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卷 第5 期 延边教育学院学报 Vol.30 No.5 2016年10月 Journal of Yanb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Oct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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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出地表的“人” ——论析莫言剧作《我们的荆轲》
邹志远 王逸竹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摘 要：《我们的荆轲》是莫言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首秀，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解构”大戏。本文试图借助新历史主义批评来窥探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的“交互关系”，通过利用历史与文学的辨识距离挖掘作者对人性本真的期待视野。
关键词：莫言；我们的荆轲；新历史主义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64（2016）05-0010-03
《我们的荆轲》是莫言的第二部话剧，与1999年的《霸王别姬》相比，这部话剧突破了人们对“正史”的理
性想象和对“经典人格”的期待视野。文本宏观地提供了一个来源于《史记・刺客列传》中关于“荆轲刺秦”的经典史实。这个故事早已蜕化成一个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近似于常识性质的宣传文本。无论依靠《史记》这种所谓“官方正史”，还是走向民间的艺术舞台，大家对于“荆轲”这个已被神化的英雄表现出极端地偏信与膜拜。通过此般侠义精神幻化而出的一种“英雄人格”统治了合理秩序下的非理性想象，造成了中国人长久以来对人性本真的欺骗和遮蔽，对自我认知的粗浅和非真。
莫言在处理这个“历史文本”的过程就是创造“文学文本”的过程。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这部话剧中被再度探讨。莫言认为：“中国文学的传统，是要有广阔的历史画面，深深的忧患意识，有人的痛苦和命运感，这在现在反而成为一种‘控’。” [1] 莫言自己是把历史的叙事看成一种虚构状态，而小说的本质就是虚构，就是用虚构的故事来表现作者的内心真实。文学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历史文本达到“共谋”，也可背 叛“历史真实”。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常 表现为密切而脆弱，是既相离又相交的不稳定模式。这种“模糊性”关系更加容易渗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帮助作者说出想要说出的话。由于莫言对于“人性”当下的生存状态反应的较为及时、精准，这对于文学升腾成“文化诗学”有一个内在的自觉性。
一、虚构的历史浮萍
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中认为历史 “它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历史学家把史料整理成可提供一个故事的故事形式，他往那些
事件中充入一个综合情节结构的象征意义。” [2]他还认为历史学家从头到尾的叙述纯粹是一种“诗歌构筑”。这是在承认历史叙事的本质是虚构和真实的二元结合基础上，突破了二者之间的藩篱。我们甚至可以间接推断出文学与历史的叙事关系是如此的相似和交互。
《我们的荆轲》取材于《史记・刺客列传》。史记的“正史”地位不容撼动。但仔细阅读后发 现会有这样的记载：“太史公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
收稿日期：2016—08—24
第5期 邹志远 王逸竹：浮出地表的“人”——论析莫言剧作《我们的荆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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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3]这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每个短篇故事后出现的“异史氏”的评点皆为相同。前者是“正史”，后者是小说，然存在作者表达自己憎恶喜恶的疏导内容，存在对世人精神世界的教化和伦理价值观的规训成分。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历史与小说所谓的“真实”与“虚构”的本质区别。莫言认为： “我们一直将《史记》当信史读，但其实这部书里司马迁想象的成分很多。他写的也是他自己心中的历史。他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也影响了他对历史的真实记录。”[4]
都怪我李玖哲莫言这样说是肯定了历史叙事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让历史具有了一种审美维度。在某种程度上，莫言早
已超越或背离了对历史的解构，而是对历史本身做一种艺术的处理与改造。莫言大胆地穿透了传统史学和文学对“荆轲刺秦”的“厚描”，解码了“英雄”的塑造过程，并细心深刻地组织了一场“自我批判”。在这里，历史文本的真实功能在文学的深加工过程中被削弱以至脱落，而文学文本的真实价值得以展现和延续。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探讨一下文学与历史的基本关系。我们常人所理解的“历史”是一种
“历史客体”，[5]
“历史客体就是对曾经存在过
的人与事物所做的‘表述’。本文由于被阅读而成为本文，因此本文的定义取决于阅读。历史知识不来自于表面的历史客体却来自对本文的阅读。本文是历史知识的产物，历史的书写是分析这些本文的本文产生。”这种表述的意义在于确定历史文本的生产过程与历史的真实发生过程是有区别的，所以历史可以成为一种诗学写作。再有历史在借助“本文”这个载体时会自动自觉地向文学文本转换，这样才会有“阅读”的功能，才会成为世人皆信的历史内容。《我们的荆轲》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方式，对于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都投射在历史与文学的”交互关系“中，重构了读者和观众心中的期待视野和历史想象。
二、想象的文学独筏
“天马行空”曾作为莫言文学创作的忠诚标签。从血红的“高粱地”到黑紫的“行刑台”，莫言的想象力变得更
加富有弹性，富有节制。在我看来，这并非是一种创造力的枯竭，或是想象力的萎缩，而是作家完全掌控了文本的成熟表现。文本的节奏张弛有度，文本的长度伸缩自如，过去的“炫技”成为今天的“技艺”，这都表明了一个作家的成长与成熟与想象力的“挥霍”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荆轲》本身是一个话剧剧本，莫言认为话剧比小说更加贴近生活真实。在这里，我理解为对剧本的想象力就是作者对生活情绪的一种由内向外的转化。被压抑的生活真实借用文学想象的夸大和扩张，迅速膨胀成为一门表演艺术——话剧。作者借助了现代舞台的表演模式，借用了当代人的思想意识，借古人之口说今人之话。这不是在模仿历史，模仿古人，而是一种文学想象力的入侵表现。文学想象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在表现荆轲、狗屠、高渐离、太子丹等角时，作者灌注了他对古人的性格想象，对待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有了想象性质的态度，这种“妄加揣测”成为了“解构”与“反叛”的“主题面”。莫言其实做了跟司马迁一样的事儿，就是用他的文学想象力告诉大家他心里想说的话，他对待自己和他人的基本态度。莫言说《我们的荆轲》写的就是人， “写人的成长与觉悟，写人
对‘高人’境界的追求。” [6]
对于荆轲的人性
想象可以回归到剧本名称里的“我们的”。莫言是提取了历史里的“荆轲”，又浇筑了他心里的“荆轲”，这两个“荆轲”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莫言的荆轲涵盖了人性的“内面性”，而“我们的”荆轲既是历史的“经典
英雄”，又是对人性普世价值的理性想象，他们的合二为一才是一个完整的荆轲，一个完整的“人”。
文学的想象因它的虚构性而成为一种既定事实。然而文学的真实就存在这个“想象”装置之中。莫言对文学的想象可以看做是对自己心灵的自剖。正如他所言： “好的文学，无论门类，都是写‘我’的不关乎‘我’不能洞察社会和人心。”
[7]
文学的想象归结到“自我意识”上就是将深刻
的批判与内省在文本中付诸实践。这种“自剖意识”承载的远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世界，而是暗流涌动的微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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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觉醒的残酷人性
在莱昂内尔・特里林的《真与诚・诺顿演讲集，1969—1970》中提出 “真诚的观念，自我的观念，认识并展示自我之艰难的观念，开始在戏剧突然昌盛的时代兴起并困扰着人类。” [8]
在这里，我们会想到莎剧《哈姆雷特》的独白，想到《李尔王》的陈词，甚至想到人性应该以何种方式表演才足够使我们发现真实的自我，贴近我们的内心真实。在戏剧繁盛的时期，人们已经发现表演可以帮助世人发现自己，对人性的深度来说是一种垦荒。可以说，莫言借助话剧舞台来表达自己对人性的期待视野是一种很直观的艺术方式。
《我们的荆轲》表面是通过一种“解构”手段将人性表达到哲学的高度，实则是通过潜在的“沟通”来表述人的自我觉醒过程。这种觉醒没有被基本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标准所捆绑，而是祛除一切伪饰的人的本真状态。莫言说他的这部作
品里 “没有纯然的好人与坏人” [9]
，这就只剩
下了单纯的写“人”。荆轲是一个背负了太多“光辉品格”的“英雄”、“侠士”，他重诺而守信，他的身上有一种“死士品质”。现今，荆轲之精神早已成为一种英雄符号广传后世，而作为“人”的他却遭历史和现世的忽视和遗弃。莫言复现了千百年前的战国，复现了作为“人”的荆轲，写出了一部“刺客养成记”。特里林说：“我们扮演着是我们所是的角，我们真诚地照一个真诚的人那样行事，结果就会出现对我们真诚进行判断的情况，说真诚是不真实的。”这里，荆轲作为历史英雄是“真诚”的，作为莫言剧本的角是“真实”的。莫言推翻了正史的真诚，还原了
人性的真实。在这个剧本中，无论是荆轲、高渐离、秦舞阳这些死士，还是太子丹，田光这种名士皆为人性的本真表演。大家都想成为英雄流芳百世，甚至不惜牺牲他人或自己的性命，只是为了一个历史上的“名”，为了获得荣誉上的不朽与永生，这就是所谓的“高人”境界。这种看似令人仰止的境界退缩到人性的暗盒内，让人觉得人性之悲，人性之恶。莫言的高明之处就是在剧本里设置了“燕姬”这个唯一的女性角。荆轲一开始陷入了对名利的狂喜之中，但与燕姬的深度接触让他看到自己人性的另一面。他对燕姬的爱就是对自己人性之善的呵护。他最后杀死燕姬可以被认为是他人性觉醒后的走投无路的表现，他的处境有些像鲁迅笔下发现“铁屋子”的人。莫言说： “当荆轲持图携剑走上刺秦之路时，他依然是个小人；但当他在易水河边呼唤‘高人’，看到了蝼蚁样的自己时，他已经成了英雄。他没有等到来自于他力的拯救，但是他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10]
这就是莫言认同的人性的觉
醒力量，也是莫言所极力维护与赞扬的人性本真
状态。
可以说，莫言的荆轲是他自己，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影像。“世人熙熙为利来，世人攘攘为利往”，对人性的表述欲望一直以来受到来自文学外部环境压迫和抑制。文学内部出现了两种批判声音，一种是来自现实主义的抨击，一种来自于浪漫主义的赞扬，从而缺乏对人性表达的公正态度，也缺乏对人性表达
的广度和深度。莫言也许正是对这种文学“表述”的缺失所做的一种补救。
参考文献：
[1]莫言.我们的荆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 司马迁撰.史记[M]. 韩兆琦评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 [4][英]辛德斯・赫斯特.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M].伦敦：1975.
[5][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著.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年）[M]. 刘佳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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