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前，政权不断更迭，国歌也几度易换。
回顾历史，中国在清代以前，闭关锁国，对外交往不多，也就没有国歌。中国最早的国歌的产生，缘于1896年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的访问。按当时的外交惯例，在欢迎仪式上是要演奏国歌的。为此，清政府只好临时编了一首，被后人称为《李中堂樂》，此后10多年清政府在对外交往和国内大典中一直沿用此歌。20世纪初，清政府又颁布了一首名为《巩金瓯》的晦涩难懂的国歌。不久，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这首国歌也随之寿终正寝。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曾征集国歌，并在公报上刊登了一首歌词拟稿，歌名为《五旗共和歌》，这首国歌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国的理想。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把一首名为《中华雄踞天地间》的歌曲作为国歌。1920年，段祺瑞政府又以名为《卿云歌》的歌曲作为国歌。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把国民党党歌作为代国歌，1943年正式定为国歌。
1949年，国民党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临近末日，建立新中国的工作着手进行。当
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和茅盾(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参加工作的成员有郭沫若、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等10余名著名人士。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赋予国歌与国旗、国徽同样的宪法地位，有利于维护国歌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荣誉感。
国歌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又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新中国像一轮红日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喷薄欲出时，也就呼唤新国歌的诞生。新中国成立之际，《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首在中华大地上歌唱了近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国歌的前身是《前进歌》“同胞们，大家一条心……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条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向着自由的路前进!”这是1934年由田汉创作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主题曲《前进歌》。田申(田汉之子)告诉记者，父亲当年曾表示，《前进歌》其实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前身。
《前进歌》是1934年的一天晚饭后，田汉带着田申与聂耳(田汉与聂耳1931年相识，并开始合作)一同到上海外滩观察码头工人生活。懂外文的田汉看到码头堆放的木箱上的文字后当即震怒了：“里面装着军火!是运给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聂耳的脸也变得铁青，两只手紧握成拳头，用几乎颤抖的声音说：“这些狗强盗!强迫中国人扛着炮子弹来打中国人!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回去后，田汉很快创作了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的《扬子江暴风雨》，聂耳则饱含激情地谱写了剧中所有歌曲。在《扬子江暴风雨》中，聂耳还出演了剧中主要人物——码头工人老王，11岁的田申则扮演了老王的孙子小栓子。
1934年7月1日，该剧在上海正式公演。当演出进行到最后、码头工人气愤地把装有军火的木箱扔到黄浦江里、日本水兵开打死了工人于子林和小栓子时，聂耳扮演的码头工人老王抱着垂死的孙子愤怒地唱起了《前进歌》。那一刻，演员和观众的情绪融成一体，强烈
的民族感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像火山爆发般倾泻出来，大家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很多人都眼含热泪。
国歌歌词诞生在香烟盒衬纸上。1935年初，由于敌人的疯狂搜捕，田汉只好搬到上海法租界居住。当时音乐界有一些人竟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滥写靡靡之音，腐蚀人民的战斗意志。针对这种情况，田汉决心写一些能够唤醒民众斗志的歌曲。恰在这时，田汉接手创作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原名《凤凰的再生》)。有一天，田汉突然文思喷涌，想写首电影主题歌。由于当时手头不到纸，他匆忙中把一段歌词写在了一个香烟盒的锡箔衬纸上。这一段文字后来成为该剧主题曲《万里长城》的第一段，即现在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1935年2月初，田汉将刚写完的剧本交给了夏衍。2月19日夜，电影的分镜头脚本还没来得及写，田汉就被捕了。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立刻到夏衍说：“听说田先生的《风云儿女》里有一首主题歌，请交给我作曲吧，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田申说，那个时候聂耳也被列上了黑名单。党组织为了保护干部，决定派他经日本赴苏联留学。
“在日本，聂耳用了两个月时间，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并从日本寄回了修改后的
歌谱。为音乐表达的需要，聂耳在歌词中加了3个‘起来’，并在结尾‘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加了‘前进!进’，使整个歌曲节奏更加铿锵有力、浑然一体。”讲到这里，田申无限惋惜地告诉记者：“这是聂耳和田汉的最后一次合作，也成为聂耳的绝唱!”到日本3个月后，聂耳在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身亡，年仅23岁。尚被关押在南京狱中的田汉听到噩耗后，热泪纵横，当即为忘年知己和亲密战友写下一首挽诗：“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1935年5月16日，上海出版的《电通画报》首次刊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接着又灌制了唱片。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义勇军进行曲》被唱响。后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巨浪，这支歌迅速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中华儿女抗击侵略、冲锋陷阵的号角。这首歌成为反法西斯侵略的国际战歌。抗战期间，田汉曾收到寄自美国的稿费。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在纽约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喜爱，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还用汉语灌制了唱片，取名为《起来>，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陶行知先生从欧洲回国经过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到有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在街上听到有人吹口哨，吹的正是
这支歌；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保罗·罗伯逊再次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些细节都被田汉写进了为新政协国歌讨论提交的说明中。
田申还介绍说，1944年，马来西亚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一次，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围剿抗日队伍时，一位名叫阿乜的马来亚抗日战士不幸被捕。刑场上，他大义凛然，面对敌人的口，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从容就义。“这首歌之所以能在国际上广为流传，是因为它表达和唤起了抗争不息、独立自强的精神。”田申说，“这种精神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1949年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周恩来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
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这样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征稿启事发出后，在中华大地和海外华夏儿女中引起强烈反响，应征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截至8月24日，筹备会收到有关国歌的稿件350多件。经过慎重讨论审核，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而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时代要求。因此，决定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入选者制曲试唱，向众广泛征求反映后再作最后选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9月2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
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周恩来副主席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主席赞同和支持歌词不改。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会议结束时，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了4个决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按动升旗
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作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唱了17年。十年动乱期间，田汉受到“四人帮”迫害，他写的歌词不能再唱，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粉碎“四人帮”后，由于还来不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由一位作曲家配词提交大会代表讨论，最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对新的国歌歌词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内
容。同时，也有许多同志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国歌歌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中的错误，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恢复并根据新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1978年宪法进行系统修改的工作被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国歌歌词原作者田汉得到昭雪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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