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了解《陈寅恪》解说词
从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一直在清华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读如确）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没有恪（确）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确），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陈寅恪（上集）
【采访】清华大学教授 张国刚——
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
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
四大导师中，陈寅恪最晚到校，而且在当时并不出名。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
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校长说，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
【采访】清华大学校史专家 黄延复——
他的意思就是说清华聘教授，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怎么能连个著作都没有？连个学衔都没有？梁启超先生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他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后来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
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但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
他上课时，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后来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采访】清华大学校史专家 黄延复——
当时冯先生是大学者，名气要比陈先生响亮得多，冯先生老是在陈先生面前毕恭毕敬的。陈先生就跟他讲，他在那儿一方面点头，一方面好像还有很多的体会。当时学生就感觉到，凭着冯先生当时一个堂堂的文学院的院长，在陈先生面前啊，好像也都是以学生自居。
（清华学堂址）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
【采访】清华大学校史专家 黄延复——
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你是隔靴搔痒，你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所以两派互相瞧不起。
但不管你属于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然而，这个传奇的主人公，究竟有怎样的学养和抱负呢？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
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进行革职，“永不叙用”，因为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九岁
（江西修水陈宝箴故居）
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到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这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
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
陈寅恪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地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采访】清华大学教授 张国刚——
陈寅恪他在德国的资料很少，为什么资料很少？因为他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读书啊，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游学，中国传统的游学。
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13年的游学，陈寅恪在浩瀚的西方学术中发现了什么？他在自己的发现中又确定了怎样的专攻方向呢？他一心向西学，但没想到的是，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
【采访】清华大学教授 张国刚——
陈寅恪他们这些人，五四以后到西方去留学，他们感受到一种是什么呢？感受到一种中国文化在国际地位很大提高，跟现实当中中国的地位低，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完全不一样的反差。
陈寅恪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从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出发的。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 葛兆光——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世界主义和学术民族主义的一个纠葛问题。所谓学术世界主义就是说，陈寅恪提出来说要“预流”——你一定要介入世界学术的大潮流，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人对话，你自己解释自己是不可能的，你必须通过镜子才能了解自己。
就是这样一个陈寅恪，在1926年走进了清华园，成为四大导师之一。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
——语言学家 王力
——敦煌学家 姜亮夫
——古文字学家 徐中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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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学家 蒋天枢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他就先后学了10年。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 葛兆光——
因为在当时国内很少有人像他具备那么好的条件，当时的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对他是非常支持的。
正是在这样的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 葛兆光——
中国当时学术整个在转轨，他在逐渐使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学界的这么一个转轨的时候，他回来了。所以当时清华是非常非常有条件把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
193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
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
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但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翻深意。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 陈正宏——
很多的学者都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在什么地方，他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是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语文——当然主要就是文言文——它的真正的特，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分在什么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文言的不足，是与中国人的口语差别太大，贫弱的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把语言的改造作为民族进步的先决条件，但陈寅恪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陈寅恪却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术界通常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学术的第一次转向，。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 葛兆光——
这当然是有很多很多因素，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跟抗战有关，跟当时的国家的危难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
【采访】陈寅恪之女 陈美延——
我祖父病重啦，他是非常关心时事的八十多岁的老人。就骗他，说啊呀好消息啊，又打胜战了。就是希望他心情好一点吧，能够吃一点东西，就是这么骗他，但是骗久了不行啊，他也知道了嘛。
绝食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肃，一言不发。这时
的他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已经看不清东西了。
【采访】陈寅恪之女 陈美延——
他右眼视网膜就剥离了，剥离了需要做手术，但这个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所以他选择了不做手术，让它瞎，为了离开沦陷区。就是说他已经放弃了自己复明的希望。
（清华大学陈寅恪故居）
在为父亲守孝49天以后，右眼失明的陈寅恪带着全家，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路。
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后来书被运到了长沙，竟悉数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但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的常用、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竟也大部分被盗走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
研究者说，文化之不幸有如是欤？“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陈寅恪在几乎汉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荣新江——
他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他基本上把这个书都看过，然后他回过头来，你看他好像是一段段的史料，然后是一个“寅恪案”，但是这史料要是一排，他实际上是以论带史，他绝对不是一个考据家，跟早年做的那种语文学到历史学的精细的对照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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