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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著名的批评家芭芭拉・约翰逊曾说：“从圣奥古斯丁到弗洛伊德，自我的概念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化
都是以男人为模特的。”［１］这一论断对美国作家海明威和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同样适合。他们在小说中着力赞扬男子汉生命的阳刚之美。他们都塑造了一系列富于硬汉精神的男性形象，他们似乎从不把过多的笔墨施舍给女性。尽管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他们也塑造了女性人物，但不是为写女人而写女人，而是为写他们心爱的男主人公而写女人。这些构成世界另一半的女性往往只是男性世界的陪衬，一个影子一一硬汉世界的影子。她们为“硬汉”的存在而存在，是作为检验男子气概的场所而存在。
解构主义批评家德里达认为，非勒斯中心将人类分为男性的和女性的，将事物分为正面和反面的。在此二元对立式的思辩前提下，女性被置于男性的对立面和从属地位。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作者苏姗・格巴和桑德拉・吉尔伯特认为，“在男性的文本中，女性形象有两种表现形式：天使和魔女。天使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魔女则表达了他们的厌女症心理。”［２］把女性神圣化为天使的做法，实际上是将男性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上。据此考察海明威、张承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从二人对笔下女性形象自身的描绘和她们与男主人公关系的处理中，我们就会发现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他们是站在非勒斯中心主义者的立场上的，
○罗相娟
“圣母”与“天使”
——张承志海明威女性意识比较
摘 要：美国作家海明威和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塑造了一系列富于硬汉精神的男性形象，而他们笔下的女性往往只是男性世界的陪衬，她们不是被“神圣化”就是被“天使化”，通过对比两位作家对女性的书写，我们发现两位作家都深受男权思想影响，存在着强烈的男性主体意识。关键词：非勒斯中心主义 天使 圣母 性别
Ｙａｌｅ Ｕ Ｐ，１９９３．ｐｐ．２０－２２．
［７］赵毅衡编：《美国现代诗选》，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４４页。
［９］Ｒｏｙ Ｈａｒｖｅｙ Ｐｅａｒｃｅ，“‘Ａｎｅｃｄｏ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ｒ’：Ａｎ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Ｔｈｅ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Ｓｔｅｖ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２（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７７）．ｐ６５．
［１２］孙长城：《一只深刻的坛子——史蒂文斯＜坛子的轶事＞解读》，《阅读与写作》，２００２年，第８期，第１９－２０页，第１９页。
［１３］孙冬：《论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意象》，《学术交流》，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第１６５－１６７页，第１６７页。
［１４］［１６］［１８］Ｗａｌｌａｃｅ Ｓｔｅｖｅｎｓ，“Ａｎｅｃｄｏ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Ｊ
ａｒ”，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Ｃｌｅａｎｔｈ Ｂｒｏｏｋｓ，Ｒ．Ｗ．Ｂ．Ｌｅｗｉｓ，Ｒｏｂｅｒｔ Ｐｅｎｎ Ｗａｒｒｅｎ． Ｅｄｓ．ｐ．２１５６，ｐ．２１５６，ｐ２１５６．
［１５］Ｆｒａｎｋ Ｌｅｎｔｒｉｃｃｈｉａ，Ａｒｉ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Ｓｔｅｖｅ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ｐ７．
［１９］Ｌｕｃｙ Ｂｅｃｋｅｔｔ，Ｗａｌｌａｃｅ Ｓｔｅｖｅ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ｐ８３．
［２２］Ｐａｔ Ｒｉｇｈｅｌａｔｏ，“Ｗａｌｌａｃｅ Ｓｔｅｖｅｎ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ｅｔｒｙ：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 Ｉｄｅａｌ． Ｃｌｉｖｅ Ｂｌｏｏｍ ＆ Ｂｒｉａｎ ＤｏｃｈｅｒｔｙＥｄ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３２．
【附录】
罐子轶事华莱士・斯蒂文斯
译者：陈榕
我把一个罐子放在田纳西，圆圆的它，立在山顶。
它让凌乱的荒野围绕着那座山。荒野向它涌起，向四周铺开，不再蛮荒。罐子圆圆的，立在地面高高的，是空中的港口
它统治四方。
这罐子是灰的，没有装饰。它无法奉献鸟雀或灌木，和田纳西的其它的一切毫不相像。
（陈榕 洛阳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４７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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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男性固有的思想、道德情感，欲望塑造心日中的理想女性，张承志塑造了“圣母”和“圣女”形象，而在海明威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列“天使”的形象，他们有意无意间给全社会的女人设下了规约范型。
一、海明威笔下的“天使”
“天使”型的女人美丽、温柔、善良，纯洁简单、顺从温和，为爱而生，为爱而死。这一类女性一旦爱上男主人公后，就连同自己的个性全都奉献给他们了。她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对男人百依百顺，力图做一个好妻子。她们被海明威称为“理想的女人”。这些女性首先都具备外表美丽的特点，她们身材好，脸蛋
漂亮，有一头令男人心醉的美发，这些外在的气质令海明威和他的男主人公产生一种审美快感。除外表令主人公心醉神迷外，对男主人公的态度也是百依百顺，她们是男人的征服对象，男人在对她们的征服过程中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意义。
《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和《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玛丽亚就是这种“天使”型女人的代表。《永别了，武器》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是一个纯洁而痴情的姑娘，她的未婚夫在前线的阵亡使她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直到遇见亨利，而一旦爱上亨利以后，她就全心全意地对他，“你是我的信仰、你就是我的一切” ［３］。她温柔体贴，有求必应。凯瑟琳就把亨利和她与亨利之间的恋爱看作了她人生的全部。她很少喝酒，也不需要任何别的男人。她只要求与亨利一起生活，这样她就会很幸福。她在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凯瑟琳用女性完整的柔情，为不知所措的亨利营造了一处精神避难所。玛丽亚的爱情观与凯瑟琳是一致的，都注重给予和奉献。玛丽亚多次深情的向乔丹表白：“如果我做你的女人，就该事事都叫你高兴。”［４］而正是这种无私的爱深深地打动了乔丹，使他明白了玛丽亚才是他的最爱。他感悟到，爱情是真实的，而且得到了它，哪怕明天死去也是幸运的。玛丽亚无私的爱使乔丹更加成熟，促使他认真地思考了爱情与职责、生与死个人幸福与人类命运等问题。也正是这份高尚纯洁的爱情使乔丹保持着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勇敢地面对灾难与死亡。总之，玛丽亚这位坚强而忠贞的女性成就了乔丹这样一位英雄形象。
这一类型的女性是被海明威的文化想象和价值取向所造就出来的，代表了海明威对完善女性的梦想。凯
瑟琳几乎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没有个人的意志，完全依附男主人公而存在。她心甘情愿地为爱而生，为爱而死，换言之，似乎达到奴性十足的地步。这些丧失自、泯灭个性的女性的存在，永远只带给男人以审美愉悦和情感慰籍，她们只是作家“理想化”女性的杰作，是海明威男权思想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男性的强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感受到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在海明威心中是何等的根探蒂固。男人在对他们的征服过程中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在父权文化世界里，男人一直扮演着以权威、尊严、力量为标志的主体角，而女人则属依附于男人的客体地位。在整个以男权为轴心的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除了为求得生
存而进行的物质文明生产、创造活动和战争外，男人为维护自己的主体位置，最初要征服的对象就是女人的身体和精
神。在海明威的性别观念里，也始终存在着这一男性主体意识，在他成为名作家后，他特别喜欢别人称呼他“爸爸”。这一称谓已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家庭呢称范畴，而透露出海明威强烈的男权意识。“在此意义上，海明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追求女人时的初衷绝非是欧洲中世纪传奇文学中骑士们追寻的那种浪漫缠绵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价值的求证方式”。［５］当亨利在战场上目睹各种流血、屠杀和死亡，变得心灰意冷时，他再见到凯瑟琳“就爱上了她，神魂颠倒”，而心中却又想“天知道我本不想爱她，我本不想爱什么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可爱上她了”［６］，这时，亨利需要爱给他提供生理刺激和
精神抚慰，需要从凯瑟琳那里寻求温存和慰籍，以排遣心中的苦闷和孤独。跟凯瑟琳在一起，与其说他是到了爱情，不如说他是回了生命的价值利意义。乔丹和玛丽亚，坎特威尔与瑞娜塔的爱情也与此类似。
二、张承志笔下的“圣母”与“圣女”
在张承志的笔下，女性形象是美好的，被肯定的。她们承受苦难，奉献爱，向往和平与幸福，是真、善、美的化身，她们生活的环境不同，经历、身份和追求都各不一样，但都具有相同的母性特征，都有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共同体现了人性美，展现了女性的人格魅力和生存价值。作家爱她们，崇敬、赞美，甚至神化她们。他们把女性看作是人类生命的载体和生存的源泉，把她们塑造成“圣母”或“圣女”的形象。在作品中，她们像大地一样不断地付出，却极少获得；她们最能正确地判断生活，用心灵去理解生活；她们最能承受苦难，用伟大的人格力量和人性道德弥补人类的过失，延续人类的生命。
张承志笔下一个写不完的人——他的“额吉”。连他自己都说：“为什么我要一年复一年地描写一个蒙古老太婆描写了那么久那么多页纸手都写酸了心都写累了但是我还顽固地写着呢？为什么？回答我！”［７］他的第一篇作品便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也是第一篇关于额吉的故事。谁也没有想到，自此以后，这额吉竟成了他作品中一个“永远的”形象。１９８２年问世的宣告着张承志创作成熟的《黑骏马》
中，“额吉”化身为一个白发老奶奶， 此后，《北方的河》、《晚潮》都出现了母亲的形象，《金牧场》则完整地展示了额吉饱经苍桑的人生经历。也是唯一的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她少年时期是个瘫子，被捆在马上放羊长达十年。十八岁时与一个好心的瞎眼男人私奔到外蒙古的阿拉杭盖，四年后男人去世，她带着儿子迁回家乡阿勒坦努特格。不久，家乡遭遇灾荒，额吉与乡亲们被迫大迁徙至异乡定居。额吉虽历经几度迁徙，心中却始终藏着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无论前路如何坎坷一定要回归自己的家乡——那珍藏在心灵深处的金牧场。中，由于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的险恶，牧民们在异乡的生存受到威胁，额吉决定率领乡亲们大走场迁回家乡。他们耗时四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阿勒坦努特格对岸，但家乡却拒绝接纳这批游子。面如死灰的额吉陷入极度绝望之中，等待她的只能是又一次前途未卜的迁徙。乍看起来，额吉如同一座雕像，她瘦削、干枯、满面皱纹，只有头上的银发飘飘。她神寂然，目光冷峻，令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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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信女 萧敬腾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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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沉重。在这里作者已经把她神化了，本来对对象崇拜到将其神化只有一步之遥。民间社会以其坚定仁厚的品格与野性本真的魅力深深折服了张承志。无怪乎他后来会说：“一个知识青年插队的往事，到头来该珍惜还是该诅咒，他的青春是失落了还是值得的，依我看只取决于他能否遇上一位母亲般的女性”。［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母亲”一词，经过数千年的使用，早已被常识化和抽象化了，一提到“母亲”，人们情感体验中就会自然涌现一些诸如：宽厚、仁慈、勤劳、善良、牺牲和伟大等词汇，女性就这样被赋予具有神话彩和伟大特质的母亲功能，称为人们尊重的一个无性别的概念，长期一来的文学实践正是以此
演绎成为遮蔽女性自我的母亲神话。这样母亲以无限扩张自己的母性品质为己任，以舍弃女性自身的自我意识，以及作为一个人和女人的身份为代价，获取男权文化语境下的最高奖赏，获得“圣母”的美誉，男性更是以对圣母的极力赞颂，愈加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
在他后来的作品《心灵史》中女性的出现只是作为刚烈的教徒的陪衬或投影，作者写道：“女人，当她或她们不仅身处大时代，而且委身于伟男子的时候；她或她们的人生，就不论本人意愿如何，一定要闪现出夺目的异彩。”［９］作品中西府太太是一个罕见的美少妇，十三太爷迎娶她后，对她疼爱有加，后来，十三太爷一家三百多口死于非命，只有她幸存，因为人人皆知她是汉民，于是她成功地带走了哲合忍耶的传教凭证，竭力为哲合忍耶在近代的复活而奔波。她被塑造成一个顺从英雄的女人，是一种只追求与英雄共命运的真正的圣女，她的身上更多的还是折射着征服她的男子的灵光，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女性，她们的生存价值只有在男人认同的世界中才得以体现，她们没有过分明显的个性特征，只是一尊塑像。
乍一看来，无论是圣母还是圣女似乎体现了他对女性的一种近乎崇拜的心理，但细细品味，我们不难发现，张承志所描写的生活场景中，丝毫听不到女性的声音，只看到女性的被述，这是男权权威话语对女性的一种特殊表达，女性只是男性生存赖以诗意化和音乐化的彩和调子，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传达出属于女性的心灵呼唤和深切的情感体验。张承志自始至终宣称抵抗儒家文化，但其女性观却无疑又回到了儒家伦理的怪圈中。
三、超越和失落
两位作家的身上都存在着强烈的男性主体意识，他们的女性观也受制于这种意识，但是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女性是作为被男性审视的对象、审美的对象和被征服的对象所出现，最起码是作为与男人相对的另一极——“女人”而存在。而且海明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自己的男性主体意识，尽管这种超越是有限的，甚至是不情愿的。而张承志却在男权思想的泥坛越陷越深。
海明威的绝大多数作品是以男性视角来叙述的。但是在他的早期短篇小说中，我们却发现了《雨中的猫》、《密执安以北》和《某件事的终结》等作品都是以女性视角展开叙述的。在这些作品中海明威给女性世界给予了一定的关照。
《雨中的猫》描写了一位年轻太太对流浪者似的生活和
只顾自己，不负责任的丈夫的不满。她急于把头发留长，打算去唤醒丈夫的激情。她感受到了自己所受的冷漠，想要一只雨中的猫，来做为补偿。实际上这只猫在雨中是很难堪的，孤独无助的，就像那位失去魅力的妻子。但是她仍想要一只猫，“我现在要一只猫，要是我不能有长发，也不能有任何有趣的东西，我总可以有只猫吧”。这位太太一再言说她的要求和愿望，可是却惹怒了她的丈夫，他叫她“住口！”。然后“不再听她说话”［１０］继续看他的书。妻子再次无聊地寂寞地望着窗外，最后，老板派人将一只大玳瑁猫送进了房间。这样的结尾，极具讽刺意味，同时又让人为这位太太感到一丝悲哀。
在全篇小说中，男主人公的语言和动作并不多，他不在叙述的主体位置上，可是，他对女性的权威却始终存在，这位太太所做的一切说到底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女性依然是被动的。尽管如此，小说还是表现了这位太太的自我意识，在一连五个“她喜欢”和一连串的“我要”中，我们听到了来自女性的声音，这一点也不过份，尽管这声音很微弱。
而在张承志的作品中，作者把女性神化，几乎抹杀了女性的性别特征，作为一种无性别、中性的存在，甚至在对母亲这一形象神化的过程中，给予了她以“男性”和“父性”的特征。尤其是在《金牧场》中，作者一再强调额吉的父性品质。首先，额吉拥有对儿子的命名权。在中国这个父权社会里，儿子的命名权理所当然的属于父亲，母亲给了“我”一个蒙古语名字“吐木勒”。其次，额吉具有男人才有的马鞍，这就意味着母亲不仅要承担女人料理家务的责任，还要承担起养家糊口，支撑整个家庭的重担。所以张承志消解了女性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几乎消解了女性的性别存在。他的男权意识要比海明威膨胀的多。在男权意识日益不堪的今天，他越把女性神化，就越说明“非勒斯中心”之以女性的各种准则的虚妄滑稽。
注释：
［１］芭芭拉・约翰逊：《我的怪物／我的自我》，转引自《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８页。
［２］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５页。
［３］［４］［６］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林疑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０３页，第１２６页，第１０５页。
［５］于冬云：《对海明威的女性解读》，《外国文评论》，１９９７年，第７页。
［７］张承志：《黑山羊谣》，《神示的诗篇》，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１页。
［８］张承志：《北方女人印象》，《绿风土》，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８９页。
［９］张承志：《心灵史》，广东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３６页。
［１０］海明威：《短篇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３４页。
（罗相娟 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４７３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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