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爱咱们还很陌生
余 虹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名凶手开打死了32个人，凶抄本人也饮弹自杀。刚听到这一消息时有些震动，毕竟死了那么多人，但震动专门快过去了，因为这种事听多了见多了；当风闻凶手是中国人时有些不安，毕竟自己是中国人，恍如自己也脱不了关连，但不安专门快消失了，因不久便有更正，凶手不是中国人；再听说美国人在吊唁活动中连凶手一路吊唁我惊讶了，这惊讶久久不能平息。
一天在去波士顿大学的途中一名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对我讲了事发第二天晚上他们社区的守夜祈祷。她告知我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了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这让我惊讶。她向我转述了守夜仪式上人们的悲伤和它们的言谈，其中一名牧师的话让我惊讶。这位牧师看着33根蜡烛说：“这里的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它们此刻都很安静，我相信他们都在上帝那里取得了安息。当那位凶手在开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路，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以后我又看了一些相关报导，这些报导继续让我惊讶。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4月20日中午举行的吊唁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
33声。第二天，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草坪上半圆的石灰岩吊唁碑是33块，其中一块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赵承熙的吊唁碑隔壁也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的纸条。其中有两个纸条如此写着：“希望你明白我并无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取得任何帮忙和安慰，对此我感到超级心痛。所有的爱都包括在这里。劳拉”；“赵，你大大低估了咱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咱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咱们的灵魂。咱们变得比之前更顽强更自豪。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自豪。最后，爱，是永久流传的。艾琳”。
后来，我在网上和报上发觉，不只是我一个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做法感到惊讶和意外，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就在我听到那位波士顿大学中国留学生对守夜仪式的转述以后，我便打电话问了国内的几位研究生和朋友。我的问题是：“若是咱们要为这次事件举行一个吊唁仪式，咱们会烧几柱香？”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32柱。当我告知他们美国人的做法时，他们也惊讶了。于是，一个问题缠绕着我，让我久久不能安静：“33”那个数字为何让咱们惊讶？为何咱们只想到“32”而想不到“33”？那让咱们惊讶和意外的“33”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33”的地方缺少什么？为何咱们只有“32”的悲伤经验，而没有“33”的悲伤经验？换句话说，为何在咱们的悲伤经验中没有凶手的位置？为何凶手理应是愤恨的对象，而非悲伤的对象？
悲伤的经验起于爱，咱们因爱被害者而悲伤，当悲伤将凶手包括在其中时，爱一样给予了凶手。咱们所惊讶并陌生的就是这种爱：对凶手何以不恨而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在击事件发生后，咱们至少看到三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与反映：第一种是为受害者悲伤，憎恨凶手，这是最为通常的悲伤经验，它的前提是善恶区分，特点是爱憎分明；第二种反映因受害者是仇敌而幸灾乐祸，这里没有悲伤只有快乐，没有爱只有恨，它的前提是敌我区分；第三种反映是既为受害者悲伤也为凶手悲伤，它的信念是一切生命都有一样的价值，或说生命的价值高于一般的善恶敌我区分的价值。咱们熟悉第一、第二种，而惊讶陌生于第三种。那第三种感受与反映中就有咱们不熟悉的爱。于是我想问：咱们熟悉的爱是什么？它与咱们不熟悉的爱有什么不同？咱们熟悉的爱乃有别离的世俗之爱，不熟悉的爱乃无别离的神圣之爱。
一般来讲，世俗之爱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以亲疏敌我区分为基础的爱；二、以善恶是非区分为基础的爱。第一种爱是最原始本能的爱，是本能的自我之爱或自爱，它的基础是利害关系，即对我有利者爱，对我无利者不爱，对我有害者恨；对我有大利者大爱，对我有小利者小爱；对我有小害者小恨，对我有大害者大恨。由于血缘关系是最原始本能的利害关系，所
以血缘上的亲疏远近决定了爱的等差或爱与不爱，而当亲疏关系恶化为敌我关系时，等差之爱便转换成了恨与爱的对立。通常的自擅自利、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中深藏的就是这种爱，而所谓阶级斗争中也活跃着这种爱。在这种爱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对他国、他族、异乡、他人、别的阶级的疏离、冷漠、乃至仇恨。这种爱是咱们最熟悉的爱，也是咱们习以为常而在无心识中践行的爱。在那种因受害者是仇敌而幸灾乐祸的感受中，咱们看到了这种爱的极端样式。第二种爱是文明程度很高的爱，它的按照是社会正义和道德善恶，即对义者爱，对不义者不爱，对大不义者恨；对善者爱，对小恶者不爱，对大恶者恨。这种爱也是咱们所熟悉的，在为受害者悲伤而怨恨凶手的悲伤经验中，咱们看到的是这种爱，在狭隘的道德主义情感和律法主义情感中咱们看到的也是这种爱。
显然，让咱们惊讶的爱是另一种爱。这种爱超越了所有世俗之爱的偏爱与选择，它不以亲疏敌我，义与不义、善恶是非的区分为前提和条件，它爱人如己，爱义人也爱不义的人，爱善人也爱恶人，“33”那个数字就是这种爱的见证。这种爱只有爱而没有恨，那是一种来自基督启迪并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培育起来的神圣之爱。
一种“爱仇敌”、“爱恶人”的爱的确让咱们惊讶，一种“与恨完全割断了连累”的爱的确让咱们意
外。虽然在咱们的传统中也有宽恕、大度、以德报冤、重逢一笑泯恩仇的美德，但却是一些太过脆弱的美德，它不仅缺乏壮大的文化观念支持和信仰实践的支撑，更是在以牙还牙、爱憎分明的腥风血雨中不堪一击。
“恨”是一种原始的非理性情结，也是一种传统的道德理性情结，它们都寄生于世俗之爱。爱亲友与恨仇敌二位一体，于是有“对仇敌的同情就是对同志的残忍”之论；爱善人与恨恶人一体不可分，于是有“疾恶如仇、爱憎分明”之说。有爱就有恨，恍如天经地义，亘古不移。但是，十字架上的真理却见证了另一种爱，一种与恨分离的爱。耶稣说：“爱你们的仇敌并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坏人；天父的雨既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耶稣一生的讲道与践行都在向人们启迪这种无条件、无别离、化恨为爱的爱。这种爱通过两千连年的基督信仰传播，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份，并铸造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和实践态度，于是才有了“33”那个令咱们惊讶的数字。
一种化恨为爱的爱不是一种与社会正义冲突的爱，不是一种不要社会正义的爱，而是一种在正义的要求与实施中将爱贯彻到底的爱。一个有圣爱情怀的人也会主张惩罚凶手，因为一个人必需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这是社会正义的大体要求，但他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
施这种惩罚，而是在惩罚中有一种庞大的悲伤和同情，他会因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而痛惜，他会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悲伤。这种爱对己是一种悲剧性的警告，因为自己也可能犯法；对罪犯是一种同情式的惋惜，它会撼动罪犯心里那顽固的恨。与之相反，若是咱们把惩罚罪犯的正义要求变成对他的血海深仇，把对罪犯的惩罚变成一种泻恨的方式，恨就不仅会中断咱们对自己可能犯法的警醒，还会强化咱们由正义要求而滋长的恨。至于对罪犯，这种恨会让他更为凄凉地走上不归路，并与自己的恨纠缠不清。
实无论是民众对凶手的恨，仍是凶手对被害者的恨，都可能是一种出于正义要求的恨。赵承熙杀人的直接心理意向是恨。在遗书中他说：“你们要什么有什么。光有宾士轿车还不够，你们这些被宠坏了的家伙，有了金项炼还嫌不够，有了伏特加酒和干邑白兰地酒还嫌不够，你们放浪形骸还嫌不够。”在录像带上他充满怨恨地说：“你们本来有1000亿个机缘能够避免今天这种下场，却把我逼到墙角，让我只剩下一个选择，这是你们自己决定的。”显然赵承熙的恨出于他对社会公义和道德之善的坚持，这种恨的积累使他失去了以适当的态度来对待不公与不善的理性，最后致使他疯狂地走向犯法，并将这种犯法看做是伸张正义的壮举，为此他才说：“我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悲壮，得以启发后世的弱者和弱势族。”赵承熙的凶杀让我想起了三年前杀死四位同窗的马加爵。在执行死刑前记者问他：“你是想通过杀人宣泄什么？
”马加爵回答：“恨，终归那段时刻真的是很恨他们。┅┅他们不但说我打牌作弊，而且说我平时为人怎么怎么样。他们说的与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自己很不同，我恨他们。”记者又问：“有无想过去和他们谈谈，互换一下观点呢？” 马加爵回答：“没想过，不可能的，那时只想到恨。┅┅那段时刻天天都在恨。必需要做这些事，才能泄恨，至于后果是什么，没去想。”这叫爱[1]在遗书中他说：“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鄙弃穷苦人的人一个教训，我决定给那些无情踩踏、残忍糟蹋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一个教训。”显然，马加爵的恨也有道德正义的理由：人格尊严不容侵犯，他也把杀人看做伸张正义的方式。
恨是一种超级危险的非理性激情，无论它来自何处，都可能致使罪，尤其是来自正义要求的恨。历史上形形以“正义之剑”杀人的罪实在是太多了，马、赵只不过是其中的小巫算了。以伸张正义之名而产生的恨可能致使十分邪恶的罪，于是，爱的问题最终将咱们引向恨的难题。恨是一种超级隐蔽而顽固的罪恶之因，尤其是在正义的名义之下，因此，重要的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是心理上的爱恨。或许，如何消除恨？才是杜绝罪恶的首要问题。显然，只有爱能够否定恨并战胜恨，而恨不仅不可否定恨和战胜恨，仍是滋长恨的土壤，所谓“因恨生恨”。世俗的爱恨情仇之所以轮回不已，其主要本源就是它们之间割不断的纠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就在这种爱恨情仇中轮回吗？
与33根蜡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加爵被决后的骨灰至今还孤独清冷地在那里没人收留，包括他的父母。马加爵的父亲说：“骨灰咱们不要了，就当咱们没有那个儿子，让一切都过去吧！”马父真的不想要儿子的骨灰吗？马加爵所在村子的村主任马建伦对三年后来采访马家的记者说：“马建夫一家老实本份，仁慈处世，但马加爵那个事天下皆知，让全家背上恶名，再把骨灰弄回来，他们怕再被人指脊梁骨啊！”[2]不单有普通人指脊梁骨，还有社会机构的歧视，乃至执行死刑也不通知家眷。各种不但彩的压力都让那个父亲难以坦然地处置儿子的后事，以至于马加爵的在听到弟弟被决后失望地恳求社会和人们：“咱们会同意事实，但却有一个请求：请善待咱们！”
与马加爵家人的不幸遭遇相较，赵承熙的家人就幸运多了。因为在美国社会的大多数公众眼里，他们也是受害者，乃至是更大的受害者。当赵的代表家人公开道歉后，马上有人在网上回帖说：“这不是你或你家人的错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波士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告知我如此一件事。有一次她和一名美国教授谈起这次凶杀事件，脱口而出说这次凶杀让32个家庭失去了亲人，那个教授马上纠正她说：“不，是33个家庭失去了亲人”。对凶手及其家人的宽容，在美国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1991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打死了5名教师和同窗，最后自杀。事后第3天，受害人之一的副校长安妮女士的三位兄弟就发表了一
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上说：“安妮相信爱和宽恕。咱们也愿意在这一繁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咱们的手，请同意咱们的爱和祈祷……此刻若是有一个家庭正经受比咱们更繁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咱们想让你们明白，咱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一个通过了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一路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通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这人们不仅世世代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混混噩噩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唉，十九世纪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句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