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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岩（时任北京奥申委研究室副主任，曾任《申办报告》总编室副主任） （一） 2001年7月10日，我比往常提前了20分钟吃完了午饭，站在北京奥申委办公地点新侨饭店南大门门口，为最后一批启程前往莫斯科的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和工作团送行。在此之前，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和工作团的大部分成员已经陆续到达了莫斯科。在热烈的握手和频频的挥手之后，运送代表团和工作团成员的几辆大客车驶出了送行者的视野。 此时的思绪又一次地跳跃到了八年前的初秋，又一次地回想起当年为上届奥申委的同事们送行的情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投身到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的努力之中，在当时的奥申委总体组（对外宣布为奥申委总体规划委员会）工作。不过，我没有能去摩纳哥蒙特卡洛，而是在国际奥委会表决前后留守北京，在奥申委的值班室中体会到那刻骨铭心的苦楚。 带着尚未了断的思绪，带着送行者常有的一丝惆怅，刚刚回到B楼奥申委的办公区，就被等候多时的记者拉住了。见到记者，我就不安，通常是尽量躲开。虽然我熟悉奥申委的对内对外宣传口径，也对自己回答提问的能力充满信心，但是我担心记者笔下出错，刊印出来传播谬误，所以不愿意回答记者们的问来问去。好在此时的国内记者已经知晓了最近的宣传纪律，所以他们没有要求我对国际奥委会的投票结果做什么预测，这也就免去了那些不得不做的官样答复。 （二） 自从这次申办开始以来，北京奥申委始终十分繁忙，这时临近国际奥委会投票之日，来电、来文、来访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而留守人员非常有限，因此保证奥申委留守机构的办公秩序和工作效率就显得特别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留守机构决定请新侨饭店关闭B楼六层的电梯，并由我来执笔起草一项公告，放置在五层通向六层的楼梯口。 公告如期发布，其主要内容共三条：1.7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玉刚月13至15日谢绝国内外各界人士进入北京奥申委办公区域，谢绝一切来访、采访，暂停办理面洽事务；2.由新侨饭店员工在B楼五层中厅，代奥申委接受各界赠送的物品；3.奥申委电话号码不变，网站照常开通。公告起到了作用，谢绝了来访、采访，新侨饭店的员工为此也尽职尽责，来访者、采访者普遍表示理解，但也使他们有些失望。 13日上午，我专程前往去首都博物馆，代表奥申委向该馆捐赠了精装的《申办报告》。当时距离国际奥委会投票只有几个小时了，因此捐赠显得格外有意义。在几天前，我代表奥申委已经分别将《申办报告》精装本捐赠给了国家图书馆与首都图书馆。这些公益机构对奥申委的捐赠举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北京申办奥运会期间，奥申委收到全国各地、海内外各界的许多捐赠，既有实用的物品，更有精致的艺术品和朴实的纪念品。我们能够回报社会的就是辛勤工作、开拓创新、奋力拼搏，夺取申办成功。 《申办报告》既是国际奥委会要求候选城市提交的一份“命题作文”，国际奥委会委员投票的重要依据，又是北京奥申委制发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文件，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的标书，北京市未来几年直到2008年的发展规划，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更是中国向世界的一份承诺书，因此意义特别重大。 为编制《申办报告》奥申委工作人员和各方面专家、领导倾注了巨大心血，向社会公益机构捐赠《申办报告》体现了我们回报社会的一点心愿。 奥申委的大部队开赴莫斯科，留守新侨饭店的只有大约20人，办公室副主任林向义是奥申委设在新侨饭店留守机构的负责人，我作为助手协助老林工作。13日下午，老林前往中华世纪坛协调当晚的联欢和庆祝活动，并在晚间陪同中央领导、北京市领导和各界代表出席有关活动。由于对北京取得申办成功充满信心，所以在中华世纪坛准备了庆祝活动；但当时毕竟是胜利在望，而不是胜利在握，所以又要多做一些准备。无论是什么样的准备，奥申委都必然要参与其中，所以老林等几位同志必须要去中华世纪坛。老林走后，我成为了留守新侨饭店的奥申委工作人员之中的临时牵头人。 这时，我略有些不放心，不断地去奥申委值班室和办公室秘书处询问最新的动态。当天下午的值班任务由研究室调研汇编处承担，副处长陈兰凤和年轻干部张德耀在值班室接听电话、收发传真，从傍晚五点半开始改由研究室信息管理处李辉值班。我去了几次值班室，发现多部电话铃声同时大作，值班人员看守电话非常繁忙，甚至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是不停顿地接电话。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接听一些电话，一则是想分担值班同志的一些辛苦，二则是认为应当把掌握的政策和知识通过电话告诉众，三则我在八年前就有了在国际奥委会选择主办城市表决之日接听众电话的经历。另外，留守机构的其他部门工作正常，工作人员都很专业化并且十分敬业，无须我去特别关注。 （三） 八年前的9月23日夜晚，我在位于惠侨饭店的奥申委值班室接听电话，感受之深终生难忘。在今年7月13日接听电话的过程中，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全国人民、海内外同胞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巨大支持，强烈地感受到了人民的爱国心和民族的凝聚力。接听电话不仅是为众服务，而且也是接受人民的教育。听筒之中的话语震撼人心！ 我接听的电话都是普通老百姓打来的，其中不乏来自边远地区的电话。有一位来电的男士告诉我，他家住西南地区某省的西部，村里和乡里都没有直拨的长途电话，为了给北京奥申委打一个表示支持的电话，他专门来到县城邮局，从上午开始拨号，直到傍晚才拨通奥申委的电话。如此辛劳地打这次电话，他只有一个目的，在电话中直接地向奥申委工作人员表达自己的心情：支持北京申办，祝愿北京成功。不少来电的众所说的头一句话竟然是“奥申委的电话太难打了”。确实是占线率太高了，如果说当天奥申委的电话打“爆”了，真是一点儿也不夸张。 我和值班的同事们认真地接听众来电，负责任地回答问题，来电的众都当即表示满意。事后分析起来，当时的众来电大体上可以分为六类： 其一是表示支持，预祝成功。这是众来电中最主要、最大量的一类。 其二是探讨北京胜利的可能性，询问北京奥申委到底有几成把握。在国际奥委会表决结果公布之前，回答这类问题只能是官方口径，无论如何也不能多说什么了。 其三是询问资料性、知识性问题，诸如巴黎是第几次申办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有几名日本委员等等。回答这类问题只能是尽力而为，我们实在无法分身立即去查证资料。好在我平时也算是爱好学习，因而在脑子里积累了一些资料，所以能够应对这类提问之中的大多数。至于个别“高、精、尖”的问题，我只能说“对不起”了。 其四是出主意、提建议，想为北京申办做一些直接贡献。例如，华中地区某省一位女士来电说，她拥有一个照明装置的专利，建议留守机构立即用电话通知在莫斯科的北京代表团，在陈述时向国际奥委会讲明这个照明装置，并承诺把这个照明装置用在北京奥运会上。她认为，这个照明装置符合“科技奥运”的理念，在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公布该专利可为北京申办助一臂之力，能帮助北京取得成功。 对于这个照明装置的建议，我是实话实说，给了这位女士三点答复：1.非常感谢您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支持；2.如果北京申办成功，将把这个建议转告未来的奥运会组委会；3.北京代表团在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的陈述稿，经过多方面专家的反复斟酌、讨论和修改，已经是很成熟和很完善的文稿了，并且得到了领导同志的批准，现在距离预定的发言时间只有几十分钟了，绝不会增加有关照明装置的介绍。 其五是打算捐款、捐物，想谈企业赞助之事，并且有不少来电者表示想做申办成功之后的第一位捐款人、第一个赞助企业，所以他们在临近国际奥委会表决之时打来电话。我们的回答要点是：1.国际奥委会马上就要投票表决了，北京的申办工作就要结束了，所以奥申委不再接受企业赞助；2.如果北京获得了奥运会举办权，企业愿意赞助的话，请同奥运会组委会联系，奥申委不能代行组委会的权利和义务；3.至于个人捐款，在本次申办过程中历来不提倡、不接受，将来的组委会也不会接受。另外，我感到有些企业把赞助与捐赠混为一谈，这时我就顺带说明一下二者的区别，以便于来电者有所把握。 其六是希望承揽奥运会工程。我们的回答要点是，北京申办成功之后将对奥运会工程进行招标，届时贵公司可以依法投标，现在的奥申委不能就工程承包做出承诺。 （四） 为了收看国际奥委会会议的实况转播，我们在B楼六层中厅布置了两台彩电视机。整个下午，留守人员大多在断断续续地收看大阪、巴黎、多伦多代表团的陈述，由于工作难于分身，根本无法连续观看。晚饭之后，各部门的工作基本结束，这时已经临近北京代表团出场陈述了，大家纷纷聚集在B楼六层中厅一同收看中央电视台的实况转播。但是，值班室里没有电视机，值班人员无法前往中厅看电视。我感到，奥申委的值班人员为了工作，如果没能看到北京代表团的陈述，没能同步感受到萨马兰奇宣布投票结果的那震撼人心的一刻，那也许将是值班人员长久的遗憾。我赶快布置办公室行政处的同志同新侨饭店联系，借一台彩电视机架在值班室内，这样值班人员就可以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收看实况转播了。 夜晚10点，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投票正在进行。看着电视屏幕，我的心突然紧张了起来。等待申奥结果就像大考之后的等待发榜，心中毕竟有些忐忑。从1991年开始，北京申办经历了10年历程，我参与其中为之奋斗，经历了许多，应该已经很坦然了，而且我们对夺取本次申办的胜利非常有信心，但是临近那一刻仍然有些紧张。 当国际奥委会委员第二轮投票结束后，监票人把装有表决结果的信封封好交给萨马兰奇主席，萨马兰奇主席接过信封走向讲台时，我们都确信北京胜利了，因为北京的竞争对手城市都不可能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电视屏幕之前毕竟不是会议现场，我们开始议论起来，大家一致认为北京已经获胜了。这时正是漫长期盼中的最后一分钟。 萨马兰奇主席宣布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权属于北京的语音未落，中华大地欢声雷动，全球华人激动不已。我们作为申办工作最直接的参加者，作为奥申委的工作人员，在奥申委的大本营里欢呼跳跃、相拥而泣，幸福的泪水在每个人的脸上酣畅流淌。 为了能摄制到萨马兰奇主席宣布举办城市之时奥申委大本营中的情景，中央电视台记者多方活动，终于突破了留守机构设在B楼五层的关卡，提前一个多小时在六层中厅架设好了摄像机。中央电视台记者很早就把我作为采访的对象，下决心要摄制到投票结果公布之时我的情态和谈话。他们认为我一直是文字工作者，长期在政策法规部门工作，出任过《申办报告》总编室副主任，一定能够给记者讲出长篇大论或妙语连珠。但是，在北京取得申办成功的片刻，我面对记者的采访竟突然产生一种语塞的感觉，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热烈的欢呼和短暂的拥抱之后，奥申委工作人员竞相奔向大厅两旁的办公室，拨电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起来。他们要同自己的家人、亲友在第一时间共同庆贺北京的胜利、中国的快乐。这时，我来到办公室秘书处拨通了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在莫斯科的值班电话，向代表团的同志表达留守人员的敬意，相互祝贺我们的成功。在那一刻，真是非常想念他们。 这时，来自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祝贺电话、祝贺传真再次打“爆”了北京奥申委的话机。第一位打进电话的人在电话里泣不成声，他没有留下姓名，只是说“我说不出什么，我太高兴了。”奥申委的传真机像印刷机一样源源不断吐出贺电传真。 新侨饭店的领导来到奥申委办公区，热烈祝贺北京申办成功，员工在转瞬之间把B楼六层中厅布置成了庆祝冷餐会，桌子摆成一排，摆满了水果、点心、香槟酒。大家切蛋糕，开香槟，举杯共贺申办成功，祝愿祖国繁荣强大。 送走来访的记者，已经是7月14日凌晨1点多了，我从北京奥申委办公地出来，独自骑上自行车，沿着前三门大街，到前门和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据首都的新闻媒体报道，当时天安门广场瞬间人数突破50万人，广场和大街上庆祝的人超过100万人，全城大堵车，凌晨1点半，仅公主坟向西堵塞就达7公里。我看到汽车上姑娘们和小伙子挥舞着国旗大声呐喊，看到敲锣打鼓的老人大声地欢笑，人们把喜悦写在脸上，酣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中国人欢乐的方式也同国际惯例接轨了。 在狂欢的人中，我站在路边不动声，静静地享受着融入人流的感觉，把快乐沉淀到了心底。 我确实很快活、很兴奋、很幸福、很自豪。我是北京奥申委中唯一参加过两次申办工作并且两次都在表决期间后方留守的工作人员。我为日日夜夜工作之后终于得来成功感到振奋；我为申办成功给全国人民带来如此巨大的快乐而快乐着；我为自己能在祖国的土地上，同千百万众在一起，共同迎接和庆贺祖国的胜利而感到幸福和自豪。个人的工作能同国家的事业结合起来，并且取得成功，是最令人高兴与振奋的事情。 | |||
《市场报》 (2002年07月06日第四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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