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２卷第３期２０１９年５月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
ｏｌ．４２ Ｎｏ．３Ｍａｙ
２０１９ ＤＯＩ：１０．１６２１６／ｊ
．ｃｎｋｉ．ｌｓｘｂｗｋ．２０１９０３１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
２１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要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话语转型研究”（ｌ１７ａｚｗ００１
）作者简介：宋文坛（１９７５－）
，男，辽宁铁岭人，渤海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与思潮研究。 ①于永顺，
刘彦初．人文视角的城市美学思考［Ｊ］．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９（１）：９１．温暖的讽诫
—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１２１０００
） 摘 要：
范小青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关注城乡两类人的文化困境，对他们在城乡文化的隔膜和冲突中所呈现出的心灵分裂、身份迷失、生存焦虑等文化困境做了深入的审视，表现出了范小青强烈的人性关怀和富于温情的情感特。范小青的创作，试图对城乡文化之间的沟通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和追问，其温情的特点既是作家自我的个性所在，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无力之感。
关键词：
生存困境；城乡融合；温情 中图分类号：Ｉ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７５１（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１４－
０６ 范小青的小说创作一直以来得到评论界的持续
关注，一般认为，她多年来的创作呈现出主题不断嬗变的特质。近年来，在她的诸多短篇小说创作中，她的关注重点转向为对城乡“底层”人生活状态的书写和描绘，对都市与乡村文化困境主题的深入思考。笔者发现，在这些作品中，范小青不仅对都市人、乡村人两类人的心灵分裂、身份迷失做了真实的书写，还对都市物质富足背后人的精神困惑、乡村人的精神自卑给予了温暖的关照。《谁能说出真相》《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准点到达》《这鸟，像人一样说话》《南来北往谁是客》《我在小区遇见了谁》等作品都体现了这一主题。此外，在《城乡简史》《谁能说出真相》《我们的朋友胡三桥》等作品中，范小青又发现了都市与乡村精神沟通的可能，认识到了这一可能实现的前提及其阻碍因素。可以看出，范小青通过小说创作试图关照“都市／乡村”之间的文化困境和文化裂痕，也试图对城乡文化之间的沟通问题
做出一定的思考和追问，体现出强烈的精神探索的意向。
一、寻与抚慰：都市生存困境的
表现
以商业化、消费化为特征的都市文化的崛起，是９０年代以后中国最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都市消费
文化在强有力地刺激着个人的生命活力和身体欲望时，也带来了都市人新的生存窘境、精神焦虑和思想困惑。都市其内在的人文建设如何以人文关怀作为重中之重，也随之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①。对现实问题分外敏感的当代文坛，在世纪之交的文坛曾有诸多反映这一社会变化的作品：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关于都市女性“身体化”“私人化”的经验书写；朱文的《我爱美元》、邱华栋《公关人》《时装人》等“人”字系列小说的欲望化叙事等，都是对这一社会异变的敏锐捕捉。但毋庸讳言，这些较早出现的书写都市
宋文坛等：温暖的讽诫———解读范小青短篇小说中的城乡文化困境主题１１５
的作品都陷入了一种极端化的自我经验书写或者自恋式叙述的尴尬境地，甚至会因为执着于“欲望化书写”而出现价值失守、意义消解、人文精神的矮化等问题。这一问题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执着于“欲望”，忽视对“人”的广阔精神世界的关照，表现物质困境、忽视人文关怀似乎成为小说都市书写的“固定套路”。这一“固定套路”是否不可打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看到，范小青在《城乡简史》《谁能说出真相》《我们的朋友胡三桥》等作品中，通过对平凡小人物日常生活的描写，虽然也发现了都市人亲情疏远、信任失守等精神困境，但并没有因此将人物推向欲望冲突的泥沼之中，而是通过荒诞的情节推进、真实的细节书写，用细腻温情的关怀抚慰了他们心灵的焦虑与痛楚，表现出了范小青强烈的人性关怀和富于温情的情感特，从而相当程度上摆脱了都市写作模式的陈因陋习，体现出自己的特点。
范小青的人性观照和“温暖”的叙述是通过“寻”这一情节模式体现出来的。《谁知道谁到底要什么》中，“我”在旧物市场和一个“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的男人交换了一支旧钢笔，回家后却发现这支钢笔是自己曾经用过的。可是当我返回去寻那个人时，却被告知就是“我自己”交换的钢笔，此时我才知道我要寻的男人就是曾经那个“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的“自己”。在这里，寻的不再是旧钢笔和玻璃夹子等实物存在，而是曾经那个“灵魂出窍”、迷失方向、“交换了灵魂”的生命存在———人，是那个丢失了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自己。旧钢笔不仅是以物换物的媒介，也是寻记忆、触摸灵魂和重归自我的通道。通过旧物交换市场的一次次等待和寻，“我”不仅记起了一段１９８０年的往事，还为现在慌乱迷失、不知所措的自己到了灵魂和精神的源地。那个曾经在１９８０年“正儿八经写作”“在三百格或者五百格的稿纸上刻苦写作，苦思冥想”的“我”、曾经努力奋斗的“我”，不仅安抚、劝慰了现在灵魂出窍的“我”，还让我重温了年轻时的梦想。无疑，作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范小青自己与文本中１９８０年开始“正儿八经写作”的主人公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甚至是心有契合的。所以小说里的这一“寻自我”的情节自然就有一种重返自身的亲切的感觉和熟悉的味道，也使得范小青这篇作品所表达的情感更接近于一种“温暖”关照：这是一种将心比心的理解和同情，一种平等视角下对人物的尊重，一种带有温度的体谅而不是有距离的审视和批判。在作品中，“我”要寻的与其说是那个交换旧钢笔的人，不如说是寻丢失了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自己”。在小说结尾，“我”对“旧钢笔”的确认就成为一次“精神安顿”的隐喻和象征，它既是对现在自我迷失的安抚和慰藉，也是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自己的寻和确认；“旧钢笔”既是对当下的“我”浮躁迷茫的镇静剂，更是对未来梦想实现的催化剂。
与一般的文学作品中对迷失方向的都市堕落者的书写有所不同，范小青通过“寻”这一情节模式的展开，不仅为浮躁、焦虑的都市人拂去心灵孤独的寒意，还为他们未来的再出发提供精神的动力和真诚的慰藉。或许可以这样说，“寻”的经历，就是作者温暖的人性关怀的建立。
如果说对旧物的依赖和寻，映射出都市人心灵的孤独迷惘、无所依靠；那么在新兴事物面前都市人善良的消失、信任的失守、亲情的疏远，则表现了他们在物质富足、生活安逸的表象下呈现出的精神分裂和焦虑状态。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给人们接触多元文化提供了途径，同时也加快了都市的繁荣和兴盛①。都市的发展催生了互联网、手机、短信、名片等新型交际方式，也促进了房屋中介、代理机构、快递行业等新型商业业态的发达，但它们既是经济繁荣、生活多彩的标志，也是一张孕育冷漠、疑窦、自私的温床。范小青对这种都市新兴生活方式改造下，人的精神嬗变的描绘是深入而独到的。在《南来北往谁是客》《我在小区遇见了谁》等作品中，中介公司只在意房子能否出租，却完全无视一个活生生的房客；代理公司的员工愿意为了人民币，可以代保姆、代送鲜花，甚至代替看望老人，却对自己的父母不闻不问；父母想见自己的儿子，只能以花钱的方式，请儿子回来看望自己；亲情变成了获取利益的筹码，失去了温度的家
①孙雪梅．新媒体环境下文学经典阅读的选择与背离［Ｊ］．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４１（２）：７８－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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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为人性荒凉的沙漠；互联网隔断了正常交际，也成了束缚自由、谋杀信任、吞噬温暖的帮凶。范小青对这一系列现象的发现和描写，使我们不难看出她对都市人精神委顿状态的焦虑和担忧。一般表现都市异化生活的作品往往通过批判与暴露，表现作家对都市文明病的担忧，暴露与批判固然有一种震慑的力量，却容易让读者对文本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疏离之感。而范小青的理性思考，总是淡淡地隐含在了字里行间或是荒诞性的细节和情节之中，含而不露却意蕴绵长。她通过琐碎的日常叙事，用看似庸常的细节以及人物自我心声的表露，将潜藏在细节背后的温和情感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温声细语，有润物细无声之感和温暖绵长之力。正如作家自己所说的那样：“‘寻’曾经是我的主题，但是当我完成了小说的时候，主题已经变化了，或者是拓展了，或者是异化了，或者是错位了，总之‘寻’已经退居到次要的位置了”，“‘寻’只是它的载体，是它的外壳，而不是它的灵魂”①，这个“灵魂”，就是隐匿在情节背后表现出的作家给予困境中的人的温暖和关怀。或许可以说，都市人对旧物的寻，在都市生活方式中的迷失，是范小青发现都市焦虑、孤独、困顿的载体，而作家的真正意旨并不在此，“寻”过程中时时浮现甚至“溢出”的“温暖”，作家对良知的确认、对困顿人性的“抚慰”才是范小青都市关照的灵魂所在。
二、隔膜与感化：城乡冲突的审视
都市人、都市文化自身的焦虑和分裂，并没有阻止住乡村人对都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伴随着城市化
浪潮的推进，大量来自农村的人们纷纷进入都市。在他们看来，都市首先具有富足、享乐、物质过剩的强烈印象，昂贵的“香薰精油”“电扇”和“青菜叶子和鱼”一样都被随意丢弃，这种生活方式在乡村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其次，乡村人眼中的“城里人真是好的”“讲道理的、文雅的”，都市人的精神特质也是他们艳羡的对象。所以他们会背井离乡，住在潮湿闷热的地下室，做本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微笑讨好都市的一切，学习都市人的普通话，做着一切的努力只为得到都市的认可和接受。然而，由乡入城的过程，必然充满着尴尬和不适，乡村人对都市生活的真诚渴望和乐观憧憬不能掩盖都市对乡村的隔膜和误解，他们依然是被排挤拒斥的对象。范小青细致描写了这一城乡之间的隔膜状态和由乡入城者们普遍面临的尴尬。
小说《乌妹》中，开发廊的乌妹，因为误会进了一次派出所，回来后，不仅左邻右舍怀疑她，甚至父母、也怀疑她，最后连她自己也开始不自信了。《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中，第一次外出打工的老胡，因为在工地打工时被骗买了一辆赃车，而成了当地居民眼中的贼、老乡眼里怀疑的对象，从此，无论是在工厂当工人，还是在学了手艺之后，每当身边发生偷盗事件，他都会心虚恐惧、自我怀疑，甚至自己否定自己，把别人做过的坏事说成是自己做的。“老胡”“乌妹”，都是在都市人的怀疑中无处躲藏，最后不得不以自我尊严的否定、丧失为代价，生活在他人的歧视之中。
都市对乡村的拒绝和歧视也体现在文化的等级观念上，它塑造了都市人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排斥心理，也促生了乡村人的文化自卑，这无形中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隔膜和分离。《这鸟，像人一样说话》
中的刘老伯就是这样一个徘徊在城乡之间被挤压而畸形、又骄傲又自卑的典型。他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一个拒绝城乡沟通的“本地人”，又是一个阻碍沟通实现的“外地人”。靠近年关，小区里戒备森严，无论保安还是居民处处都在提防着要回家过年的外地人偷东西，小区居民刘老伯更是每天坐到楼道里对进出的人员严加盘问。在这样严密的保护下，刘老伯家还是发生了盗窃案，于是收旧货的外地人老王、说着夹生本地话的住户宣梅等都成了怀疑对象。如果说糯糯软软的本地话是城市人身份的“文化证件”，那么夹生本地话和外地口音则成了刘老伯怀疑外地人的证据。然而，小说结尾处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人们发现，刘老伯这个一直对小区里“外来人”严防死守的“本地人”，不仅是藏起首饰的“小偷”，竟然也是说着西南边远山区方言，在早年间搬进都市里的“外地人”。刘老伯的形象于是变得滑稽又可
①范小青．我喜欢那种深入到肌理细纹里的微妙之感［Ｊ］．东吴学术，２０１４（４）：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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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可怜又可疑。他对于宣梅及其男友等外地人的拒绝和冷漠，就成了对自己曾经具有的身份的否认和拒绝，这既反映了现在作为“本地人”刘老伯的自负，也透露出曾经作为“外地人”刘老伯精神深处的自卑。这种双重身份下的自卑和自负正是拒绝和阻碍城乡沟通可能性实现的巨大障碍。小说令人深思地揭示出这种具有强烈等级观念的身份、文化排斥机制才是横亘在城乡间巨大的鸿沟，它不断制造着冲突和不安、冷漠和隔绝。
面对城乡隔膜的现实，当下很多文学作品往往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对都市的仇恨和怨怼情绪，比如贾平凹的小说《高兴》、孙慧芬的《后上塘书》等作品都是如此，前者在“五富”“黄八”等来自乡下的拾荒者对城市的诅咒和怨骂声中，无意间流露出一种对城市的仇恨和报复心理；而后者更是通过徐兰魂魄在城乡之间的游荡，渗透着一种对都市的怨怼情绪。某些作品则转向对苦难的宣泄、道德的控诉之中。刘庆邦《家园何处》中的“停”，先被诱骗、成为地下情人，又被转卖给歌厅酒吧，最后沦落成为风尘女子；陈应松《马嘶岭血案》中的九财叔，用杀人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和反抗。但是范小青拒绝将乡下人被隔绝与自我迷失的叙事纳入苦难堆积式的悲情轨道之中，更不愿把这一有关“底层”的故事转化成耸动的暴力冲突或者是道德堕落的描写。《茉莉花开满枝丫》中的漆桂红，尽管在遭遇家庭变故后不得不为了生活去陪人跳舞，承受着身心的折磨和摧残，然而在女儿稚嫩的歌声中，依然获得了爱的救赎；《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中，尽管老胡遭到耻笑和怀疑，然而当真相大白后，“老胡仍然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厨子，他烧的菜又有了新气象”，甚至他敢于大声说出：“你别这样看我，我不是杀人犯，我是厨子，大厨子。”《这鸟，像人一样说话》中，尽管老王没有收到废品回家过年了，“可是老王的声音却留在这里”。他们虽然也有心酸、委屈和自卑，但没有仇恨、没有报复，更没有走向毁灭，而是向着一个充满着生机和希望的未来努力。他们并没有被黑暗和冷漠所吞没，而是以自己固有的真诚、善良和乐观面对生活，纵使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依然如故。显然，范小青所要追求、表现的人性状态不是黑暗和毁灭，也不是苦难和不幸而是充满着光明和温暖；笔下的人物形象不是人性扭曲、良知泯灭的失足者，而是善良乐观、积极向上的奋斗者。从这样的书写中，我们能明显看到范小青式的“温暖”———显
然，她的笔下，更愿意表现人物挣扎之中寻希望的可能、人生愿望的实现，是在“用小说追寻生活中日见稀薄却又永恒存在的真情和温暖”①。
范小青曾对自己的“温情”倾向有过这样的说法：“我的写作总的说来是温情主义的，有时候明明可以、也应该写得凶一点，刀口锋利一点，但是温情这东西总是缠绕在我的心头和笔下，让我丢弃不掉。”②或许正是这丢弃不掉的“温情主义”，使得范小青的文学创作被有的评论者称之为“温暖的现实主义”，这一“温暖的现实主义不代表这种现实主义中没有批判精神，相反却是因为真诚的批判而带来更多的温暖”③。这种温情主义转化为一种劝慰和告诫，成为富有作家主观性情的表达：“温暖”透露出作家与生俱来的情怀以及由此情怀所决定的切入现实的方式，这是一种认同式的书写、心贴心式的同情、平等的尊重；它细致、委婉、贴心贴肺又满怀期待，从而在一片污浊、黑暗、暴力和冷硬的城乡冲突的书写之外体现出自己独异的个性。
三、交融与互动：城乡融合的展望
范小青对都市与乡村之间冲突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人性困境的温暖关照和对消弭城乡矛盾的真诚盼望，这一思考最终指向都市和乡村交融、互动、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这不免流露出一丝乌托邦的彩。然而，范小青的乌托邦，既不是阎连科在《坚硬如水》和《受活》中那种激烈的反乌托邦叙事，也不是李佩甫《城的灯》中汲取基督教精神资源的对精神乌托邦的向往④，而是在都市与乡村的互动接触
①②③④马季．真情与温暖对于一个人的意义———从《赤脚医生万泉和》《女同志》看范小青叙事风格［Ｊ］．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８（１）：４８．
范小青．在变化中坚守，或在坚守中变化［Ｊ］．扬子江评论，２００９（１）：２．
李遇春．乌托邦叙事中的背反与轮回———评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２（１０）：３５．王宏图．阴影里的风景：城乡对峙与精神乌托邦［Ｊ］．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５（５）：７５．
１１８小镇姑娘 唐红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４２卷
中，体现出的对人性温情的抚慰、对城乡未来相处之道的美好期待，所以它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蕴含着切实的关照。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乌托邦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存完全不同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①可以说，她的现实书写充满了人间的关怀和温馨的讽诫，是落实到凡俗生活之中的力量。
范小青对“城乡融合”的期待既体现在都市人“精神归乡”的描写中，又体现在作家对乡下人城乡沟通作用的肯定上。
在《城乡简史》中，范小青讲述了一个返乡的故事。乡下人王才一家，在偶然的情况下获得了“账本”，从而开始了他们一家的城市之行；城市人自清因为错捐“账本”，而开始了一段回乡之旅。少了账本后的自清，“生活并不受影响，但他的心里却一阵阵的空荡起来”“整天心慌慌意乱乱”，在这里，“账本”与其说是自清城市生活的记录，不如说是他心灵的寄托；账本的丢失不仅是其生活记录的删除，更是其精神居所的坍塌。所以自清才会费尽周折来到小王庄寻账本，虽然账本并没有失而复得，“但是他的失落的心情却在长途的艰难的旅行中渐渐地排除掉了”“他的心情忽然就开朗起来，所有的疙疙瘩瘩，似乎一瞬间就被勾销掉了”，他甚至能够“彻底地丢掉了账本，也丢掉了神魂颠倒坐卧不宁的日子”。最终治愈自清的不是“账本”，而是那宁静悠远的甘肃西部、穷困却平静的乡村世界，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乡下人在面对贫困的坦然心态和“一笔勾销”的大气果敢。“账本”成了乡下王才一家进入城市的“物质”指南，而代替“账本”治愈自清的乡村，却成了自清的“精神”向导。范小青不仅通过账本连接了城乡，写出了城乡之间的物质差距，同时还发现了城乡之间精神沟通的可能。在《我们的朋友胡三桥》中，都市人王勇虽然事业有成、工作繁忙、生活富足，但这一切都是以遗忘乡间的血缘亲情、失去感知温暖人性的机会为代价，强大的物质基础无法弥补王勇精神和心灵的失落。而在乡下人胡三桥的热情帮助下，王勇到了父亲的墓地，弥补了多年来的情感创伤和心理愧疚，而且还在精神深处重拾了温暖的力量。胡三桥帮助王勇到的不仅是父亲的墓地，更是精神力量的源地。
在范小青近几年关于城乡题材的短篇小说中，聚集了众多的底层人物形象，老胡、郭大牙、王才、漆桂
红、宣梅、小江等乡村小人物，虽然在繁华都市中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心理的自卑，虽然无法避免地沾染上“都市文明病”，但作家对这些顽强生存在底层的人仍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在她看来，都市化的进程虽充满着矛盾和焦虑，但城乡之间的交融互动是一个必然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的有力推动者就恰恰是在底层劳作的乡下人和农民工。她说：“农民工，他们就是从前被大家称作‘乡下人’的一人，已经成了我们中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肉体和灵魂都在穿梭城乡，他们又是连接城乡的桥。因为有了他们，都市人也开始了自己的变化，从对世界的认识，到每个人关注的对象，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我自己，也因为置身于这种变化之中而开始了自己的变化”②。范小青通过这一体，不仅看到了都市与乡村的碰撞与磨合，还发现了在这一过程中，城乡之间精神沟通的趋势。有人说，“范小青似乎在强调，城乡之间的精神沟通是可能的”③。从她的诸多文本中，我们分明能触摸到这种可能。
范小青不愿笔下的人物在世俗诱惑中迷失、金钱利益中堕落，她通过乡村对都市人的心灵治愈，告诫了那些都市中自觉高人一等的文化歧视者；也通过老胡、郭大牙等在都市文明之下的心理自卑的揭示，含蓄地表露出对他们的某种批评。范小青看到了乡村以及乡下人对都市的救治和滋补，同样还看到了入城者获得认可和成功的些许可能。这就使得她的告诫与批评流露出劝慰的倾向，有了某种规劝、勉励的意图。范小青在对都市人和乡下人的审视中，融合着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她对都市冷漠、乡村自卑的揭示和批评，建立在温暖关怀和平等关照的基础之上，从而成为一种同情式的发现、贴心式的批评。用温暖、平和的态度叙述着他们生活的酸甜苦
①②③熊修雨．理想主义与人性建构———论“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对乌托邦问题的思考［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５８．范小青．变［Ｊ］．山花，２００６（１）：１４．
牛学智．乏力的温情叙事———对底层文学及相关作家问题的几点思考［Ｊ］．当代文坛，２００８（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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