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潘晓来信
1980 潘晓来信
1980年,一个叫“潘晓”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起因是《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来信。信是这样写的: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上的第一页。
董沁
后来我偶然看到了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所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复创伤的名言。
当然,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她们很难有共同语言。
……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嘛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这封信在某种程度上说,确实能代表当时青年思考的方向,因为在它发表之后,全国有6万封信寄到了
杂志社,参与了潘晓发起的讨论,这期杂志也因为发表了这封来信,印刷数量达到了369万册。潘晓——纺织女工黄晓菊和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合用的笔名——也成为青年当中知名度最高的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个听上去比较残酷的结论,让全国青年出现“触电”、“浑身战栗”的的反应。
青年们的普遍状态是“苦闷”,这是《中国青年》的编辑四处调查、座谈、走访后看到的情况。一直以来青年们通过主流宣传渠道学习到的社会价值观和“正确”的人生观,被现实冲击得七零八落,而传统的社会意识形态管理形式,也在人们的困惑中逐渐被怀疑。大家在问,为什么穿了喇叭裤就意味着颓废,为什么工厂在门口设岗剪掉喇叭裤的裤腿,为什么连夫妻打架这样的事情都有领导来过问,为什么离婚意味着丢人,为什么不能烫发,为什么穿衣服不能太鲜艳,为什么……,更多和更深层次的为什么,更沉重和更尖锐的为什么,在青年们的头脑中一遍遍地重复着。
有关“潘晓来信”的讨论着实影响了一代青年,却在进行到最热烈的时候戛然而止。本来还有一位领导同志在与编辑部的座谈中说:“我们的社会有弊病,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已经走向上风……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暗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力叫他们非按照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真诚地帮助他们到希望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但就在“潘晓”之一的黄晓菊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说出“我们不能因为社
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一样活着”这句传诵一时的“名言”之后,随着高层领导的介入,这场持续了不到四个月的全国性讨论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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