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那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往事。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小路上，我哼着这歌儿不是奔上远方，是回到告别一年零十四天的家乡。没钱，有钱也没车坐——家乡离我工作的地点纳溪双河并不远，只三十公里，可整个纳溪县就只县汽车运输公司有一辆人们称为牛魔王的老掉牙的卡斯车。
离开家乡告别母亲那天是一九六五年元月五日。那时我还没满十七岁。一天，我和糖果铺祝文英的女儿黄淑瑶在新年的气氛中头上包张红绸打腰鼓。打腰鼓是我战旗文工团的八姨教的，不像今天打腰鼓那么单调，要打一二十个套路，先是“八拍打”，“四拍打”，“前后打”，“前后左右手交叉打”……继后是“胯下上击打”，“后仰打”，“旋转打”，“下蹲扫盘打”……最后是“滚地打”“鱼跃龙门打”“追逐打”，“奔天打”……打得热烈时，全身红绸飘飘，像团火焰滚动。
“好一对金童玉女！”街坊上无人不对从小一起玩耍长大的一对娃娃夸奖。真的，孩童时就一起玩“官兵逮强盗”“猫猫捉老鼠。”
“大毛——”我听见母亲喊。
我收了花架子，望向我走来的母亲，问：“啥事？”
“爸叫你回去。他几十年没见面的老同学唐国璋来看你爸，要见你。”母亲说。
唐国璋与爸同学公路桥梁，毕业分手，华蓥山干过，当过新中国三台县的县长，留苏三年，回国任交通厅厅长。
我回到家，爸和唐国璋在里屋吃午饭。他俩坐茶几两旁，茶几上只有一大碗菠菜豆腐汤，在喝酒。印象特别深刻，那时的交通厅长，老友家做客，只一碗菠菜豆腐汤！
爸叫我见过唐伯伯。我叫声：“唐伯伯。”就循规蹈矩站一旁。
“大毛在哪做事？”唐国璋问。
“没做事。”爸如实回说。
“哎，这就不对了。”唐国璋对爸说：“我叫你边温习边干，你说‘丢生了，干不了。只求安安稳稳度下半生。’孩子正豆蔻年华，该做事、该起步呀。”
也许是唐国璋的交涉也许是我作为共和国第一批戴上光荣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居委会照顾给我一个正式工作是去工赈队（全称是“以工带赈工程队”）到纳溪县双河场修建双河机制砖瓦厂。当时纳溪县的规划非常宏大，要建个“泸天化”生产九大合成（朱徳视察，认为不符战略选址，后来只生产尿素），需要大量的红砖。
泸州到纳溪只有二十公里。去工赈队的23人每人花三角钱买了一张泸州到宜宾在纳溪要靠岸上下客的轮船票。清晨二点过上的船，一位水手查看了船票后指着地板上一个长方形的洞说：“下去。”我“下去”后，一股不通风的霉味、一股尿臭味、一股柴油味扑鼻而来，怪难闻的；“铿咚”“铿咚”巨大的柴油机轰鸣声震得头皮发麻。
两个半小时，我下了船背着被盖卷，提着装书的肥皂箱，一路迎着冷飕飕的北风，踏着高低不平的沙石公路，真想唱：“北风那个吹……”
夜还朦胧，忽听有人喊“大毛”，回头瞧，是黄淑瑶。
她坐在一辆牛儿车上，正低声唱“一送啷个红军……”见我已看见她，跳下牛儿车快步向我奔来。
“你，你清早卯晨的怎么在这纳溪县城？”我问她。
“我妈到这纳溪来进泡糖，我给妈说‘说不定能碰见你’，就到这纳溪来了。真是金童玉女缘分好，还真就碰见你了。”
我感到奇怪，我清晨二点多上的船，问她：“你是几点钟从家出发的呢？”
她笑笑：“我妈说了，在纳溪准定能碰见你，你们逆长江到纳溪要绕三角形的两条边。我们叫了牛儿车，五点钟出发的，只走一条边。我送你到你的工作地点去。”
“不行，不行，还要沿永宁河往逆流方向步行10公里！”我说。
“逆，逆，逆逆逆，你怎么人生一起步就逆？逆我也要去。”黄淑瑶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都是犟脾气，又对坐在牛儿车上的她妈祝文英说：“我送大毛去！”
“去嘛，去嘛。”她妈祝文英说：“大毛，你到工赈队做工怎都不说一声？淑瑶要不是听别人说，还不知道呢。”
到了工地——这就是我将工作、生活的地方。我们的编制属三中队，到了徐队长。他说：“
先住下。”引我们到了大竹林屋基，指着一间农民已搬迁的空屋子说：“你们就住这。”
屋子大门两旁搭了两排联儿铺，铺了一层谷草。各人就把各人带的草席一张挨一张地铺在谷草上，被盖卷往草席上一扔，23个人就住下来了。
我见黄淑瑶眼眶红红的，问她：“怎么，眼睛不舒服？”
“没，没，”黄淑瑶说：“你就住这！就像牛呀羊的？”
“相信我，”我说：“再苦，我会活得很好。晚上看书看疲倦了，躺上床都会睡得很香”
黄淑瑶将身上所有的5元8细说往事角3分钱掏出，又掏出2个熟鸡蛋硬塞给我，说：“这鸡蛋本是带的早饭，都给你。”
我收下了，不顺女孩子的意，她会不高兴的。在家时，他吃花生米，分给我半颗，我也吃。
我们23人是建砖瓦厂最后工程的补充力量。具体的工作是，为机砖厂建轮窑把公路靠山移五十米——也就是说我们干的活就是挖土方（今天看见土方工程都是机械化，感慨万千）。一些人专门挖土，装箢箕；大部份人挑土送到一、二百米远的正冲田里去倒。那挑土的成一条长龙，你追我赶，场面倒还热闹。到了倒土的地方也不放下挑子，只将搭钩抖一抖，往牛鼻绳后一移，一提，再一送，那土就倒掉了。然后一路小跑，回来，扔掉空箢箕，再把搭钩往装满泥土的箢箕的两条牛鼻绳上横着一穿，一钩，挑起来转身就走，又加入到长龙里去。我差不多都是干的挑土的活。晚饭后，胡组长把我叫到他身边去，说：“吃不消吧！看你的模样没干过下体力的活，十六、七岁吧？”我点了点头，说：“挖土的活常常干——在家里种小菜；在家里只挑过水，一天八、九个钟头地挑没干过。”胡组长撩开我的衣领，看了看我的肩头，痛爱地说：“全红了。恐怕还要破皮的。”又嘱咐：“干活，挑土挖土换着干。当歇稍，人少吃亏。”过后，又把其他几个小青年叫到他身边去。那时，别说组长，年长的对年少的都真诚关爱；人与人之间的友情我几十年不能忘怀。
“搞快点，”胡组长吆喝：“顿起了的扣工分！”
同我一副扛子的是个女孩子肖典斯，我尽男人的本分给她吃扛子（把抬箩筐的绳子往自己身边移，减少她承担的重量）。
忽然，我弯下腰欲抬起下面一副扛子丢包给我们的装满鹅卵石的箩筐时，肩上的扛子被另一个人夺去抬到了她肩上。一看，呀，是黄淑瑶！
“你，你，你怎么来了，”我惊讶得有点结巴：“你一个女孩子家，细皮嫩肉的！”
“女孩子怎么！我不是女孩子？”与我同一副扛子的肖典斯说：“女孩子不少个肩头。为心中那个做什么都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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