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顽主  寂寞的守望者李代沫末日不孤单
《阳光灿烂的日子》与《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之异同
摘要 ：中国作家王朔编剧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与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反叛者形象。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我”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中国，“我”是个社会的多余人，在社会中不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人们眼中的反叛者。而霍尔顿生活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他以其疯狂、自暴自弃和推至极致的愤世嫉俗反叛现代社会的一切。本文将从孤独者、反叛者、妥协者三个角度对比两位主人公的异同，展示两位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 《阳光灿烂的日子》；《麦田里的守望者》；孤独；反叛；妥协
   

这是两部耐人寻味的作品：王朔编剧的电影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
者》，前者上映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市民影视文学的“顽主”系列中备受瞩目；后者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美国文学中的“现代经典”。将这样两部在时代、社会、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方面都截然不同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似有“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之嫌，但细读这两部作品，发现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和“我”虽然出身于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默契，在性格、行为、命运方面有着令人瞩目的相似。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我”是孤独的，由于孤独寂寞“我”迷恋上了钥匙，从家里、街上和别的同学那里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钥匙，并用坚韧的钢丝钳成了所谓的“”。先是合法地把自己家的各种锁一一打开，为那些钥匙锁在家里的朋友们扶危济困，后来就开始未经邀请地去开别人家锁着的门。和霍尔顿相比，“我”似乎要幸运些，因为“我”喜欢用一把平平常常的钥匙经过潜心揣摩、不断测试终于打开那种机关复杂的锁。锁舌跳开“嗒”的一声，那一瞬间带给“我”无限欢欣，而且，“我”对自己的行为还有“合理”的解释——“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然而，这一切只是证实了当时“我”作为生活中局外者的角以及巨大的孤独感。
而霍尔顿，一个十六岁的瘦瘦的少年，穿着风衣，倒戴着红鸭舌帽流浪在纽约街头，车水马龙，舞榭歌台，他穿梭其中，然而最终没能也没法真正走进去。他始终徘徊于局外，焦虑地望着纷纭人世，就好像看着一场假模假样的电影。这便是塞林格在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为我们塑造的霍尔顿·考尔菲德，孤独而忧郁的悲剧人物形象。
霍尔顿从一开始就以一个孤独者的面貌出现，故事开头写他所在的学校举行一场球赛，“差不多全校的人都在球场上”，而他却独自一人爬到高高的汤姆逊山顶上看赛球，球场的热闹与山顶的冷清构成强烈的对比，从而更加突出了霍尔顿的孤独。为了摆脱孤独，寻求理解，他频繁出入于酒吧、戏院、电影院、公园、博物馆等各种公共场所，打电话邀请可能邀请到的人，凡是他碰到的人，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厕所里的陌生人，只要有机会，他就与他们交谈，想请他们喝一杯 , 但不是遭到拒绝便是无法沟通。他出走后碰上的第一个人物是摩罗太太——一个同学的母亲。尽管他在她面前大撒其谎，捉弄了她，但他们的交谈多少还有一些令人愉快的成份。以后的交流却一次比一次糟糕，一次又一次地加深他的孤独感，即使是同女友萨丽在一起亦是如此。后来，他寄希望于朋友卡尔﹒路斯，心想也许能够同他“谈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但当霍尔顿提出想听取他的“忠告”时，路斯却打断了他，把话题岔到一边去了。于是，他只能跟路斯谈一些无聊的话题。这时，霍尔顿的孤独感到达绝望的程度，在
路斯要离开他时，他几乎哀求道：“再喝一杯吧，劳驾啦。我寂寞得要命，不开玩笑”。可见，霍尔顿摆脱孤独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的每一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每一个希望都变成了失望。
通过细读，我们还可以看到王朔笔下的“我”则是作为一个小体的孤独，而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是个人化的孤独；“我”要试图寻一个“归宿”，而霍尔顿是有勇气独自游荡，因为霍尔顿只是寻一个属于个人的位置，而“我”潜在的是寻一个社会地位，一种以别人的生存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中西方文化深层次底蕴中的差异：深植于西方文明中崇尚个人英雄的个人主义和体现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思维的趋同性和从俗性。“我”与霍尔顿一样，都是在寻求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提供的东西，而且对现实社会中常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思考与发现，并产生一种厌弃的情感和超越的欲望，因而才疏远常人世界而步入孤独。他们的孤独作为他们精神的存在状态，已经超离了常人的价值世界，很难得到世俗的理解与认同，他们的孤独是必然的。
在中美两国的社会与文学的脉络上，王朔和塞林格处于相类似的承前启后的因果链上。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梦幻时代。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产阶级
的人数也激增，但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却相对贫乏、空虚。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政治思想领域的开明开拓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因而必然产生对以往价值的重估以及对未来价值的寻觅。在这样的转型期，王朔和塞林格都不约而同地首先在青年人中间掀起狂风巨浪，以他们的作品改变过去，为两国未来的文坛提供选择。在作品表现上，最显著的相似之处就是两人笔下的人物、作品中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都透露着对社会的反叛。
霍尔顿几乎是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行动默默地反叛现实社会和价值观念。他不肯用功读书，是对美国教育的一种反抗，他撒谎是对成人世界的虚荣和庸俗的嘲弄，他举止怪异是对公认的行为规范的背离，他自暴自弃是为了宣泄对社会价值的抗议。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中学生们处于成长的“真空”时代，他们没有成年人那样清醒的意识，因而他们的反叛更接近于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他们的年龄相仿，都处于躁动的年龄；他们所处的社会年代相仿，走过了动荡，步入对“真理”的怀疑；他们的家庭背景相仿，一个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而另一则出身于军人大院，都是那种没有金钱焦虑的孩子。当他们发现过去父辈们一生所苦苦追求的东西，今天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问题的时候，他
们会怎么走？当他们发现一切真理都面临着重估，过去所有的道德标准、价值标准都将可能崩溃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 ，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作故乡。”对于“我”来说：这个城市没有给“我”“某些东西”，因而更无所谓“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更无所谓“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因而他们选择了逃学、抽烟、玩女人，甚至可能是犯罪。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我们看到王朔独有的嘲讽、调侃也不再那么明显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对被困于年轻的真挚的焦虑、迷茫。迷茫、焦虑使得一切都是未知数，不像顽主们那样，无论结局如何，一切都是已决定了的，青春期的破坏之后是什么？霍尔顿打定了主意，远走高飞，而“我”在游泳池中寻出路，“看着一碧如洗的晴空，真想与它融为一体，在它的无垠中消逝，让任何人都无处去觅我的行踪，就像我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
这两部作品的另一共同处在于两位主人公最终都走向了妥协。霍尔顿当起了“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经过不懈努力，三十岁后过上了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这也正暗合了青年成长小说的普遍模式：反叛——妥协。不能从俗，又不能战胜现实，逃避妥协是霍尔顿的唯一选择。霍尔顿有很强的死亡情结，想过自杀，还说“要是再发生一次战争，我打算他妈的干脆坐在顶上”。死亡就是对现实的拒绝。哈姆雷特说：“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事；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此外，拒绝一切社会联系，在社会意义上是一种死亡；在精神分析学中，沉默也象征着死亡。所以最后霍尔顿打定主意，要到西部去装成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生活，“这样我就可以不必跟任何人讲任何混账废话了”。他甚至想“以后我如果想结婚什么的，可以一个同我一样又聋又哑的美丽姑娘”。他想用这种方式与人间隔绝，得到一己的安宁。然而这种幼稚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他只能向现实妥协——回到学校，面对现实。
总之，霍尔顿和“我”就这样在花样年华中走过了孤独、反叛、妥协的无奈而伤感的路程。他们的成长是伴随着烦恼的，其实成长本身就是充满困境的。这使我想到了一首小诗：
“追忆青春，我们微笑着说，我们停留在时光的原处，其实早已被洪流无声地带走。追忆似水年华，时光淹没了树的诗意，多情的廉耻继续生长，我目送青春的末日，那沉甸甸灰蒙蒙的末日，诀别了茂盛多时的节奏，它们曾经哭泣，它们几时哭泣？梦里花落知多少！”
从孤独到愤怒到妥协，这是所有的青春几乎都要走过的道路，这是关于青春的文学作品的模式。这类作品告诉我们——“成长”是一种冒险：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