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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子涵
严雪雁
杨君妍
作者简介：舒子涵（1996．02－），女，硕士，湖北大学，研究方向：农村发展；
严雪雁（1995．12－），男，硕士，湖北大学，研究方向：农村发展；杨君妍（1994．09－），女，硕士，湖北大学，研究方向：农村发展。
（湖北大学
湖北
武汉430062）
摘要：近年来，在我国精准扶贫攻坚战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贫困人口下降趋势明显，但在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中，处于贫困标准线附近的“临界贫困户”仍然客观存在。对于在贫困临界线附近的村民不能忽视，并且给予着重的关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此现象与目的以咸宁市咸安区汀泗桥镇为调查地点进行了调研，旨在了解当地临界贫困户的生活现状，发掘村民增收困难存在的难题，提出对临界贫困户增收的针对性措施与建议。
关键词：古塘村；临界贫困户；增收一、古塘村临界贫困户现状（一）规模的不确定性
古塘村现有贫困户92户252人，已经全部实行了建档立卡。但目前的精准扶贫政策，其重点基本仅关注建卡贫困户的脱贫攻坚，而对于其他临界贫困户却缺少关注。故导致各地方仅仅按照脱贫指标帮扶建卡贫困户脱贫，而疏于对于此类人的考查。因此在缺少针对临界贫困户的专门的精准识别机制的指导下，无疑导致对于此类人的规模进行识别和确定的困难。
（二）收入的脆弱性
古塘村临界贫困户虽然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但随着人口老龄化，适合老年化临界贫困户的的劳动工作多
集中于低端密集型工作，其所有收入在扣除所有生活生产开支后，依旧容易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
（三）社会心理的失落感
虽然汀泗桥镇党委、镇政府、古塘村党支部对于精准扶贫政策已经严格地把握执行了，但对于古塘村的临界贫困户而言，却是一阵失落，在同村的建卡贫困户都逐渐脱贫摘帽的同时，自己仍然生活艰难。所以目前存在一种情况，即到农村去问扶贫政策到底好不好，建卡贫困户都说好，边缘户都说不好，同时边缘户的来信来访也日益增加，这体现出了临界贫困户的呼声和需求，也体现出了政策上对于这类人的相对忽视。在国家政策大力倾斜帮扶建卡贫困户脱贫的同时，对于边缘户的关注缺失，便会加剧这类人的心理落差和失衡，一旦物质和心理上存在极端失落，便容易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犯罪问题，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四）古塘村临界贫困户的判定标准
国家对贫困户的界定，有其严格的划分标准。对于古塘村贫困户的评判主要是以收入为依据，国家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3000元为贫困户。古塘村家庭年收入偏高，为14000元，因此古塘村贫困户标准略微高于国家标准，为人均年收入3500元。而对于临界贫困户而言，即其家庭当年人均纯收入稍微高于此标准，但少有专项政府资金补助眷顾。
二、古塘村临界贫困户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压力增大
咸宁市古塘村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比增幅有所提升，但农民工资性收入掩盖了临界贫困户增收的困局，年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2000元。调查表明，古塘村临界贫困户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为进城务工和在家务农。首先，古塘村临界贫困户主要在建筑底层行业或其他低端行业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面临国内企业转型升级、经济趋缓压力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现象，临界贫困户就业率可能出现下滑趋势，增收状况不再稳定。即便就业，工资上涨也将受到制约。其次，与村中不断增加的大学毕业生和城镇再就业人员相比，临界贫困户因自身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导致就业流动性强、稳定性差，也不利于其工资收入的稳步增长。
（二）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难度加大
家庭经营性收入依然是咸宁市古塘村临界贫困户收入构成的绝对主体，收入占比最高。占农民人均总收入的一半左右，但总体呈递增态势，但递增幅度趋缓。汀泗桥古塘村临界贫困户的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养鸡项目和蔬菜大棚两大项目，并且以生猪、肉牛、蛋鸡、肉鸡养殖为主。据调查，土鸡能卖到每只150元，一家农户养200只鸡，存活率为70%－80%，一年收入有一万多元。养鸡项目虽然比较符合古塘村实际，劳动量小，适合劳动力老年化的现状，但随着咸宁市整体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力成本提升和生产资料价格增高，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故通过养鸡项目获取的家庭经营性增收幅度不是
很大。再者，古塘村的蔬菜大棚项目的技术还停留在传统的种植与加工技术上，一方面农业新品种、新技术不断涌现，但文化素质偏低的农民无法将先进且有着较大市场需求空间的新品种与新技术运用于生产经营。另一方面，古塘村特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欠缺，品牌效应没有凸显出来，也会更加影响到临界贫困户的经营性收入的增长，二者导致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难度加大。
（三）转移性收入增长受政府财力束缚
政府对古塘村承包大户、老弱病残等家庭给予资金补贴，实行贫困户一对一结对帮扶，同时对贫困户生产进行教育培训，对农民产前、产中、产后进行扶持。政府的资金补助仍通过养鸡和蔬菜大棚项目着手使临界贫困户所获取的转移性收入。养鸡项目中，政府补贴鸡幼苗时期的精细料，每只补贴8元，后续的杂粮由农户自己承担。除了资金的补贴，还有养殖过程中的培训与监管。对农民进行养殖技术、动物疾病预防等教育培训。但是鸡养大了才能卖，有些农户会先把鸡的幼苗卖了，以获得补贴资金，使得政府的产业帮扶流于形式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目的没有真正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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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大棚项目中，古塘村新建的蔬菜大棚有三百亩，签约了二十个贫困户，其中有6位临界贫困户。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工资，工资从银行卡转入，由政府部门核实，每个大棚政府给予6000元补贴。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政府财政收入也有一定下滑，靠补贴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所面临的压力巨大，惠农政策的效率也进一步降低，转移性收入增长无疑受政府财力束缚。
（四）财产性收入增长显著受限
首先，从咸宁市整体角度来看，随着土地流转资金的增加及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确实有所增加，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并存，农民对土地流转心存疑虑，临界贫困户更是如此。进而导致其参与土地流转积极性的降低。另外，土地流转多与地理位置有关，与临近城镇的农田因地理位置优越便于流转相比，古塘村地理位置较远，汀泗桥古塘村多数农田或宅基地盘活机会少。其次，有些临界贫困户外出务工年龄受限使其生活主要依靠土地，让其完全摆脱农业生产尚不具备条件。
三、制约古塘村临界贫困户增收的原因分析（一）整体科学文化素质不高
目前，古塘村临界贫困户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不能很好跟上市场科技与经济的要求，其突出表现
为：第一，临界贫困户的知识文化水平低。根据问卷与座谈了解到，古塘村的主要劳动力逐渐走向老龄化，大多青壮年早已出门务工，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年龄段大多集中在50至65岁之间。在此阶段劳动力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约占30%，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50%，高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即使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临界贫困户大多也只能从事建筑底层行业或其他低端行业劳动密集型工作。第二，临界贫困户对市场需求缺乏洞察力。他们因文化水平受到制约，接受新事物与新科技的速度较慢，同时更未曾深入市场内部了解并掌握一定市场行情，故无法开辟实现农业增收的新路径。
（二）因病、因残等多复杂因素交织
咸宁市古塘村因病、因残、因学致贫的贫困户占到了贫困户总数的73．28%，其中临界贫困户的表现与占比尤为突出。因病致贫也是咸宁市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占比最大的，而未建档立卡临界贫困户不仅不能为家庭带来增收，而且还可能会使家庭债台高筑，导致脱贫后又返贫的局面。古塘村一个高中生每年需支出8000元左右，大学生需10000－20000元，又由于因残、因病无法参加劳作，不能给家庭带来经济收益所导致的贫困和医疗费用的支出，相互叠加，积累成深度贫困户，同时，有的家庭没有人照顾病人，也无法承担家庭中受教育者的学费，所以部分孩子辍学在家，又因没有接受科学文化和技能知识的学习，也无法到好的就业增收渠道，众多致贫原因相互作用、重重叠加，使这部分临界贫困户成为古塘村地区扶贫、脱贫工作的重难点人，增收工作更要重点进行。
（三）临界贫困户对象存在争议并识别不精准
古塘村确定贫困户时，除了农民收入外，还会考虑健康状况、家庭负担、财产状况、人际关系等情况，导致部分贫困户识别偏差。一些家庭收入相当的临界贫困户，因名额有限，没有评上贫困户的农民会产生一些村干部处事不公的想法，甚至会出现上访等情况。古塘村对闹访的众只能采取劝退的做法，并没有解决根本矛盾，临界贫困户识别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另外，像临界贫困户这类
徘徊在贫困户边缘的体，应该予以更细致的观察，一旦掉队要及时调整相应扶贫政策，纳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系统。
临界贫困户虽然已不在贫困户之列，但他们的收入状态与贫困户差距不大，在生活方面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然而却没有针对于临界贫困户制定的强农惠农政策，导致临界贫困户脱贫后体验感极差，心理落差大、农业增收迷茫，一度返贫，增大了精准扶贫的工作量。
四、临界贫困户增收对策建议
（一）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做好“扶智”工作
首先，必须加大重视农村义务教育的力度，农村学龄人口如果缺乏文化基础，不能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将会难以形成一技之长，获取稳定的增收。所以，做好“扶智”工作是关键。教育的缺失是能力剥夺的贫困。推广实施“教育精准扶贫行动计划”
，
让贫困孩子有学校可上且有好学校可读、上得起学且可以免费上学、有业可就且能够持续就业、有一技之长，让知识彻底改变临界贫困户的命运。同时，还要加强对教学设施、农村校舍等硬件设备的更新换代，并且强对临界贫困户的专业技能培训。
（二）加大政府部门重视力度，促进三产融合发展
据调查，当前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升，又受到因病、因残等复杂交织因素的重压，如果仅靠农民务工的方式来一亩三分地，最终增收只会寥寥无几。所以首先就要大力发展高效高产稳定的现代化农业，在确保粮食增产不动摇的前提下建立商标帮扶机制，积极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强化品牌意识，积极扶持农副产品商标，用品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切实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知名度。并且政府部门理应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争取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产。
（三）尽力做好临界贫困户识别工作，确保对象精准有效完成对临界贫困户的建档立卡、登记造册。按照“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要求，逐户制定帮扶计划，明确挂牌帮扶责任人，确定具体的帮扶任务、真正做到“一家一户调研摸底、一家一户一本台帐、一家一户一个扶贫计划、一家一户结对帮扶、一家一户回头跟踪”
，提高帮扶工作的实效和针对性，并且入户进村、逐一走访，使临界贫困户应扶尽扶，从而增加他们的转移性收入。从根本上避免普惠政策代替特惠政策、区域政策代替到户政策的现象，降低临界贫困户的
社会失落感，提高农民积极性，增加其收人，提高扶贫效果。参考文献：［1］李玉中．新常态下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研究［J ］．中州学刊，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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