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女儿凌孜:我的人生无悔
作者：周海滨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08期
作者：周海滨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08期
打开一扇紧闭的高大铁门,便是一栋两层小楼,这里就是当年叶帅的家。
在这个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的宅院里,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孜(原名叶向真)平静地生活着。
冬日朦胧。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孜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
凌孜为记者每人准备了一个熟透了的柿子,她说柿树是叶帅住时种的,以前这里有很多的果树。
凌孜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孜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孜,凌孜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
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造反派头头”叶向真
1966年“”爆发,25岁的凌孜这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大潮中,凌孜亦难抵造反激情,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主义”的首脑,成为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
“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思想不可丢’。”凌孜回忆说。
1966年,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当时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凌孜说,后来,中央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床榻上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策划“”彭真的主角之一就是当年的叶向真。
43年后,凌孜说,“学生都这样,指哪打哪,中央小组把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彩。我们一看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凌孜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众嘛!
在凌孜的组织下,彭、罗、陆3人被抓,除了杨尚昆。“杨没抓到,不到他住的地儿”。
此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中央小组”成员戚本禹是谁抢的人。
戚本禹说,“可能是凌孜,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这一“可能”被确认。
凌孜回忆说,“周总理千方百计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
“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众大会。”
“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
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凌孜说到这,哈哈大笑说,“周总理何等人,对付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太简单了,他还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就老实交代,人藏在中央音乐团的音乐大厅。”凌孜说,只藏了一天,人就被总理带走了。
然后,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众大会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但凌孜没有料到的是,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也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
但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军事将领,叶剑英所在的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成了老干部们的“庇护所”。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叶剑英责问“中央小组”:“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中央军委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叶剑英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被定性为所谓的“二月逆流”。 此后,叶剑英不再负责军队的重要工作。
医生江峰
1967年,“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
当时,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
凌孜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一切与外界隔绝。“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两三个月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好像他们弄不倒我父亲就要永远弄我,但如果我父亲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
在狱中,凌孜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她趁提审时,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她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总理向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
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凌孜终于重获自由。然而,出狱后的凌孜让父亲震惊了,女儿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看见我时非常激动”。
凌孜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是叶家被关监狱时间最长的一个亲属。“出来后我怕听到声
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种时候,叶帅就想跟凌孜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凌孜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突然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女儿的话,叶剑英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他担心自己这个女儿会傻掉。“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真担心我的身体恢复不了。”
幸运的是,一年以后,凌孜身体基本恢复正常。
1972年,凌孜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她突然说了一句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叶剑英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导演凌子
1976年初,79岁高龄的叶剑英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逝世。凌孜回忆说,叶剑英分头与、谈话,3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他们于10月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叶剑英、主持和见证,由中央警卫局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分别抓了起来。
“抓‘四人帮’,他们三人每个人心里都有想法,在去世守灵的时候,互相试探、交谈,看对方的反应。最后明白了彼此的想法”。
叶剑英身经百战,处理应急性事件绝对谨慎小心。“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家里谈部署和安排”。
“不能出来,他是管8341部队的,所有警卫都归他管,他站在哪边,那边90%就会赢,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父亲的布署。”
“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他要往哪边走动,人们就知道他的倾向了你说我不够帅,所以他也不能走来走去。同志告诉我:你父亲要我同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两人中间来穿插……。”
“老爷子走动,他的车从中南海西门进,在汪家讨论后,出北门又去了华家,到哪去了四人帮也不知道。抓‘四人帮’前,他们三人根本没一起碰过面。”坐镇全局的叶剑英做的天衣无缝。“江青等不是做这方面工作的,没有这么内行。父亲经历过的极端严峻形势考验,当然知道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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