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钟扬及其语录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
⦾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它的用途。但一百年后可能会对人类有用，如果一旦消失，就再也挽救不回来。现在许多植物都濒临灭绝了，人们还叫不出它们的名字，真的是很遗憾。
⦾人这一辈子是为了一件大事而来!
复旦大学教授、植物学家钟扬入藏工作数年后，对“世界屋脊”上矮小而顽强的生命更加敬佩。
一次，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海拔6100米的珠峰北坡，采到了喜马拉雅山雪莲的一个品种、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鼠麴雪兔子。
相较其他环境优越地区的种，鼠麴雪兔子的生长明显要差得多，但这些矮小的植株，竟能耐受干旱、狂风、贫瘠的土壤以及45℃的昼夜温差，在蓝天白云下悄然生长。
这一小簇不起眼却鲜明的绿，让他心潮澎湃——
“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一又一不起眼的小草，向新的高地一代又一代地缓慢推进……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优势，以换取整个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
钟扬，就是这样一位先锋者。
从2001年开始，他频繁地往返于上海、西藏和其它西部地区。他的身影，在蓝天白云间隐现，在悬崖峭壁间穿梭。
熟悉钟扬的人说，他一年的奔波，能超过一般人10年甚至20年走过的路。
因为了解
熟悉钟扬的人更说，他定格在53岁的生命，干了人家三辈子做的事。
科研、教学、管理、科普……他涉足的每一项工作，都作出了卓越业绩。
由于多次患病和常年奔波造成的疲累，钟扬的心跳每分钟只有40多下，这已是人体生理的极限。
但在他灵魂中跳动的那颗赤子之心，没有极限。
初心
钟扬的追求始终是人类、是国家，是科研、是教育。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
2000年的一天，著名生态学家陈家宽问钟扬：“我受命在复旦大学重建生态学科，你想不想来?”
钟扬很快答复：“来!”
这让陈家宽既惊喜又意外。惊喜的是自己没有看错人，意外的是钟扬答应得那么爽快。为此，陈家宽还特意强调了一下：“你在武汉可是副局级干部，你放得下?”
钟扬回答：“我绝不后悔。”
彼时的钟扬在学界已经小有名气，同时还担任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常务副所长，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然而，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从科学家转型为既搞科研又搞教学的大学教授。刚满36岁的他，年富力强、意气风发，一心想发挥最大的能量，做出更大的事业。
钟扬来到复旦大学担任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后，行政级别也就定了个正处，但他毫不在意，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原党委书记叶敬仲感慨：“在他心中只有科研和教学，根本没有名利的位置。”
追求，对事业永恒的追求，这样的信念，在钟扬早期的人生中，便已成形。
上世纪80年代，张晓艳和钟扬从各自大学毕业，同时分配进中科院武汉植物所。钟扬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无线电电子专业，负责建设和维护机房，在植物所，他的工作属于辅助性质。
但是他没有乐得享受清闲的时光。看到科班出身的张晓艳每天研究荷花，钟扬冒出了想法：“能否把计算机知识应用到植物研究中?”
张晓艳给出建议：“你得学点生物学，你得了解数据背后的生物学意义，不然，你处理不好数据的权重关系，对这些数据也不会有感情。”
自称在中科大花了1万小时去学习无线电的钟扬，听到张晓艳的话，没有犹豫，一头扎进生物学的世界。
回忆起钟扬当年的选择，张晓艳说：“那时大学生很少，国家百废待兴，他看到了计算机和生物学结合的广阔前景，觉得将来对国家有用处，便做了决定。”
觉得对国家有用处，就去做。这就是钟扬的行事逻辑。
转向生物学不久，因为了解到生物学中数量分类学的巨大意义，他萌生了把数量分类学介绍到国内的想法。
从收集资料到完全成稿，一年半的时间，钟扬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几平方米的小屋里，
稿纸堆成了山，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在爬格子的年代，修改文稿远没有现在方便。如果改动少，张晓艳就用剪刀剪一个方格，帮钟扬贴在需要修改的地方，如果改动稍微多一点，便只能全部重新手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不断把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
“当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门一打开，他就赶紧把西方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信息传播进来。他是一个传播者，他传播的科学技术信息对我国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一起步就走到时代的前列。”许多年后，陈家宽这样评价。
后来，钟扬和张晓艳喜结连理。上世纪90年代初，夫妻二人共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时，别人往往带生活中稀缺的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钟扬却买了计算机、复印机。
两人一起去海关提货时，海关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为此，钟扬还来回奔波了好几天。
1999年，两人第二次出国，这次，钟扬心里想着的还是多给单位买设备。他拉着张晓艳一起送过报纸，张晓艳自己还去中餐馆端过盘子。钟扬还挺乐呵：“积少成多，说不定回去时又多买一台打印机。”
到复旦工作后，钟扬通过几年扎实的文献研究和野外考察，发现在国家种质库中，西部地区的标本和种子少得可怜，特别是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青藏高原，几乎没有植物样本的收入。
钟扬说：“现在许多植物都濒临灭绝，可人们还叫不出它的名字，真可惜。”
从此，他就踏上了采集植物标本和收集植物种质资源的道路。
身边的同事都说钟扬疯了。他选择的是一条既艰苦危险，又没有足够科研经费支持，更不可能发表高大上论文的科研道路。
面对众人的不解，钟扬把自己的“小九九”和盘托出——
“这些种子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发挥作用、造福人类。生物学就是这样的学科，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光明。但是一旦我们的工作起作用了，那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事。”
于是，16年间，他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其中，大部分种子都是首次采集到的，多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植物，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他和团队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收集到的香柏和杜鹃，被发现含有抗癌成分，已经通过美国药学会认证。
有种植物名为拟南芥，实验价值堪比果蝇和小白鼠。寻特殊的拟南芥材料，是全球植物学界竞争的方向之一。钟扬带着团队在雪域高原追踪数年，最终寻获全新的拟南芥生态型。钟扬将其命名为“XZ生态型”，那既是团队两位年轻人姓的缩写，更是西藏首字母组合。
为了收集西藏巨柏的种子，钟扬和藏族博士生扎西次仁涉险行走在雅鲁藏布江两岸，花了整整3年时间，给每一棵巨柏树进行登记，直到将仅存的3万多棵巨柏都登记在册。
钟扬说：“这辈子，一个人留下的不在于多少论文、奖项，而在于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
“钟扬的追求里始终是人类、是国家，是科学、是教育。他的追求里有无数的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说。
使命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钟扬
钟扬在雪域高原的故事，和“种子”紧密相连。
这“种子”，是植物的种子。
青藏高原是植物物种的巨大宝库，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高原反应，甚少有植物学家在那里长期工作。
全球环境的破坏和人类的剧烈活动，令钟扬很是担忧。他担心，在人类对生物多样性深入了解并且加以利用之前，有的植物就已经永远消失了。
怀着时不我待的迫切感，钟扬在青藏高原的种子搜集之旅，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按照严格的科学标准，他一年至少要收集600种植物种子，而且每一种的种子量要收集至少5000颗，同时，不同样本种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还不能少于50公里。
野外工作苦，在西藏的野外工作，更苦。钟扬血压高，身材又胖，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厉害，但他为装更多采样，出门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几乎次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