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卷第11期 武汉科技学院学报Vol.19 No.11 2006年11月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v. 2006
悲苦与绝望
——秦观谪恨词的情感心态分析
曹章庆
(湛江教育学院,广东湛江  524048)
摘要:秦观的谪恨词除了表现跟元佑被贬词人伤时忧生的共同政治恐惧心理之外,还突现了悲苦
和绝望两种主导情感心态。这两种情感心态具有独特的内涵:悲苦表现为身世之感的悲伤和贬谪旅
途的孤苦;绝望表现为对仕途、对归隐和对自身生命的绝望。而且这两种情感心态在被贬谪的不同
时期既各有侧重又互相融合,贬谪前期秦观的情感心态以悲苦为主,贬谪后期则以绝望为主,从而
构成了秦观恨谪词“凄婉”、甚至“凄厉”美学风格。
关键词:秦观;悲苦;绝望;情感心态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60(2006)-0209-04
秦观是北宋时期的重要词人。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 ‘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 ’” [1] 这段话有两个明显的意思值得注意,一是秦观的词最能表现他内在的心灵世界,是一种“得之于内,不可以传”的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和“万不得已”的“词心”。二是秦观被贬谪后,“遽丧灵宝”,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他的谪恨词,“寄慨身世”,“怨悱不乱”,表现了跟前期作品迥然不同情感特质和美学风貌。
冯煦的评价,得到了近代著名词学评论家陈廷焯的赞同和回应。并发出“淮海何幸,有此知己”的慨叹[2],但如何在学理上如何进一步深化对秦观贬谪词“词心”得认识,仍然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课题。当代秦观研究专家徐培均先生曾指出:“当前淮海词的研究,已取得较高的成就。然大半就词论词,领域尚未拓展开去;又多侧重前期描写恋情的词作,虽也逐步探讨后期的谪恨词,然涉笔未深”。[3]有鉴于此,本文拈出悲苦和绝望这两个关键词,通过披文入入情、论世知人的方法,运用现代心理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对秦观的谪恨词的主导情态作初步疏理和心灵解读。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所谓悲苦,就是悲伤(愁)痛苦。“悲伤和痛苦具有一种强烈的形式,称为悲痛或忧伤。悲痛或忧伤典型地代表着失去对个人至关重要的亲人或心爱物品时的情绪状态……当人必须忍受这种丢失和分离时,悲哀和痛苦就转化为忧伤或忧愁”。[4]
据统计,在北宋词人中,秦观和晏几道使用“泪”的频率是相当高的,在77首秦词中,含泪字的就有13首,频率为16、8%,居第三位,如果将有关哭泣的语句也计入,则秦观共有19首词含泪,使用频率为24、7%。
[5]而“泪”则是悲伤的典型表现。且看《江城子》、《临江仙》两首词: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
收稿日期:2006-09-06
作者简介:曹章庆(1955),男,副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学与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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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花落时节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髻子偎人娇不整,眼儿失睡微重。寻思模样早心忪。断肠携手,何事太匆匆。不忍残红犹在臂,翻疑梦里相逢。遥怜南埭上孤篷。夕阳流水,红满泪痕中。
这两首词是作者因坐党籍,被贬为杭州通判时的作品。我们知道,秦观的一生,仕途坎坷不平,年轻的时候,强志盛气,但空有一腔热情,理想并不能实现,两次落榜,几经挫折,三十七岁才考中进士,除定海主簿,未赴任,寻受蔡州教授。元佑二年(1087),苏轼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不幸为忌者所阻,无奈引疾回蔡州。元佑五年(1090)再次奉诏入京,除太学士,校正秘书省书籍。次年,又由博士迁正字。但好景不长,元佑八年(1093)九月,支持旧党的高太后驾崩,哲宗亲政启用新党。旧党逐渐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绍圣元年(1094)秦观贬为杭州通判,这一政治剧变,对于苦苦追求仕途而又情感纤弱的秦观来说,却是晴天霹雳,面对这“东风暗换年华”政治局面,作者回天无力,只能发出“韶华不为少年留”的哀叹和流下宛如春江的泪水。全词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令人感慨唏嘘。
然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绍圣元年4月,因刘拯弹奏,秦观“影附苏轼”,秦观又被贬为处州酒税,至此他不得不再次跟心爱的妾氏朝云分手,并写下了“断肠龟山离别处,夕阳孤塔自崔嵬”的诗句。至家乡,与夫人告别,又写下了缠绵哀伤的《临江仙》,在“寻思”、“遥怜”的苦苦追忆中,在“夕阳流水,红满泪痕中”,我们不难体会到,秦观对妻子的款款神情和因离别的深哀巨痛。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贬滁州后的6年中,在秦观20多首的谪恨词和诗中,却很少出现过“泪”的字眼,这种现象的确令人值得体味。
冯煦说:“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蒿庵论词》)。[1]因此当打击骤至的时候,悲伤的泪水就会自然从心底流泻出来。但是秦观又是一个情感纤细而性格抑郁软弱的人,当打击接踵而至时,他那悲伤的泪水便沉淀为无边的哀愁痛苦,向着更多元和更深沉的方向弥散。按照美国心里学家普拉奇克情绪维量分析,由哀伤向悲痛发展,是情绪的进一步强化[4]。这种悲苦的情绪,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旅途困窘,思归(乡)不得的孤独痛苦。纵观秦观1094-1100这七年贬谪生涯,从浙江处州到湖南郴州,从广西横州到广东雷州,被贬之地越来越遥远越来越荒凉,因此旅途困窘,思归(乡)不得孤独痛苦就自然成了秦观贬谪词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的作品有《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如梦令、池上春归何处》、《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前两首作品通过驿亭孤馆一夜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出了难以为怀的孤苦。“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帘外五更风雨”,就是这种寒碜、恶劣环境的描写。而同样的描写和抒怀也同时出现在他的诗中:“门掩荒寒僧未归,萧萧庭菊两三枝。行人到此无肠断,问尔黄花知不知。哀歌巫女隔祠丛,饥鼠相追坏壁中。北客念家浑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风”。(《题郴阳道中艺古寺壁二绝》)可见这种难以为怀的孤苦情感已深深的烙印在诗人的脑海中。
二是将身世之感、迁谪之慨打并入宦情、艳情的痛苦之中;“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周济《四家词选》)是秦观词写作的一个重要特。但前期的身世之感主要是指屡试不第,落魄而归的悲伤。“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薄幸名存”《满庭芳、山抹微云》。“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
参差难又。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化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水龙吟、小楼连远横空》)等正是这种考试失利和仕途遭挫失落心境的写照。而被贬谪后的词,更多的是将被谪的困苦和心境的悲怆融进艳情和宦情之中。
我们知道,秦观年轻的时候度过一段漫游的生活,既有时出入秦楼楚馆,也结识了象苏轼、孙莘老、参寥等前辈师友,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指点和帮助。元佑五年(1090)再次奉诏入京,除太学士,校正秘书省书籍。次年,又由博士迁正字。这期间,和苏门中人,尤其是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相互间诗文酬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因此,作为深于感情的诗人来讲,将宦情和艳情融到眼前被贬的困境和悲苦中,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将身世之感,打并入宦情、艳情,这类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追忆宦情、艳情的得意欢乐的情境和当下尴尬困窘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照,造成巨大的审美张力,来表达作者的深悲巨痛。
元佑二年(1087)在附马都尉王侁家里举行的西园雅集是中国词史上的一次盛会,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等十六人参与了这次雅集。这次雅集令秦观终身难忘。1094年他被指为“影附苏轼”,入元佑党籍,出为杭州通判,临行前,词人重游西园,作此词抒发了身世之感。全词以“今——昔——今”的抒情方式以“西园夜饮鸣笳”的欢乐,衬托现在“东风暗换年华”悲凉心境,“两两相形”(周济《宋四家词》),取得了相得益彰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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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而《鼓笛慢》同样以昔日“乱花丛里曾携手”欢赏艳情。衬托现在贬谪“那堪万里”悲苦。王夫之说过:“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姜斋诗话》)此之谓也。同时,在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的词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表面上写的是歌伎,实际上是作者谪恨天涯,凄苦无依、岁华摇落、愁肠寸断的内心写照。如《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木兰花》:“岁花一任委西风,独有春红留醉脸”。这种体贴入微而有互藏其宅的特点是秦观前期词所没有的。
考之秦观的谪恨词,将身世之感,打并入宦情、艳情相对集中在贬谪前为多,而在贬谪后期,特别是编管横州,除名移雷州期间此类作品渐少。如:望海潮(梅英疏淡)、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风流子(东风吹碧草)、虞美人(高城望断尘如雾)、木兰花(秋容老尽芙蓉院)、满庭芳(碧水惊秋)、鼓笛慢(乱花从里曾携手)等都是在编管雷州前的作品。这并不奇怪,随着政敌迫害的步步加重,政治环境愈加恶劣,生活环境愈加窘困,作者身体的逐渐衰颓,词人的情感心态由悲苦逐步向绝望转化。而对昔日宦游、冶游的情景追忆也逐渐淡漠了。
恨苍天所谓绝望,就是对一切失去希望,是一种心如死灰的感觉。丹麦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说过:“没有一个单个的活着的人是多少没有点绝望的”[6]。但象秦观那样,绝望的阴影象梦魇一样死死的压在他的心头
的却不多见。质言之,秦观的绝望之情,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现:
首先是对仕途的绝望,本来,“每个人都是带着希望生活的”[7]。象秦观那样“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理想高远,慨然有献身疆场,报效国家之志。据秦观的挚友陈师道回忆,煕宁元丰间,秦观是“行道雍容”、“论说伟辩”但到了元丰末年,经历了元丰元年(1078)、五年(1082)两次进士考试失败以后,秦观精神面貌大变“其容充然,其口隐然”一副悲伤失落的样子。而且还要学乡里马少游隐居,对仕途灰心丧气。(《陈师道秦少游字序》),在1083年所作的《长相思》中,发出了“念凄断秦弦,感深荆赋”。“潘鬓点、吴霜渐稠”绝望和衰老之叹。由此可见,秦观的情绪是容易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大起大落的。
但是元佑党祸对秦观来说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绍圣元年(1094)春,李清臣首倡绍述,其目的在于“彻底禁锢整个旧党集团,使之在仕途上永远不得翻身”[8]。因此,大批元佑党人被清除出朝,被贬往使之“自生自死”的远恶州军。时间长达三十五年(哲宗绍圣元年至徽宗宣和七年),人数达309人(据“元佑奸党碑”),这在以往的党锢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这种严峻的政治高压下,秦观除了有一种处穷忧生的恐惧之外,还产生了一种仕途上的绝望之情。
其次是对思乡归隐的绝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秦观也不例外。在预感党祸来临时秦观也动过归隐的念头,所谓“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就是这种归隐心情
的无可奈何的表现。因此,当秦观因坐党籍,改馆阁校勘,出为杭州通判时,曾写有《赴杭倅至汴上作》:“俯仰觚棱十载间,扁舟江海得身闲。平生辜负僧床睡,准拟如今处处还。”表达了远离朝廷,身处江湖,皈依佛门,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但是政敌的迫害是要把他们贬到远恶州军,要他们“自生自灭”,甚至还要追贬已故的元佑党人,连死人也不放过,报复手段的恶劣残忍实在是令人齿寒。秦观贬处州,政敌又罗织罪名蓄意陷害,弹劾其抄写佛书和败坏场务(见《宋史·秦观传》、王明清《挥麈余话》),削秩编管郴州。一个朝廷命官,被削去官职并被看管起来,跟犯人也就差不多了。因此此时的秦观不但对仕途已经彻底绝望,而且对归隐也深感渺茫。在郴州所作的词中,作者一再提到“桃源”作为自己的理想归宿,但都无法实现。“苦恨东流水,桃源路、欲回双浆。仗何人、细与丁宁问呵,我如今怎向《鼓笛慢》?”所谓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但是“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点绛唇》”。归隐的理想之路时永远也不到了,因此作者不得不发出:“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踏莎行》的绝望哀叹。正如唐圭璋先生所说:《踏莎行》“起写旅途景,已有归路茫茫之感”[9]。
由此可见,作者削籍编管郴州后所表现出来的不但是仕途的绝望,更多的是对思乡归隐的绝望。至此秦观已深深地感到人生无路可走的浓黑悲哀,有时只好以酒浇愁,“欲将沉醉换悲凉”,在沉醉中求得对残酷现实的暂时超越:“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舞龙蛇,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好事近·春路雨添花》)但醉醒后却又是无路可走的悲哀,于是作者只好发出“醉乡广大人间小《添春》”的深沉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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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复次是对生命前景的绝望。在被贬到郴州所作的《千秋岁》中,通过“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 “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的描写,我们已看到了秦观颜憔悴,形容枯槁的形象。所以当他到衡州,衡阳太守孔毅甫见到他,大为惊讶,回来后对亲友说:“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10]。可以想象,秦观此时已感到死亡的威胁,精神已完全崩溃了。在削秩编官郴州、雷州时,秦观在作品中经常出现“病”、“死”等字眼。如在《宁浦书事六首》:“自是迁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岚”。“身与杖藜为二,对月和影成三”。年未五十而要策仗而行,其身体虚弱病态可以想见。“安得此身作石,一起忘了家乡。” “纵复玉关生入,何殊死葬蛮夷。”这是对生存欲念的绝望表白。在《病犬》中,诗人则干脆以病犬自喻,抒写身世之感。同时,他还效仿陶渊明,《自作挽词》想象自己死后的可悲情景:“婴衅徙穷荒,茹哀与世辞。官来録我橐,吏来验我尸。藤束木皮棺,蒿葬路傍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昔忝柱下史……无有挽歌者,空有挽歌辞。”表达了对人生的彻底绝望之情。元符三年,宋徽宗大敕天下,秦观诏移衡州,远在海南的苏轼同时获准内迁,六月,师生会面于海康,秦观出示《自作挽词》,并赋《江城子》抒写重聚的感慨: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此词写了两人见面的感受,愁云惨雾、沉痛悲酸、刻骨凄苦之情笼罩全篇。尽管此时大批元佑党人获准内迁,但秦观没有丝毫欢乐,相反对前景充满悲观之情。联系秦观出示《自作挽词》,可以想见,此时死亡无望的阴影始终压在秦观的心头,正如苏轼《书秦少游挽词》后说:“呜呼,岂亦自知当然者耶”。“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果然,一个多月以后,诗人醉卧长逝于藤州(今广西藤县东)光华亭下,走完了他悲剧的一生。
诚然,秦观的谪恨词也不是一味地悲苦和绝望,在贬谪的生活中,秦观曾想通过抄写佛书来斩断人生的种种欲念来“修真”,也曾写过《游仙诗》、《好事近·春路雨添花》来试图摆脱尘世间的苦恼。但是秦观敏感柔弱、深于用情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象苏轼和黄庭坚那样,以睿智的理性风范和坦然超脱的人生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大悲大难,只能沉浸在悲苦和绝望感受中而不能自拔。[既戕害了心里又损坏了身体,以至英年早逝,引起当时和后人的无穷感慨唏嘘。
以上我们对秦观谪恨词悲苦和绝望的情感心态作了初步的疏理和评析,从中可以看到,贬谪前期秦观的情感心态以悲苦为主,贬谪后期则以绝望为主。当然情感心态作为一种多维量、多成分、多水平的心理状态,悲苦和绝望等多种心理要素又往往融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秦观恨谪词“凄婉”、甚至“凄厉”风格,显示了跟秦观前期词作迥然不同的情态内容和美学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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