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第3期
第38卷
(总205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3, 2001
General No.205
Vol.38
王美秀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
摘 要：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为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近代女子教育，最
早始于教会女学，戊戌变法运动促进了中国人自办女学的产生，留学教育推动了女子学校教育的
进一步发展与普及，中学男女同校、大学禁使女子教育趋于完善。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
生和发展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又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近代；社会转型；女学；女子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3-0087-08
收稿日期:2000-11-23
作者简介：王美秀(1950— )，女，山东胶州市，北京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
严格说来，中国近代的女子教育，应发端于戊戌变法时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
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全面转型的开始，整个社会都在发生着急
剧的变化。近代中国的女子教育，正是伴随着这一社会转型而产生、发展的，它既是社会转型
的产物，又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本文试图以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为背景，对近代女子
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作一探讨，以揭示社会转型对女子教育的影响，以及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一、教会女学首开女子学校教育之先例
战争后，资本主义侵略国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特
权，其中包括在中国传教和办学。随着香港割让，五口开埠通商，大批外国传教士入华，各种各
样的传教团体竟相成立，各级各类的教会学校相继创办，教会女学便随之出现。19世纪30年
代，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以利沙(Elizah.Bridgman)在广州设立女塾，当为教会在中国
大陆创办女学之始。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艾迪绥又在宁波创办了艾迪绥女塾(Miss Alder-
seys)。随后，教会女学不断涌现。著名的有185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于上海设立
悠扬古筝
的裨文女塾;1851年美国琼司女士在上海设立的文纪女塾(圣玛利亚女学校的前身,1881年改
为后名);1853年天津设立的淑贞女子小学；福州设立的福州女书院;1859年福州设立的育英
女书院。女学堂在各通商口岸及其他城市陆续开办，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1]
(P20)。仅1847—1860年这13年中，外国传教士在五口通商口岸就建了12所教会女学，这些教
会女学的兴办为中国近代女子首开学校教育之先河。
8719世纪60至90年代，西方文化不断输入，中国女性观发生着急剧的
变化。西方传教士通
过报刊，大量评论中国妇女问题，并介绍欧美妇女的生产生活情况，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开
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使教会女学有了明显的发展。仅广东一地就新设女学多处，如1860年(咸
丰十年)左右，英安立甘会“圣公会”在香港设立飞利女塾；在九龙设立维多利亚女书院。1867
年(同治六年)，德信义会何必烈在广州设立男女书塾。1887年(光绪十三年)，美浸信会纪好
弼夫人在广州设立培道女塾，过了不久，又增设培贤女学。1888年(光绪十四年)，美播道会吴
硕卿、宽夸伦等在广州、河南设立男女学堂等。在这一时期，上海著名的教会女校有1881年
(光绪七年)美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由文纪女校和裨文女校合并而成的圣玛利亚女校。而北京
也有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会员裨治文夫人于1864年(同治三年)创办的贝满女塾(1895年改名
为贝满女子中学)驰名全国。据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大会报告
载,1876年全国仅基督教教会所办的单设女子学校就有女日校82所，学生1307人，女寄宿学
校39所，学生794人。而天主教在江南一带也有女校213所，学生2791人。[2](P270)
教会女校的办学主旨，最初在于传教，而后则是为了培养传教人才和宗教领袖。正如首任
中华教育会会长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所说:“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单纯地教授宗
教，从而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一步给学生们训练,……成为社会上及教会
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之导师和领袖”，甚至欲使这些人物“将来担任政府职务”。[3]
秋日恋歌
(P5)教会女学的课程设置主要有：基督教教训之课本以及圣经故事、数学、地理、英语等主科。
美传教士林乐知认为:“女学者，使之读西书，明外事，擅文才，而后其志气高尚，其见识远大，其
位置崇亢，而不肯自卑，其行止落，而无所黏滞焉。”[3](P247)
教会女学在中国的不断增加，一方面使资本主义侵略国在中国的文化侵略进一步加强，使
中国更多的女子迷心教会事业，这无疑对中国女子的解放起了阻碍作用。另一方面，教会女学
的创办和发展，结束了中国女子无学校教育的落后状态，开创了女子学校教育的先例，为尔后
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师资，为中国的妇女运动培养了最初的人才，并对中国自办女
学的出现起了促进作用，相当部分的教会女学成为我国自办女学和混合学校的前身。这些都
是创办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二、中国人自办女学的产生和发展
戊戌变法时期是中国近代女学的发端时期。维新志士们看到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纷纷办起
了教会女学，中国的女子由洋人来教育，受到极大的刺激。“西人在我通商之地，分割
之境，皆
设学校教堂，以教我女子。我有民焉，而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也，无志甚矣。”[4]同时，一些
维新志士通过对比中西文化和国情，也深刻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如梁启超指出:“女
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
学弱，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5](P43)并于1897
年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女学》，强调兴办女学的重要性，指出:“治天下之本二：曰正人心，广人
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
强弱之大原也。”[5](P40-41)“女学布，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1](P20)当时维新志
好美丽的姑娘士们决心在中国创办自己的女学，率先“兴东土两千年绝学，造中华二百兆美材”。以图开辟兴
国智民之路。
1897年下半年，经元善、梁启超、康广仁、郑观应等有志之士，便开始酝酿筹办女子学堂。
88梁启超为女学堂起草了《女学会书塾创办章程》和《创设女学堂启》。倾向于维新变革的民族资
本家经元善也积极投身于女学堂的创建工作，他认为:“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
学校本原之本原，成莫亟于创兴女学。”[6](P213)1898年5月3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
人自己创办的女学堂———经正女学堂在上海城南诞生了，主事人为经元善。经正女学堂的创
办，得到南洋大臣刘坤一的支持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攘助。该校初办时，招收年在8—
赵薇哥哥赵健15岁女学生二十余人入学。10月末又在城内陶沙场陈公祠增设分校，次年初学生增至七十余
人,“远方童女，亦愿担凳负笈而来”。[7]中国女学堂发展如此迅速，足见备受时人所欢迎。
最初女学堂的办学宗旨仍是贤妻良母型的教育，这就是“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
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其课程设置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中国
王晓晨个人资料及年龄女学堂的课程分为中文、西文两种。中文课《女孝经》、《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女四
书》、《唐诗》、《古文》等；女红、绘事、医学，间日习之；每旬逢三、八日，则由教习试课论说西学功
课。于读书写字之暇，兼习体操、针黹、琴学等。目的便是要培养稍有文化、有妇德而身体健康
的贤妻良母。尽管如此，经正女学堂因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其教学内容和管理
方法虽然充斥着大量封建女教的东西，但也增加了不少现代科学的知识课目，为现代女子教育
奠定了基础，也不失为中国妇女教育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新鲜事。正因为
这样，中国女学堂从开办之初
就遭到了顽固官绅们的反对，有人上书弹劾，有人制造舆论，大加
攻击。一些原本赞成办女学的人“一闻朝士不以为然，市中有虎，即相率仰承意旨，噤若寒蝉,
避如黠鼠”。[6](P278)原盛宣怀资助女学堂的捐款也因朝中有人反对而拒绝供给，使经费发生
困难。加之当地的地痞流氓，围攻女学生起哄，往校内抛掷砖头石块，致使上海知县不得不出
示严禁，并派人在校外巡逻。于是女学堂于1899年8月25日在《中外日报》上刊登告示，宣布
停办[8]，但分校延办至1900年。
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又出现了国人兴办女学堂的热潮。1902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编
印女子学堂用书，为女学堂的教学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年曾任上海地方官的开明绅士吴怀
疚便在上海创办了务本女塾。该校以“修明女教，开通风气”、“改良家庭习惯，研究普通知识,
养成女子教育儿童之资格”为宗旨。初办时，仅有7名学生，后增至40人，以后逐年增加，到
1907年发展到207人。初设寻常、高等两科，分甲、乙两级。随后为满足年长女子求学，又设特
班。民国初年，此校交县办，改名为上海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暨上海县立务本女子中学，在中国
女子教育发展史上做出了贡献。
1902年冬，由中国教育学会成员蒋智由、黄宗仰提议，蔡元培、林獬、陈范等联名发起，于
上海创办了爱国女学。学校经费初由哈同夫人逻迦陵女士提供，后向社会募集。初任校长是
蒋智由，不久，蒋去日本，由蔡元培继任。课程设有女工、法国革命党史、化学等。该校摆脱了
封建礼教的束缚，抛弃了贤妻良母型的教育内容，而是以知识型、思想型的教育为宗旨，这在近
代中国女子教育史上起了划阶段性的作用。爱国女学适应了当时社会转型的需要，在提倡女
权、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方面做出了贡献，为社会转型培养了不少有生力量。正如蔡
元培先生所说:“辛亥革命时，本校学生多有从事南京之役者，不可以非教育之成效也。”[9]
(P12)在爱国女校的影响之下，城东女学社、宗孟女学创办于上海，北京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公立女子学堂、高等女学堂、严氏女塾、普育女子学堂、南京的旅宁
女学、汉口的淑慎女学、长沙的第一女学堂、周南女塾、浙江的爱华女学、杭州女子师范学堂、绍
兴明道女师、嘉兴的爱国女学社等先后创办。各界人士对自办女学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有的为
89兴办女学不惜倾家荡产，甚至还有为创办女学而殉身的。当时就曾发生过感人涕零的惠馨殉
学事件。杭州贞文女学堂校长惠馨全身心献给女教事业，开学那天，她登台演说，痛陈女子教
育的重要，说到激动处，她突然拔刀从胳膊上割下一块
肉，厉声道:“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
念。这贞文女学校尚若从此日推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如果这女学半途而废，我必定以此身子
来殉这学校的。”后来，在她自知靠劝捐不能解决学校经费时，她给将军副都统写了一封信，痛
陈女学兴衰的利害关系，信发出后，便服毒自尽，留下遗言道:“愿将一死，感动当局，请办学经
费，兴女学，图自强。”正是在这些觉悟了的人们的努力之下，在许许多多女性的汗水和鲜血浇
you are mine灌之下，中国近代女学才得以在艰难曲折的历程中不断地兴起和发展。至1907年，女子学堂
已遍及全国，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学部总务司编的《第一次教育统计表》载，当时
全国除甘肃、新疆、吉林三省尚未设立女学堂外，其他各省均有设立。全国共有女学堂428所,
女学生15498人。这种形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于1907年3月8日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
章程》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对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堂在办学宗旨、入学
年龄、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培养目标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规定和要求。这标志着中国女子第一
次获得了享受学校教育的合法权利。
三、留学教育促进了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
随着国内创办女学热潮的兴起，女子留学教育也不断发展起来，留学人数逐年增多。中
国女子留学之去向主要以日本和欧美为主。据留学经费来源之不同，可分为私费和公费两种。
在私费女子留学教育中，有被传教士携带出国的，也有随父兄或丈夫出国的。早在甲午战争之
前，就有四位女士赴美学习，她们是我国最早赴美的女留学生，人数虽少，但对后来的女子教育
影响极大。
早期赴美的这四位女留学生中，金雅妹女士最先，她是我国女子留学之第一人。[10](P82)
祖籍宁波，生于1864年，其父是当地教会的牧师，在她两岁半时，父母双亡，由在宁波行医传教
的美国北长老会医师麦嘉缔(Dr.Me.Cartee)收为义女。1881年，由其义父送往美国攻读医学。
1885年，金雅妹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所设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我国第一
位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女学生，毕业后仍留在美国研究、实习。1887年，她在纽约的一家《医
学杂志》上发表了《显微镜照像机能的研究》论文，引起医学界人士的关注。1888年，金雅妹毅
然归国，先后在厦门、成都等地服务,1934年春病逝于北京。
福州的何金英，是最早出国留学的第二位女性。其父为教会中人。她初在教会女塾读书,
后入福州妇女医院工作。该院院长见其聪颖过人，便向美国国外传道会提出请求，由该会出资
送何赴美深造。1884年，她首入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学，修习四年后，进入费城的女子医科大学
学医。1892年毕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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