反思的同时也聚焦社会本身，带动了社会与法制改革。电影《辩护人》推动对“釜林事件”进行二审判决的时间，判决5名受害人无罪，这时距离一审的时间已经过去33年。《熔炉》则推动《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法案修订法律案》出台，加强性侵案件的惩处力度。列宁(Lenin)曾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去。”近现代韩国犯罪类型电影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意识与自我反思意识，成为推动韩国文化治国的强有力的支柱。(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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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5.
(上接第101页)
还原与细节把控能力，以对概念做出专业阐释，厘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同时考虑接受者的文化背景，到受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还要把握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不因过于倾斜某一方而造成关注点的偏移。通过传受双方的文化互构，减小"文化折扣”。
KOL作用薄弱，号召影响急需提升。截至2020年4月，根据Social Blade统计的YouTube中国区粉丝数前10名网红创作者，能看出网络意见领袖在跨文化传播上的力量。同时也看到，现象级博主不多，且视频内容单一。要解决海外KOL不足需要先分析其原因。首先，自身特不足。短视频市场趋于饱和，同质化严重。少数头部IP能收获顶级流量，大多数内容创作者陷入腰部的激烈竞争中。其次，内容变现模式向平台倾斜。以YouTube和抖音的内容创作者粉丝打赏收入这部分来看，两家平台差异很明显，YouTube平台会让创作者分成70%，而抖音的创作者分成仅30%。收入不足影响内容生产质量，
而内容又是引流和涨粉的最重要的渠道，且没有国内粉丝与流量的积累，出海更是困难重重。
结语
5G成为视觉表达趋势，国际传播迎来“视频转向”，短视频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新阵地。如何打破文化壁垒，把中国故事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能理解的内容、接受度高的形式讲出来，塑造与传播中国形象，增进文化理解，自2014年媒体融合改革以来，短视频领域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面对复杂的海外形势，我国跨文化传播仍面临诸多困境，还需要政府、互联网企业、媒体等跨文化传播主体在前行之中继续摸索总结。(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栏目责编：乐禾
参考文献:［1］张冬瑾.中国短视频出海之困局［J］冲国报业,2019,(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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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夏临.“讲好中国故事”主题短视频的国家形象传播策略探析［J］.视听,2019,(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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