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摘 要：“郑风淫”是朱熹《诗集传》对《诗经?郑风》的定性，他不仅将《郑风》中的15篇作品认定为淫诗，而且称其“皆为女惑男之语”，是淫诗之最。这一认定并不符合作品文本实际。《诗经?郑风》21篇作品包含了郑人好贤、游乐、恪守礼俗、担忧国事、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各种内容；而表达男欢女爱的所谓“淫诗”仅有8篇，这一比例与其他国风相比，并无特别之处，表现程度也远不及《召南》露骨。朱熹《四书集注》也明确阐释“郑声”为“郑国之音”、“淫”为“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他之所以以“淫诗”斥《郑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否定毛序的“美刺”传统，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因此故意将孔子的“郑声淫”曲解为“郑风淫”，借圣人之言壮自己的声威。
关键词：朱熹；郑声淫；郑风淫；故意歪曲；不合文本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曾说过“郑声淫”，此处之“郑声”主要指郑国的音乐格调，不含《诗经?郑风》作品文本本身。孔子对包括《郑风》在内的305篇诗歌文本都持肯定态度，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即是。朱熹则在《诗集传》中提出“郑风淫”一说，与孔子“郑声淫”仅一字之差，其对《诗经》中郑国诗歌作品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朱熹的崇高学术地位，这一观点对后世的《诗经》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故而，很有澄清的必要。
一、“郑风淫”的提出及影响
《郑风》共21篇，被朱熹《诗集传》认定为“淫诗”的就有15篇之多。朱熹讥讽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这在理学盛行的南宋可谓是较为严厉的斥责，似乎《郑风》成了诲民的洪水猛兽。朱氏对15首郑诗的具体评价为：
1.《将仲子》：“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
3.《遵大路》：“淫妇为人所弃，故於其去也，揽其袪而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以遽绝也。’”
4.《有女同车》：“此疑亦淫奔之诗。”
5.《山有扶苏》：“戏其所私者。”
6.《萚兮》：“此之辞。”
7.《狡童》：“此亦见绝而戏其人之词。”
8.《褰裳》：“语其所私者。”
9.《东门之墠》：“门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识其所与淫者之居也。室迩人远者，思之而未得见之辞也。”
10.《风雨》：“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
11.《子衿》：“此亦淫奔之诗。”
12.《扬之水》：“淫者相谓。”
13.《出其东门》：“人见淫奔之女而作此诗。”
14.《野有蔓草》：“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间，故赋其所在以起兴。”
15.《溱洧》：“此淫奔者自叙之辞。”
由上可见，被朱熹明确以“淫”字定性的有13首，其余2首《叔于田》之“亦”“男女相悦”，《野有蔓草》之“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间”，皆暗含其所谓“淫”义。另外，朱熹还在《郑风》后序
中称：“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啻于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可见，朱熹不仅将“郑声”和《郑风》皆定性为“淫”，而且将“淫”之含义解读为男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称其诗歌内容淫邪、放纵、狎昵。同时还认为，《郑风》之淫远甚于卫风，是淫风之最和淫风标志。
“郑风淫”的观点由朱熹提出后，在一向惟诗序是从的研究传统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将《郑风》的大部分诗歌认定为男欢女爱内容，否定了诗序以“美刺”为主的研究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诗序对《诗经》研究的束缚，整体上前进了一步。但“淫诗”说在否定诗序错误导向的同时又将《郑风》的研究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对后世正确认识和评价这部分诗歌的文本性质起了误导作用。一是引发了古代学者对《郑风》的贬斥，如朱熹三传弟子王柏《诗疑》竟主张将这些“淫诗”全部删除，崔述《读风偶识》斥责郑诗“尤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等；二是开启了现代以来的“情诗”说，如闻一多《风诗类钞》、《古诗神韵》、余冠英《诗经选》、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诗经注析》等对郑诗“情歌”性质的判定。实质上，“情诗”说只不过是在疑古思潮和观念解放的双重夹裹下，今人对“淫诗”说的别称而已。
二、“郑风淫”仅是以“并非故意不想去爱你郑声淫”为借口
目前学界多认定朱熹“郑风淫”之说为袭承孔子“郑声淫”而来，其实不确。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中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在《阳货》篇中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可见，孔子认为“郑声”是“乱雅乐”的“淫”声，要求禁绝之，这里郑声与雅乐对举，并非指郑诗。随后，《孟子?尽心章句下》说：“恶郑声，恐其乱乐也。”《荀子?乐论》说：“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心淫；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心庄。”两者都是对孔子“郑声淫”的阐发。显而易见，诸子认为“郑声”或“郑音”是“淫”“乱”的，而具有“淫”“乱”彩的“郑声”“郑音”对修身、治国都有极为不好的影响。但是，此时诸子之“郑声”还没有显示出即是《诗经》中十五国风之一的《郑风》，也没有将“淫”“乱”之字涉及到男女之情，当然，更未出现“郑风淫”的说法。
两汉时期，典籍中出现的有关“郑声淫”的语句主要有两处：一是班固《白虎通义?礼乐》：“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故邪僻，声皆淫之声也。”二是许慎《五经异议》：“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合，讴歌相感，故郑声淫。”“郑诗二十一首，说妇人十九矣，故郑声淫也。”此处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郑声淫”与“”
字和“男女”联系了起来。其二，在许慎的解说中，明确提出了前人所并未明确提及的“二十一首”“郑诗”，“说妇人十九矣”更明确指向《郑风》的文本内容。至此，“郑风淫”方显端倪。程子曰：“问政多矣，惟颜渊告之以此。盖三代之制，皆因时损益，及其久也，不能无弊。周衰，圣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立万世常行之道，发此以为之兆尔。由是求之，则余皆可考也。”张子曰：“礼乐，治之法也。放郑声，远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谨，则法坏矣。虞夏君臣更相饬戒，意盖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则德可久，业可大。郑声佞人，能使人丧其所守，故放远之。”尹氏曰：“此所谓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盖此意也。孔颜虽不得行之于时，然其为治之法，可得而见矣。”
可见，朱熹释“郑声”为“郑国之音”，全然未提及《郑风》，而引用的三段话很明显是用来说明孔子为何要“放郑声、远佞人”，其原因就是因为孔子认为“郑声”的问题涉及到礼乐，而礼乐又涉及到治国，萎靡的“郑声”对治国无好处。两条注释都表明了朱熹对于孔子口中的“郑声”、“淫”、“郑声淫”皆有准确的文字理解能力和清醒的文意认知，并不存在因误解而导致自己做出“郑风淫”的判断的可能。
第三，朱熹有将“郑风”定位为“淫”的主观需要。这就涉及到朱熹自身的诗学阐释背景。
宋学是我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同步，学术上的思辨之风渐起，并不断扩大，涉及到经学研究上，便是疑经、改经蔚然成风。《诗经》研究也是如此，如欧阳修、苏辙、郑樵等人对毛序的颠覆和指斥。朱熹的《诗集传》就是在这一环境下著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之《诗集传》条云：“(朱熹)注诗亦两易汇。凡吕祖谦读诗记所称‘朱氏曰’者皆其初汇，其说全宗小序。后乃从郑樵之说，是为今本。”《朱子语类》亦自言：“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抵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遍，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可见，朱熹接受了非序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的诗学思想。而《郑风》则是朱熹的一个发轫点和突破口。这首先是因为孔子说过“郑声淫”的话，以圣人之言为借口容易服人，并且《郑风》中确实存在有关男女之情的情歌，如《狡童》、《子衿》、《野有蔓草》等。其次，“诗序之缪，郑风为甚”（崔述《读风偶识?郑风》）。朱熹便在驳斥诗序的基础上建立他的疑序之说：“‘郑声淫’，所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狡童》、《将仲子》之类是也。今唤作忽与祭仲，与诗辞全不相似。”这也是朱熹为何在面对《召南?野有死麕》中的“有女怀春”等如此裸露的情感，解释为贞洁女子不为强暴所污，但面对“畏父母之言”，“室迩人远”的女子，他却直斥为“淫奔”的原因。总之，否定诗序是朱熹最根本的出发点。当他在否定诗序的前提
下体会到《郑风》中多有男女之情，核之以其一贯倡导的理学观念,在当时封建社会的价值观中，“郑风淫”便成为顺理成章的结论。为了给自己的结论到可靠的依据，孔子自然被其搬到前台。一方面，他明知孔子所谓“郑声淫”是指郑地音乐的萎靡潺缓，与《郑风》无关；但另一方面，他又在《郑风?后序》中宣称：“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有人。《诗》可以观，岂不信哉？”即将自己所确立的“郑风淫”等同于孔子所说的“郑声淫”。在没有可能存在字义误解的前提下，朱熹依然让两者对等，这显然是一种主观的误解，是在以孔子之说为借口，借助孔子以达到自己诗学阐释的目的。
三、“郑风淫”不符合《诗经?郑风》文本实际
朱熹所指斥的15首“淫诗”是否符合《诗经?郑风》文本实际呢？下面逐一试解之。
【将仲子】此篇朱熹引用莆田郑樵的话说“此淫奔者之辞”是毫无道理的。读此篇诗歌，确是有关男女之情。但是，女子三章连呼“无逾我里”、“无逾我墙”、“无逾我园”，显而易见，是在拒绝男子。姚际恒《诗经通论》曰：“细玩此诗，其言婉而不迫，其志确而不渝。此必有恃势以相强者，故托为此言以拒绝之，既不干彼之怒，又不失我之正。”崔述则认为此诗女子本就无情，只是借取父母兄弟诸人为由而婉拒之。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对该诗
的评价是今见最早的解诗言论，更近诗义，云：“《将仲》之言，不可不畏也。”其借诗中“畏”字，认为该诗揭示了女子对爱情的矛盾心理，她既喜欢仲子，又恐惧家人和社会舆论，所以拒绝了仲子的约会请求。孔子对女子的这一行为表示了肯定。很明显，这是一首拒爱诗，何来“淫奔”之说？
【叔于田】【大叔于田】两篇诗毋庸置疑，是在赞美一位“叔”，前篇虚写，后篇实赋。毛诗、郑笺都认为“叔”即《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之共叔段，三家诗无异议。但此旧说并不可信，崔述曾予以驳斥，此不赘述。朱熹则一面注“叔”为“庄公弟共叔段也”，一面又称“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辞也”，又在《诗序辩说》中怀疑该诗或与共叔段无关。这明显自相矛盾。我们认为，该诗应是一首赞美青年猎手的诗。观诗中之语句，得知“叔”善于饮酒，服马，中正仁义，喜欢狩猎，英勇无比，技艺超，而且狩猎后要“献于公所”，可知“叔”虽非“共叔段”，也当是一位接近权力中枢的贵族男子。至于诗之作者，观《大叔于田》一篇，于田猎之事描写得详尽备至，将叔之随从、驾乘、狩猎地点一一点明，对狩猎现场气势的描写细腻生动，能有如此笔墨，非亲临现场则难以再现。因此，不能排除诗歌的作者有可能是一位男子，或是“叔”的文士随从，也或是“叔”的狩猎同伴。关键是，我们从两诗中并看不出男女之情。如陈子展所说：“不知道朱老夫子为什么对于民间男女相悦最感兴趣，本来看不出涉及男
女关系的诗，他偏嗅觉灵敏，认出它是男女相悦之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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