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与察举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士人不须推荐，而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即自由报考。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可以应举，而是有一定的限制。不同朝代其规定有所不同，关于宋朝贡举应举人的资格，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品行端正
科举取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选拔统治人材，当然应该十分重视应举人的品行。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十二月敕：“自今以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入。”[1]所谓“迹涉疏狂，兼亏礼教”以及“曾为官司科罚”，都属品行不端，因而不许应举。
宋朝规定得更加具体。太宗淳化三年（992）三月二十二日，曾下诏曰：“州府子细辨认……曾遭刑责之人，并不在解送之限。如违，发解官当行朝典，本犯人连保人并当驳放。”[2]何谓“曾遭刑责”？真宗景德三年（1006）二月七日，诏曰：“贡举人因事殿举及永不得入科场，非被杖者，并许复应举”[3]。这就是说，曾受杖以上刑罚，不得应举。真宗时，曾遭杖刑的萧立之就被取消了应举资格。《长编》卷七七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三月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立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今易名赴举登第。’诏有司召立之诘问，立之引伏。命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
《宋刑统》卷二规定：“诸应议、请、减及九品以上之官，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
罪以下听赎。”这样，有官荫者与无官荫者在适用“曾犯刑责，不许应举”上就会极为悬殊。天圣元年（1023）十二月，修订科场条贯，孙奭等上言：“曾犯刑责之人，不得收试。大凡无官荫者，笞以上皆决，不复更践科场；有官荫者，流以下皆赎，取应并无妨碍。轻重帜之间，恐未允当。欲今后有官荫举人身犯徒以上罪，虽赎及逢恩宥，并不许应举。如敢罔冒，以违制罪之，同保人殿五举，有保官者与同罪。”诏从之。[4]
仁宗庆历四年(1044)，新定贡举条制云：“……二、曾犯刑责；三、不孝不悌，迹状彰明；
四、故犯条宪，两经赎罚，或未经赎罚，为害乡里；……并不得取应。违者，本人依条行遣，同保人殿两举。”[5]对应举人品行的要求又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北宋后期，逐渐放宽了“曾犯刑责”的限制。如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十九日，南郊赦书云：“应举人因事殿举及不得入科场之人，除犯罪徒以上及真决并假名代笔情理重人外，可并许应举。”[6]这样，就把一般应举人的刑责从“杖刑”改为“徒刑”，按刑等来说，放宽了五等。
二、身份清白
宋承唐及五代之制，“取士不问家世”[7]，即应举不问家庭出身。但对其本人的职业身份，仍有一定限制。
其一是，曾为僧道者不得应举。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甲辰，诏曰：“朝廷比设贡举，以待贤材。如闻缁褐之流，多弃释老之业，反袭褒博，来窃科名。自今贡举人内有曾为僧道者，并须禁断。”[8]而曾为僧道者的子弟，完全可以应举。如北宋进士及第的杨何，“其父本黄冠（道士），母尝为尼”。[9]
其二是，吏人不得应举。太宗端拱二年（989）三月，中书令史守当官陈贻庆应《周易》学究举及第。太宗得知此事，即“令追夺所授敕牒，释其罪，勒归本局”，仍然为吏。[10]并下诏说：“今后吏人无得应举。”究其原因何在，宋末元初人马端临认为：“盖惟恐杂流取名第，以玷选举也。”[11]大概是因为恐怕“杂流”科举入仕，而玷污了选举的清名。同僧道子弟一样，吏人之子也可应举。英宗治平二年（1065）状元彭汝砺就是饶州州吏之子，因得到饶州知州范仲淹的资助，方就学读书，“乃成就门户，与士大夫齿”。[12]
其三是，“工商杂类”不得应举。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政策，隋唐以前，均规定：“工商不得入仕。”[13]唐朝后期，曾有工商业者改业三年之后可以入仕的规定。到宋代，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相应提高，赵宋王朝也就放宽了对工商业者应举的限制。如宋太宗在淳化三年（992）三月二十一日的诏书中，一方面规定：“工商杂类”不得应举；另一方面又说：“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者，亦许解送。”[14]此例一开，实际上就没有什么限制了。至于工商业子弟应举者，更是比比皆是。如皇祐元年（1049）连中三元的冯京，就是一个商人之子。[15]
以上这些身份限制，其用意大概也是恐怕“杂流”入仕，玷污科举的清名吧！
三、身无期丧
中国封建社会非常重视孝行。父祖等亲属去世，子孙等应按规定服丧。在服丧期间，有不准婚嫁、作乐等禁忌，还禁止士人在服丧期间应举。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七月，“进士郭颜与孙硕等五人共为一保，应服勤辞学科。考官以硕词学独优，荐为第三人。颜等退落，即诣府自首有惨恤，不当赴举，硕亦合驳落。府司按问，议罪皆坐违制。”真宗谓宰相王旦曰：“郭颜但欲孙硕落解，不寤不得首原。且为儒干进，用心如是！颜可罚铜，永停取应，配蔡州衙前；硕等罚铜，各殿三举。”[16]即因而被罚未来三次科场不得应举。天禧三年（1019）正月，郭稹“冒缌麻丧应举，为同辈所讼，上命典谒诘之。稹即引咎，付御史台劾问，殿三举；同保人并赎金，殿一举。”[17]
缌麻丧（三月丧）即不准应举，限制面太大了，不久即有所放松。天禧四年（1020）三月二十八日，翰林学士瞧晁迥等言：“窃详诸州举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贯难以取解，遂奔走京毂，寓籍充赋。有司但考材艺解送，本府土著登名甚少。交构喧兢，亦由于此。欲请自今举人有期周尊长服者，依旧制不得取解，余服悉听。”[18]诏从之。这就是说，除了为父母、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长服丧期间不得应举外，其他均可应举。此后冒哀求试者就大为减少了。因为正如南宋人王栐所说：“大凡人家尊长期丧，多年高者，卑幼期丧，多年幼者，免避卑幼，则妨试亦鲜。”[19]“期丧”期限为一年，在此期间不得应举，时间
仍嫌太长。神宗熙宁三年（1070）十一月五日，乃诏曰：“今后期丧已满三月者，并听应举。”[20]因身有丧服丧而妨碍应举的时间大为缩短了。
四、身体健康
既然科举考试的主要目的在于选拔治国安民的统治人材，当然也要求应举人身体健康。宋朝把残疾人分为残疾、废疾、笃疾三等。一般不准废疾、笃疾人应举。这在太宗初年就有明确规定。《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四载：“太平兴国三年（978）九月二日，诏自今进士及诸科贡举人被废疾者，诸州不得解送，礼部不授牒。”何谓“废疾”？《宋刑统》卷十二引《户令》云：“诸一目盲、两耳聋、手无二指、足无三指、手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漏下重、大瘿瘇，如此之类，皆为残疾。痴哑、侏儒、腰脊折、一支废，如此之类，皆为废疾。[恶]疾、癫狂、二支废、两目盲，如此之类，皆为笃疾。”显然身患“废疾”者不便于做官，举人资格的这种限制是可以理解的。淳化三年（992）三月二十一日，太宗又下诏曰：“州府子细辨认，……身有风疾、
患眼目……之人，并不在解送之限。”[21]“风疾”指“疯病”，又指“风痹（半身不遂）”、“麻风病”等；“患眼目”应相当于“两目盲”，均属“笃疾”，当然不适于参加科举考试。
既然如此，身患较“废疾”更重的“笃疾”，当然更不能应举了。那么较“废疾”为轻的“残疾”者可否应举呢？史无明文，但据《吹剑录外集》载：“淳祐十年（1250），状元严州方梦魁，赐名逢辰，右足跛，左目
三年又三月瞽。”“是榜第四川人杨潮、省元泉州陈应雷，皆瞽一目。”据上引《户令》，“一目盲（瞽）”为“残疾”，可见身患“残疾”者是可以应举的。
五、在学听读日限
宋初，承唐及五代之制，没有学历要求。仁宗庆历四年（1044）三月，范仲淹等改革科举，始规定：“应取解，逐处在学本贯人并以入学听习至秋赋投状日前及三百日以上，旧得解人百日以上，方许取应。（秋赋投状日，并依本州军旧制。）内有亲老别无得力兄弟侍养，致在学日数不足者，除依例合保外别召命官一员或到省举人三名委保诣实，亦许取应。”[22]此前，对国子监生的听读日限也做了规定。据《长编》卷一三七载：“庆历二年闰九月甲午，诏国子监生自今须听读满五百日，乃得解荐。”但是，此制只实行了不到八个月，到十一月初，即“诏罢天下学生员听读日限”。[23]五年三月，随着新政失败，一切又恢复旧制了。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十一月，以三舍法遍行天下，乃诏“废州郡发解及省试法，其取士并由学校升贡”。[24]即士人必须由县学升入州学，再由州学升入太学。太学岁试入上等者即可赐第授官；入中等者，则可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殿试，第其高下，赐第授官。由于种种原因，此制只实行了十八年，到宣和三年（1121）二月亦遭废罢，举人便无学历要求了。
六、本贯取解
宋朝还规定，诸路州府应举人必须在本贯参加解试。太祖开宝五年（972）十一月十四日，即诏曰：“乡举里选，先王之制也。朕之取士，率由旧章，宜用申明，俾从遵守。应天下贡举人，自今并於本贯州府取解，不得更称‘寄应’。如化外人，即述归依因依，预于开封府投状，长吏具事取裁。其国子监举人，须是元在监习业，方许校艺、解送，不得妄称监生。仍并令礼部贡院分明勘会。违者，具名以闻。馀有条制，委所司详酌行下。”[25]
景德二年（1005）七月，从翰林学士晁迥等奏，“远人无籍者，命召命官保识就京府取解；
文武升朝官嫡亲，许附国学。”[26]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稍稍放宽了一些限制，九月二十四日，诏：“应进士并诸科举人等，今后除取本乡文解赴举外，如是显无户籍，及虽有籍已离本贯、难更往彼者，即许召曾经省试举人三人，或御试举人二人，或命官一员，保明行止。仍只许保明一人，但不是负犯殿责及勒出科场之人，即明其元本贯乡家状，许于开封府投纳、引验，便与收接，依例考试、发解，并于卷头分明开坐元本乡贯并寄应去处，馀并依旧敕。如违，必行前制。”[27]由于开封府解额较宽，且得考试风气之先，所以常有大量士人寄贯召保取解。仁宗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翰林学士章得象等上言：“请令举人如有户籍及七年以上、见居本处，即许投状；未及七年、不居本贯者，不在收接之限。其委无户贯者，旧制许召有出身京朝官保明行止，仍不得过二人；无出身京朝官曾勾当事者，亦许保一人。如有违犯，保官以违制失论，举人勒出科场，用不得取应，同保者殿五举。如涉请嘱，自从重论。”诏“奏可”。[28]嘉祐三年（1058）三月又规定：“凡户贯及七年者，若无田舍而有祖、父坟者，并听。
”即也可以落籍应解试。[29]
虽有上述种种规定，但冒贯之事时有发生，其根源在于解额不均。苏颂云：“所谓诈冒户贯请应者，今外郡举人赴开封府取应是也。天下州郡举子，既以本处人多解额少，往往竞赴京师，旋求户贯。乡举之弊，无甚于此。虽朝廷加以峻文而终不能禁止者，盖以开封府举人不多，解额动以数百人，适所以招徕之而使其冒法。”如何解决冒贯之弊呢？苏颂云：“欲革其弊，莫若预为之防。于罢举之岁，令本府下诸县察访见今土著，实有多少举人。候见得的实数目，开送贡院。比较外郡人数，酌中解名处量其分数，别立定额。外方举人知其如此，岂肯不远数千里冒峻文而求寄贯乎？”[30]
综上所述，宋承唐及五代之制，科举取士不问家世，但对其本人在德行、身份、身体、服纪、籍贯等方面则有一定的要求。但宋代对应举人资格的限制并不苛刻，而且有逐渐放宽的趋势。这就使一般人均可参加科举考试，国家取士的范围也就扩大了。这对于选拔经国安民之才，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显然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