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锡章 张勇玲
叙事自古以来皆有。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与方法于中国文学研究则是从西方引进这一理论与方法的事情。近20年以来，许多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理论介绍与运用叙事学理论和方法于研究实践方面，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为这一理论与方法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站稳脚跟并逐步走向成熟应用，为丰富中国文学的叙事方式以及研究文学叙事的理论与方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基本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例如，叙事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而叙事?如何进行有效的叙事?叙事与人的生命的呈现有关系吗?叙事仅仅是工具性或技术性的，抑或具有价值内涵?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诸如现代作家有无独特的叙事诗学及其实践?他们的诗学实践对于中国传统诗学有哪些创造性突破?他们吸收了古今中外哪些叙事资源?又是如何将这些资源创造性地用于文学创作之中?客观讲，许多学者对这些问题都有所认识，在实际研究中也有相当多的涉及。不过，整体上理论的自觉还是不够，这是至今没有建构起能有效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原因所在。不可否认，许多研究者已经或正在为此而努力，并出现了一些重要成果，徐德明的《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天真 徐良
诗学践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杜2008年版)就是其中的一种。作者在此书的“引言”中表达了研究现代小说叙事诗学践行的目的与进入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中国现代叙事诗学践行方法与成果的提炼，形成各个具体的叙事‘典律，并不断地与现代创作对话，检验其普泛性与合法性。在此基础上，期以时日，进行融会贯通，开辟一条从‘诗学践行出发而后建构‘践行诗学的通途。目前我所提供的研究成果，都是‘诗学践行阶段的形而下的实践及部分‘典律的总结。披沙拣金，如何提纯或者说提纯到何等地步，还得经受学界的检验。其与形而上的中国现代叙事诗学尚有距离，但能给纯粹的诗学理论探讨提供初选的诗学原料与工作平台，于愿已足”(引自该书第2页，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作者非常谦虚。虽然他并不奢望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学相一致的叙事诗学理论体系，也没企图总结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诗学践行的有效范式，但他的工作和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绩，是十分重要的，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其贡献是明显的，为研究中国现代作家叙事诗学实践走向深人取得应有的深度，提供了有价值的方式，为建立中国现代叙事诗学理论与方法体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启迪。大体而言，其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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