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春天，一天中午，我到学校的传达室接电话，不经意间看见电话机旁边有一张当天的《北京日报》，报纸的下方登载着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的启事，因为有中央戏剧学院这几个字，一下子分外醒目。它也开始又招生了？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12年前它招生时的情景。因为艺术院校是提前招生，1966年的春天，中央戏剧学院的两位老师来到我们中学，请学校推荐适合他们学院的学生去参加考试，学校推荐了我，我见到了这两位老师，一男一女，一教形体，一教表演，都那样漂亮，那样和蔼可亲，对我充满殷殷的期望。在他们的指引下，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它藏在棉花胡同里的那紫藤萝掩映的校园。初试、复试，接到录取通知书就要入学了，兴奋的劲儿还没有过去。“文化大革命”降临了，一个跟头，我来到了北大荒，和大学失之交臂。我只好悄悄地把那封装有入学录取通知书的信封夹在日记本里。一直到好几年过去了，觉得入学已经彻底成为了泡影，我把那封入学通知书撕碎了。
那时，我正在这所中学当老师。报纸上写得很清楚，中央戏剧学院这次招生的年龄范围是
18岁至31岁，那一年我正好31岁，也就是说如果再晚一年，我就被拒之门外了。它所设置的年龄范围多么好呀，恰恰把我们1966年高中毕业的这最后一届中学生包括在内了。
谁想到教育局通知，凡在校教师此次报考大学只能报考师范院校，其它类大学一律不准报考。这无疑给我当头一棒。
我已经报名并已经准备复习考中央戏剧学院了，况且这是我第二次考这所学院了。我向学校一再申明这个理由，和这个梦寐以求上戏剧学院“二进宫”的情结。不管学校同不同意，反正我下定决心，先考再说。
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分为两场，第一场考文学常识和戏剧常识，分为两张试卷，考场设在学院的教室。有意思的是，考试的内容答对的部分我全都忘了，偏偏答错的地方，我记忆犹新：文学卷中问“举国欢庆”(这个词很有时代特，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郝云回到那一天，报纸上常出现这个词)的“举”字当什么讲；戏剧卷中问肖伯纳的代表作，举出其中的一部。除了这两点小错外，我考得还可以。
第二场是重头戏，考写作，考场设在离学院不远的鼓楼阴森森的门洞改造成的大房子里，
大白天的得亮着所有的灯。没有一扇窗户，只有一个大门敞开着。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鼓楼之外不远处就是车水马龙一片喧嚣，仿佛都不存在了，只剩下眼前这黑乎乎的门洞和一张张白刷刷的试卷。考试的题目是《重逢》。这个题目不仅很符合戏剧要求的基本元素，也很符合十年动乱之后人们的悲欢离合的命运跌宕。那时候，我爱好写作，业余时间参加了丰台区文化馆组织的一个文学小组，组长是后来写报告文学出名的作家理由先生。就在考试前些天，在这个文学小组里，我写了一篇小说《遗忘荒原的红苹果》，写的是一位来自印尼的女华侨，从北京中学没毕业，随知青大潮来到北大荒，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得不悲愤地离开北大荒，离开中国，到国外她的父亲去了。“四人帮”被粉碎了，她回国来她在北大荒的恋人重逢的故事。因为考试的题目正好撞在我的口上了，答得很顺利，几乎是一气呵成，我早早就交了卷，离开那个黑乎乎的门洞。
我考得不错，我已经弄不清最后是不是区教育局网开一面，反正后来当中央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来的时候，学校同意我去报到，并且是让我带着工资入学的。
重新回到校园坐在教室里的感觉和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说这样的考试是在十二年前，应该是正常的，就像春天的苹果树开花一样正常，现在，却在本该在春天苹果树开花的
时候，飘落在枝头上的是一层雪花，而误以为是苹果花在绽开。季节的错过，总让人有一种荒诞的感觉。历史总是爱和我们这一代人开着这样近乎残酷的玩笑。
非常有意思的是，写作考试的题目《重逢》像是有着命定的成分似的，我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之后没几天，在那曾经熟悉的校园的藤萝架下，真的和两个人有了意外的重逢，那便是我分别见到了十二年前曾经到我们中学招生去的那一男一女两位老师。
重逢的代价，是青春。
（向守斌摘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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