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总第104期)
J ou r nf l of t he Par t y Sch ool of C PC Z he ngzhou M um ci i pal C om m i t t ee N o．2，2010(Sum，104)哲学研究
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哲学观点探析
牛艳娇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观点的提出，源于永贞革新失败后革新派与守旧派的一次大论辩。在这次论辩中刘禹锡写下了著名的哲学著作《天论》，从辩证的视角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观点，对永贞革新给予肯定和支持。“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不仅批评了阴骘之说神秘的“天人合一”论，澄清了“天人相与之际”的种种疑团，而且弥补了以往自然之说的一些弱点，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深化了“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以及“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的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刘禹锡；天人关系；背景；哲学意蕴；影响
中图分类号：B24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701(2010)02—0034—03
刘禹锡是中国古代的政治革新家、文学家和哲学家。其八百多篇诗文乃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经典华章。同时，他对中国哲学史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其哲学著作《天论》中提出的“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观点，体现r天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取胜的辩证思维。本文结合永贞革新的背景和新旧两派的大论辩，分析探讨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观点提出的背景和地位影响等，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观点提出的背景
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观点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最直接的原因乃是源于当时一次霞大的政治改革——永贞革新。在这次改革中，革新派虽付出r血的代价但还是中途夭折。参与革新的刘禹锡坚持“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哲学理念，即使大半生都陷入困境也不改初衷。
弊政丛生的中唐王朝受到两个方面的困扰：第一，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失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更加严峻，藩镇之乱此起彼伏。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泾原兵奉前卢龙节度使朱{i I七为主，大举造反，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转走梁州，直到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七月，才得以重返长安。此后，长安又屡遭藩镇围困，有如一座危城。第二，宦官专权。安史之乱后，君主不信朝臣，宦官得以干政。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和鱼朝恩，以宦官执掌兵符，扩大权力。德宗出奔奉天时窦文场、霍仙呜护驾有功，归后则以二人为神策中尉。由此，宦官主管禁军成为制度。而宦官以军权在手，无所顾忌，干政益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
家军权，乃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另外，贪鄙当道，贤能被逐，苛征如虎，百姓涂炭，亦成为唐王朝君臣亟待解决的问题。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于贞元二十一年初德宗薨太子即位(顺宗)之际，积极开展变革新政运动。顺宗为太子时，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他最宠王侄，且与王叔文志同道合。其时，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哗、陈谏、陆志、吕温、李景俭等也都与二王相结，最终形成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党派。他们在顺宗的支持下，针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弊政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宣布蠲免百姓所欠诸课利、租赋、钱帛，禁绝各种杂税及例外进奉；罢宫市和五坊小儿，停内侍郭忠政等19人正员俸；贬谪贪污腐败、民愤极大的京兆尹李实；放出后宫宫女胜女的代价2歌曲
收稿日期：2010—02一13
作者简介：牛艳娇(1981一)。女，河南荥阳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牛艳娇：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哲学观点探析哲学研究
300人及教坊女乐600人，召其亲族归之；裁减宫廷内部的翰林医工、相工、占星等冗食者42人；抑制和打击方镇的势力等。这些改革措施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遏止了政治、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但只推行了半年多时间，有的还未能实施，就已触动了宦官、藩镇势力和腐朽官僚的既得利益，使得他们大为不满。朝中御史史窦、御史中丞武元衡将革新党派列为异己并进行攻击，地方藩镇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
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等也相继向顺宗及太子奏表进笺，攻击革新党派。宦官俱文珍等借王叔文充度盐铁转运副使之机，削去其翰林学士之职，使王叔文失去掌握密诏令的机会而无法领导变革新政运动。不久，宦官俱文珍等又逼顺宗下旨“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改元永贞。同时向革新派开刀，贬王侄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其他参与革新的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哗、韦执谊、程异、凌准、陈谏8人皆被贬出京都(此被贬10人史称“二王八司马”)。王1丕不久死于贬所，王叔文翌年亦被赐死。至此，这场变革新政的运动彻底失败。永贞革新的夭折，使唐王朝失去革除弊政、铲除政治毒瘤的机会，致使中唐以后的历史在朋党之争、藩镇坐大、宦官掌权的境况中风雨飘摇、江河日下，最终走向覆亡。刘禹锡至死不渝地肯定永贞革新，为捍卫这次革新而提出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哲学观点也由历史作了鲜明的注脚。
二、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观点的哲学意蕴
永贞革新失败后，以王叔文为首、刘禹锡等为核心人物的革新派悉数被贬，而以宪宗和朝中宦官为首的保守势力则掌握大权。为彻底摧毁革新派，保守势力对革新派实行彻底的政治封杀。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思想、理论和舆论上对永贞革新进行围剿，指责这次革新是违天命之行，因而天谴人怨，事败人贬是罪有应得。对此，柳宗元和刘禹锡进行了奋起反击。新旧两派展开了震惊朝野的大论辩，此次论辩乃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精彩的一章。在这次论辩中，代表保守派出面发难的，是刘禹锡昔日曾为同僚且志趣相投的朋友韩愈。韩愈贞元八年登“龙虎榜”，早刘禹锡一年中进士。与刘禹锡在一起共事，结成了朋
友，但在政见上稍有异识。不久，韩愈因上疏直谏官市的弊端和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而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韩愈对贬官毫无思想准备又不明其原因，怀疑是刘禹锡和柳宗元泄露了他所说的一些过激之言而获罪，由此结下私怨，这成为他代表守旧派发难的因素之一。对永贞革新持有异见的韩愈在评论这次变革时，以“论史”为题对革新派进行有神论的说教，认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责备革新派“不知天”。他说，天能“赏功罚祸”：“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暗示永贞革新的失败是“天”的惩罚。韩愈以“物坏虫生”作类比，认为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为人民谋利益，是对“元气阴阳”的破坏，因而会遭到天的惩罚。由此类推，革新派实行新政，违天命而行，失败受罚也是理所当然的。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的谬论，柳宗元撰写了《天说》进行驳斥。他认为天地、元气、阴阳与自然界的果、草木一样，都足物质性的，强调天没有意志，不可能对人赏功罚祸、有报有怨，人的祸福是由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与天没有关系，从而肯定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合理性，从哲学理论上对永贞革新予以肯定。
在以上辩论中，刘禹锡认为，柳宗元驳斥韩愈的《天说》确实写得好，但未能详尽地论述天人关系，便写作了《天论》一书，透彻地辩明天人关系。“天之有三光悬宇，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仪，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雷风。乘气而生，分汇从，植类日生，动类日虫。保虫之长，为智最大……大凡人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日：天与人交相胜耳”。在刘禹锡看来，
天空有日、月、星、辰高悬着，它们是宇宙万象中最神奇、明亮的部分，然而它们本源于山川五行之气。天是清而轻的气，地是浊而重的气；浊而重的气是清而轻的气之根本。天地一经形成就相互发生作用，元气缓慢地运动形成了雨露，急剧地运动形成了风雷。万物凭借着元气的运动而产生，又按其不同的性质分类聚，有植物、动物，而人是动物中最有智慧的。凡是属于有形体之物，其作用总是有所能也有所不能。天，是有形物中最大的；人，是动物中最杰出的。天所能做到的，人固然有不能做到的；人所能做到的，天也有做不到的。这就是说，客观事物各有其特殊的功能，各以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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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功能胜过对方，天与人也相互作用、相互取胜。就人和天的关系说，刘禹锡认为，由于人类智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能制定和执行法制，与天争胜能利用自然赋予的有利条件，从而建立起人类社会的纲纪。“法大行”的社会，有善必赏，有恶必罚，是非分明，天下太平，人们清楚地看到一切都是事在人为，赏罚祸福合情合理。这也是刘禹锡对“永贞革新”要达到的理想社会状态的憧憬。刘禹锡以“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揭示出天人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补充了柳宗元只是强调天人“各不相预”，即只看到天人之间对立的一面未看到天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论辩内容，用唯物辩证的哲学观点从社会根源上对保守派的天命论进行了批判和回击，也是对此次政治革新斗争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
三、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还相用”观点的形成和影响
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还相用”观点的形成，除了永贞革新提供的社会政治基础之外，其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积累也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唯物主义思想基础。当年，刘禹锡曾为社佑幕僚，有机会看到学识渊博的社佑之新著《通典》。《通典》蕴含了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强调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对于礼乐制度的影响，并从历代社会典章制度的沿革中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浓厚唯物主义思想的陆贽，也是刘禹锡所敬佩的当朝大臣。陆贽多次针对唐德宗“运数前定，事不由人”的宿命论思想进行奏议，强调修人事的重要性，这对刘禹锡也有启发。从刘禹锡自身的素质来说，他熟悉《周易》，著有《辩易九六论》，对《周易》神秘主义外衣下透露出来的朴素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他还对医药、天文、音乐、书法等都有研究。刘禹锡曾与精通天文的僧惟良为讨论天文问题“语至夜艾，遂为诗以志焉”，“语到不言时，世间人尽睡”，表明他学习和钻研天文的兴趣很浓。他三十多年没有间断过各种医药单方、验方的收集，后编出《传信方》一书，广为流传。由此可见，刘禹锡之所以能够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与他具有丰富的天文学、医药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是分不开的。
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哲学观，是在肯定“交相胜”与“还相用”是世界万物普遍规律的前提下指出“天之能”与“人之能”互不相能，“天之36道”与“人之道”各行其道，天人之间不是神秘感应的关系而是在“交相胜”的矛盾对立中“还相用”的，表明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学说发展了秦汉时期的哲学思想，把唯物辩证哲学观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先秦人们的观念中，天是有意志的，天与人是相互沟通的。刘禹锡总结了先秦以来天人之辩的理论思维，从儒、道、玄、佛等所共同具有而又各具特的“天人合一”论中概括出其精神实质，认为韩愈宣扬的“天人感应”是片面的和虚妄的。刘禹锡从“天人相分”的观点出发，认为自然之天本来是没有意识的，不可能对人事做有意识的干预，而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招来天的有意识的干预。从这方面说，“天人相异”，天人不相影响。但是，自然的各部分包括天人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由此形成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独创性理论，唯物辩证地解决了天人关系问题。“交相胜”是天人之间的对立关系，“还相用”是天人之间的统一关系。“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与人，万物之尤者耳”。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之所以无穷无尽，就因为事物之间既互相取胜又互相利用，天与人在万物中无非显得最突出而已。“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学说，不仅批评了阴骘之说神秘的“天人合一”论，澄清了“天人相与之际”的种种疑团，而且弥补了以往自然之说的弱点，以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深化了“天人相分”论和“制天命而用之”及“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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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