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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晚期创作的悲剧作品，在“叛离”与“回归”的矛盾转化中讲述了骨肉离散、秩序混乱的故事。“叛离”与“回归”包含了人的认知、人的本性以及社会秩序，即人与社会两个层面。从表象上看，《李尔王》的结局是亲人阴阳两隔、社会混乱无序，正义没有得到声张，邪恶没有得到惩治，悲剧性强烈而深刻；从实质上看，《李尔王》则是在彻底的悲剧中注入了理性而深邃的人文精神，完成了从“叛离”到“回归”的故事转向与人文书写。
［关 键 词］ 《李尔王》；莎士比亚；人文精神；悲剧内涵
叛离与回归：《李尔王》的悲剧意蕴与人文内涵
邵明洁
莎剧在强烈的戏剧冲突中表现了人性的极致。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将人性中善良与丑恶的成分无限夸大，构成性格极端的两方人物。小女儿考狄利娅是善良与正义的化身，大女儿高纳里尔与二女儿里根则是邪恶与黑暗的代表。站在天平两端的人物，其性格的迥异与价值观的差异使戏剧无法如同静静的湖水缓缓流淌，反似波涛汹涌的大海风暴不断汹涌。戏剧从李尔王给三个女儿分配财产开始，天平的两端便发生激烈晃动，在动荡之中人与社会皆发生叛离。
一、人与社会的双重叛离（一）性格扭曲与认知迷茫
李尔王作为一国之君是富有威严的，一个眼神就令臣兵胆战心惊、惊恐不已，一声令下众人纷纷响应、无人不从。李尔王作为一国之君是令人信服的，肯特伯爵与格洛斯特伯爵都对在位的李尔王充满敬意，对现有的秩序感到满意并且坚定维护。然而，正是因为出生时便身在高位、在位时能叱咤风云，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李尔王的人性便逐渐扭曲，美好的品质也转变成邪恶的品格，人性的美好发生叛离。
扭曲性格的背后则是自我认知的迷茫。“国王的两个身体”在英国流传了半个世纪之久。国王有两个身份，一个为政治身份，一个为自然身份。李尔王缺乏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以及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思考，他将政治身份与自然身份混为一谈。一方面，政治身份的权威延伸到自然身份中，对于女儿更多的是国王的专制而非父亲的慈爱。另一方面，李尔王的政治身份致使他的外向观察带有俯视的优越、内向观察充斥物质的气息。卡西尔在《人论》中讲道：“从人类意识最初萌芽之时，我们对于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那种外向的观察。”至高无上的君主地位赋予李尔王外向观察无比的优越感，使得李尔王缺乏内心的反省。或者说，李尔王形成不可避免的思维
定势，外向观察以物质为标准进行反复衡量，而这种衡量方式也进一步延伸到内向观察中。
物质无形之中粉饰着、蒙蔽着李尔王，影响着李尔王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方式。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
在将权利与财富拱手让人后，身份也发生了多重转变。首先是李尔王主动性选择的身份转变，从至高无上的在位者转变成配有百名侍从打猎游玩的逊位者。李尔王的自由与肆意招致大女儿高纳里尔的不满，高纳里尔教唆管家奥斯维德对李尔王采取漠视的态度。李尔王在与高纳里尔对峙后，逐渐感受到自己权威和地位的下降。其次是李尔王被动性的身份转变，从一个有着父系权威的强势一方转变成请求女儿赡养的弱势一方。李尔王仿佛预见了自己命运的衰败，对里根不再是强制性的命令，更多的是试探性的询问与带有乞怜意味的恳求。在剧中他一边唾弃、咒骂着高纳里尔，一边意图得到里根的肯定与维护：“你是懂得天伦的义务、儿女的责任、孝敬的礼貌和受恩的感激。”结果却是高纳里尔与里根串通一气，势必减少父亲的侍从、消磨父亲的锐气。然而，她们真正要做的则是完全卸掉背负的赡养义务，与年老体弱的父亲彻底划清界限。最后，李尔王认清残酷的现实，在无限的懊悔与绝望中愤然离家，从天堂跌落地狱，沦为无家可归者。
（二）秩序混乱与分崩离析
人的性格异变扭曲、人的身份迷离转换带来的是社会与国家的混乱。自统治权落入高纳里尔与里根的手中，国家也由此一分为二。私生子爱德蒙洞悉局势、趁虚而入，先是用谎言搅乱家庭的安宁，迫使无辜的哥哥踏上不归的路途。而后，不惜以父亲为人生的跳板，诬陷自己的父亲私通敌国，搅起国家的轩然大波。自己则受到重用，率兵出征，立下功名，更是同时博得高纳里尔和里根的喜爱。两个自私自利的女人一下子变得头昏脑胀，陷入
020《名家名作》·评论
爱河。正如葛洛斯特所言：“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成仇雠；城市里有，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父子纲常完全破灭。”王室的动乱最后引发国家的离散，和谐的秩序被彻底打破，国家的未来陷入一片迷茫。
乔治·斯坦纳说：“莎士比亚用两万个词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几乎没有遗漏任何行为和思想的空间，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过于遥远或专业而难以用于具体的戏剧题材。”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呈现社会秩序混乱乃至癫狂，有着深刻的历史缘由，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现实的描摹。戏剧饱含着莎士比亚对于社会秩序崩塌的原因追溯与因果反思。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来看，随着1605年英国“圈地运动”的进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加剧。从当时的社会文化与宗教来看，新教一统天下，天主教则受到种种压制。英国社会的积怨、对立、冲突、纠葛也由此得见［3］。《李尔王》的写作就处于社会法律失去威严、各类诉讼案件横生的时节。在这种社会境遇中，莎士比亚的创作风格开始有所转变，由乐观积极转向阴郁失落。《李尔王》以戏剧反照现实，寄托了剧作家君主能够专心治国、王室能够和谐相处、法律保有威严、社会和谐安宁的人文理想。
二、人与社会的双重回归
（一）自我认知与价值重塑
在父女反目、妹成仇、父子背离的叛离情境中，人物体验着前所未有的非常态处境，思索着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在经历巨大的人生反差跌落谷底后，追问着人从何来、人在哪里、人将何去，重新审视自我、审视世界，实现价值重塑。
愚人作为外在因素帮助实现人的自我认知。在愚人貌似愚蠢、滑稽可笑的外表下面，蕴含着先知先觉的智慧，具有某种神性。《李尔王》中的愚人更是走出了富丽堂皇的宫殿，走到荒无人烟的原野，以比喻、夸张、通俗易懂又富有哲理的话语帮助李尔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愚人用牡蛎要造壳、蜗牛要背着屋子的通俗比喻，暗示李尔王逊位之时抉择的愚钝。愚人也凭借“疯癫”的特质嘲弄着李尔王：“我傻你更傻，两傻相对照。一个傻瓜甜，一个傻瓜酸。甜的穿花衣，酸的丢皇冠。”不仅如此，愚人更是帮助“戏中”与“戏外”交流的使者，承担着教化民众的责任。“多积才、少摆阔；耳多听、话少说；少放款、多借债……”愚人的语言更像是莎士比亚传达自己的思想，用以教化观众。
荒原作为外在环境推动实现人的自我认知。社会环境使人类“丢失本性，陷入混乱”，自然环境却使人类“回归本性，恢复平和”。荒原是人类最为原始的生存环境，人回归到原始的荒原中，在荒原中完成本性的回归。李尔王经过两个女儿的驱逐后，在寂寥的荒原身躯接受着暴风雨的洗礼，内心世界则经历着比暴风雨更激烈的思想交锋。暴风雨更像是李尔王心绪的外现、心境的外化，固有的思想观念在原始的环境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李尔王重新审视自我，站在荒原中发出悲切的呐喊：“我站在这里，只是你们的奴隶，一个可怜的、衰弱的、无力的、遭人贱视的老头子。”重新审视与他人的关系，在李尔王与
高纳里尔首次对峙后，李尔王表达着自己对于小女儿态度的懊悔。随着大女儿与二女儿本性的逐渐暴露，李尔王的悔恨也在逐步加深。在荒原中，李尔王的内心反省达到顶峰。李尔王重新建构价值观，从注重物质价值到注重实用价值，将暴风雨中的茅屋视为珍宝。李尔王在剧中说道：“一个人最落魄的时候，再渺小的东西也会变成无价之宝。”他重新审视人类，在看到落魄的埃德加时感慨道：“我们三个人都失去本来的面目，只有你保有天赋的原形，人之初不过是像你这样一个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
（二）道德反思与秩序回归
荒原、愚人激发了李尔王的道德反思，使他更好地处理政治身份与自然身份的关系，“人认知”“人本性”“人身份”在相互作用中实现回归。首先是政治身份，国王的怜悯心显露，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忧心忡忡：“衣不蔽体、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无情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辘辘，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能抵挡住这样的气候？”同情心、怜悯心得到召唤，明君的品质重新回归。其次是自然身份，父亲的羞耻心加剧，在未完成认知重塑之初，渴望考狄利娅的拯救，而后在尚存一丝清醒时特意叮嘱肯特拒绝面见考狄利娅。人的道德回归后，社会秩序也逐渐恢复。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所建构的混乱无序的世界，充满了对权威的挑战、对秩序的破坏、对传统的反叛。但莎士比亚在剧中仍旧抱有对旧制度、旧道德的温情。除了一直对国王忠心耿耿、甘愿为国王赴汤
王思远她蹈火的肯特伯爵之外，还有无权无势的奴仆捍卫着秩序、坚守着道德。在康华尔准备刺瞎葛洛斯特的双眼之时，一个卑微的奴仆拔剑相助，与康华尔拼个你死我活。奴仆最终悲愤而亡，康华尔也因医治无效最终死亡。从长远来看，奴仆以微弱的力量、坚定的意志，夺取了不忠不孝的康华尔的性命，撼动了惨无人道的统治阶级的根基。康华尔强势而残忍，他的存在必然会压制里根情欲的迸发。那么，两妹竞相争宠、互相残杀的局面则不会发生，不列颠王国则一直被心狠手辣的统治者所操纵。由此可见，莎士比亚早已埋下秩序回归的种子。
戏剧第五幕揭示出人物的命运，达到全剧的高潮，也意味着新局面的开启。善良而无辜的考狄利娅离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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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李尔王也带着无尽的悔恨深睡不醒。新的一国之君奥本尼诞生，承担起护国安民的职责。莎士比亚早已用极少的笔触巧妙而有力地勾勒出奥本尼仁慈、明智、审慎的形象。奥本尼怀有仁慈之心，在大女儿高纳里尔将父亲驱逐出家门，他指出高纳里尔恐遭暗算的多虑。奥本尼怀有明智之心，高纳里尔与奥斯华德反复嘲弄他的怯懦时，他对奥斯华德的不端行径深感惋惜，准确地预见其生命的终局：“一个人要是看轻了自己的根本，将势必难守他起码的本分；枝叶脱离了树木将会枯萎，到后来只能让人当作枯柴而付之一炬。”奥本尼怀有审慎之心，对于妻子的不轨行为则表现出强大的隐忍，并且带有君子的气质：
“你虽然是一个魔鬼，你的形状却还是个女人，我不能伤害你。”仁慈、明智、审慎的奥本尼，必将善治国家，促成秩序的最终回归。
三、悲剧意蕴与人文内涵的双重交织
（一）悲剧意蕴
《李尔王》堪称莎士比亚笔下最为绝情的悲剧，自诞生之日就接受着批判与抨击。18世纪是古典主义盛行的时代，倾向于将“理性”与“道德”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尺度。以塞缪尔·约翰逊为主的评论家认为《李尔王》的结局缺乏道德性，邪恶之人毁于自身，正义之人离开人世。但悲剧的本身就是要解开世界温和的面纱，直指现实的残酷。悲剧常见的表现手段则是善良之人的消殒，以此唤起人们的同情与悲悯，对生死、爱恨以及人性、道德等严肃的戏剧母题进行深刻思考。悲剧不仅牵引出人们的情感，更是为人们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李尔王》正义未得到伸张、邪恶未得到惩治的表象背后，我们更是在深彻的黑暗中坚信灿烈的光明。不管是肯特、葛洛斯特这一代老臣的忠诚，无权无势的奴仆的抵抗，还是仁慈、明智、审慎的国王奥本尼的继位，我们依然能从败坏的风气中寻到人性的美好，依然能从陈腐的制度中看到进步的力量、光明的希望。由此可知，《李尔王》的悲剧不能仅从“理性”与“道德”的单一维度评价。莎士比亚发挥悲剧的净化作用，引发人们在宗教与道德意义上的陶冶，在情感和情绪上的惋惜。
（二）人文内涵
莎士比亚诞生在文艺复兴的末期，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形成了“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他早期的作品充分颂扬人的意义与价值，并肯定自然欲求的合理性。他满怀激情地赞叹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他说：“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论行动，多么像天使！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而在戏剧创作的最后十年，莎士比亚从早年温和的乌托邦苏醒过来，以悲剧探讨人性、道德等严肃的母题，以悲剧承载对于人文价值更深的思考。《李尔王》
表现的则是非理性人本主义，人欲望的膨胀、道德的败坏破坏社会和谐的秩序，社会秩序下混乱的是人的本性，而人的善良本性回归之时，社会才能和谐。因此，《李尔王》饱含了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的深刻反思，他既认识到人认识历史、改变历史的能动性，又认识到人欲望膨胀、性格扭曲、道德败坏下的破坏力，对于人文主义进行了更加理性而深邃的反思。
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的重新反思依然是局限的——莎士比亚把人文主义理想和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归结为抽象的善与恶的道德问题。他反对暴力，主张人道，但仅仅通过道德改善，仍无法解决社会矛盾；他同情人民疾苦，但只看到个人作用，强调思考的力量，这样的矛盾必然产生抑郁愤懑的悲剧。正如别林斯基曾言：“通过了他的灵魂的天眼，我们看到了宇宙脉搏的跃动，他的每一个剧本都是世界的缩影，包含着整个现在、过去和未来。”莎士比亚充分考量当时的历史条件，早已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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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明洁（2000—），女，山东临沂人，湖南师范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文学。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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