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整理/姚学斌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俄罗斯民众备受车臣暴力恐怖事件困扰。当地的分裂势力在政治和军事活动受到俄强力打压后，他们选择使用恐怖主义手段，将矛头对准平民，以图达到从政治和军事途径无法达成的政治目标。然而车臣乱象并非一日形成，回顾百年，也许能从历史中寻答案。
文章提要：
一、车臣问题起源：沙俄扩张吞并车臣
二、斯大林：大炮加飞机流放全体车臣人
三、叶利钦：宫廷权力争斗造就车臣匪徒
四、普京：赢得车臣战争却不得不面对
一、车臣问题起源：沙俄扩张吞并车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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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尔莫洛夫(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军事家)
18世纪初，沙俄开始向高加索地区扩张。车臣盛产石油，又是通往里海与黑海的要冲，被沙俄视为控制
高加索地区的战略要地。沙俄经过多年血腥战争，从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夺得车臣。
此后，车臣人不断掀起声势浩大的反俄武装斗争，但都最终遭到沙皇军队的残酷镇压。镇压车臣反抗的沙俄将军叶尔莫洛夫认为：“跟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可以讨价还价，对格鲁吉亚人或阿塞拜疆人可以给他们颜看看，但对车臣人，只能斩立决勿留后患”。
在早期的俄罗斯与车臣的关系中，应该说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还是对等的：车臣人像一切北高加索的山民一样，主动袭扰和抢掠俄罗斯人，而俄罗斯军队也对车臣地区进行了残酷无情的军事行动，对于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恶化似乎双方都负有责任。而且，当时的俄罗斯人与车臣人的冲突往往具有偶然性，很多情况下只是为了俄罗斯军队借道车臣开往格鲁吉亚等地这样的原因。但是随着俄罗斯在外高加索的军事进展和日益深厚的政治存在，冲突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军队毕竟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高加索地区的。
而在1817年事态起了变化，著名的叶尔莫罗夫出现在高加索的政治舞台上，此前的俄罗斯军队的行动是防御性质的，是为了对山民进行惩罚和威慑，而此后则具有主动进攻的性质。确实，以叶尔莫罗夫为代表的强硬派人物的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把山民们从居住的平原土地上排挤到山区，从而占据他们的肥沃的土地，因而山民们的反抗行动就具有某种保卫自己家园的性质。在叶尔莫罗夫时期，俄罗斯军队对车臣采取了有效的军事进攻策略（例如砍光森林，使车臣人失去藏身之所，难以隐蔽），并在一
定时期里使俄罗斯军队得到安宁。但是，叶尔莫罗夫的强硬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使俄罗斯与山民之间的斗争具有极其残酷的性质，使山民们对俄罗斯人怀有极大的仇视。
二、斯大林：大炮加飞机流放全体车臣人
苏维埃建国初期，车臣与印古什共同加入了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而后又同其他民族一起共组北高加索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但这些山民独立性都很强，根本搞不到一块。该共和国不久被撤消。1922年11月底车臣单独成立民族自治州。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对车臣的前景非常忧虑。他向中央报告说：在车臣，“毛拉是唯一文明的力量，享有无限的影响力。”“居民们生活在原始愚昧和对神的畏惧之中”。
1925年车臣人杀害两名苏军战士，车臣问题再次凸显，北高加索党组织作出了“车臣政治局势更趋尖锐”的判断。为稳定局势，经斯大林批准，有关各方集结重兵，于当年8、9月间在车臣境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叛行动。在这次行动中，车臣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人都进入了山区，村庄里只留下了老人、妇女和儿童。苏军不得不借助于大炮和飞机轰炸，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解除车臣人的武装。为了逼迫车臣人交出叛匪头目戈钦斯基，苏军曾不得不扣押车臣上层人士作为交换。事后，苏联安全机构查明，在当地苏维埃政权和党组织中，有些车臣族干部暗地支持和帮助叛乱分子与苏军作战，这些人都受到了严厉惩罚。
从表面看，苏联1925年在车臣平叛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苏军不但缴获2万支步、3千只手和5万发子弹，而且俘获了叛匪头目戈钦斯基等人。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时任苏联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温什利希特向中央提出警告说：“如果不在军事行动之后随即广泛开展实现苏维埃化、改善经济状况和提高文化水平方面的工作。军事压力取得的积极成果也会付之东流”。
温什利希特不幸言中了。由于军事平叛后续工作没有做好，车臣问题依然如故。1934年，车臣自治州与相邻的印古什自治州合并，面积2万平方公里。1936年，车臣—印古什自治州升格为自治共和国，车臣的民族自治地位进一步提高。但车臣人并没有对此“感恩戴德”，车臣与俄罗斯的隔阂和矛盾仍时稳时现。
诸司马技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北高加索。一些民族情绪强烈的车臣和印古什人把德军视为民族解放者，成立“高加索兄弟特别党”，与德国占领者进行合作，希望借德军力量把俄罗斯人赶出家园，恢复民族独立。苏联领导人决定撤消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斯大林一怒之下，下令以背叛祖国罪和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近42万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强行
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监视居住。被迁移者中既有各种荣誉勋章获得者、集体农庄先进生产者，也有卫国战争参加者、残废军人。在这次“强迁”行动中，有成千上万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逃跑，有人甚至准备回北高加索山区开展反苏游击战。
将车臣人全体流放，就造成了车臣人对苏联政府的怨恨，使得一个民族与整个国家离心离德。可以说，惩罚并不能培养起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感，它只是在车臣人心灵中埋下仇恨和屈辱。流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车臣人对苏联政府的怨恨变成对俄罗斯民族的仇恨，因为对于许多少数民族来说，苏联政府是俄罗斯民族的政府；尤其，作为苏联各民族的领袖的斯大林竟然公开表示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个民族中的最杰出的民族。而且，这次流放使得车臣人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民族内部走向团结；作为一个外部因素，使车臣等民族的宗教信仰的状况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尤其是车臣、达吉斯坦的苏非教派得到了迅猛的、甚至是病态的发展，其特点是走向封闭、隐秘和极端，并且在苏联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仍旧能够在地下状态顽强地生存和发展。90年代发现，车臣以及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竟然保留了许多中世纪的宗教典籍。流放和迫害导致了这些民族自我意识的强化，他们即使在流放地也尽力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以后，当这个国家有任何的政治举措或者社会变动时，最敏感的往往就是这些弱小的民族。
三、叶利钦：宫廷权力争斗造就车臣匪徒
早在苏联解体之前的1990年，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为了通过架空联盟中央争权，就鼓噪着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强调俄罗斯联邦的法律高于苏联法律，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制度。俗话说“上行下效”，其他加盟共和国和一些更低层次的自治共和国也纷纷如法炮制，通过了类似的主权宣言或独立宣言，导致了分离主义在全苏联境内的泛滥。车臣分裂主义势力，就是在这一恶浪中开始分
裂活动的。
阿丘的老婆为了在与联盟中央——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抗中获取地方的支持，叶利钦还大慷国家之慨。1990年8月，叶利钦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来到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在那里，他发表演说，鼓励鞑靼斯坦“尽可能地争取独立”。这实际上是想通过地方领导人的手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叶利钦还曾经公开煽动说：“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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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对人的诱惑当然是巨大的，那些自治共和国的总统、自治州的州长们，有几个不想吃下尽可能多的主权，过一回货真价实的“总统”瘾呢？在叶利钦的鼓舞下，以车臣—印古什、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等共和国为急先锋，多数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开始向中央要主权。杜达耶夫之所以宣布车臣拥有“完全主权和独立”，恰恰是叶利钦煽动的结果。
1991年“819”期间，由于杜达耶夫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也得到了叶利钦的赞赏，甚至肉麻地吹捧杜达耶夫为“大山里的叶利钦”。现在看来，这个评论倒是恰如其分，因为在祸国殃民方面，无论是克里姆林宫里的叶利钦，还是“大山里的叶利钦”，实在是难分彼此。不但如此，后来的车臣匪徒首领、血债累累的巴萨耶夫，当时也是叶利钦所谓的“白宫保卫者”之一。叶利钦为了对抗戈尔巴乔夫、瓦解联盟中央并攫取最高权力，不惜与魔鬼结盟，
请来了民族分离主义这个瘟神。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地方分离主义一旦来到人间，不饱食人民的鲜血它是不肯轻易离开的。
这年10月，在阿富汗战争中曾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退役将军“杜达耶夫”，当上车臣共和国的首位总统。一上台就公开宣布车臣独立，并建立了车臣的第一支正规部队国民卫队，人数达到近六万人。
四、普京：赢得车臣战争却不得不面对
与第一次车臣战争边战边谈、最后通过交战双方签署停火协议结束战争不同的是，第二次车臣战争是一场没有宣布结束日期的战争。
普京出任总理和代总统期间，在车臣问题上立场十分强硬，以“铁腕”形象树立威信。“绝不让步”的强硬态度和果断的政策主导了战争的方向。
第二次车臣战争对俄罗斯有利的是：它摧毁了自1991年以来的就实际存在的车臣“独立”政权；纠正了《哈萨维尤尔特协议》中的“车臣地位未定论”；基本控制住了车臣局势、防止车臣从俄罗斯联邦内部分裂出去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因车臣战争带来的重大伤亡给许多车臣人的生活蒙上了阴影；一些车臣极端民族独立分子彻底走向了恐怖主义，专门从事活动。俄罗斯中央强硬的政策使得第二次车臣战争俄军作战效率很高、对车臣反抗武装打击深度和广度比前一次有很大提高。因而造成王治平 林慧萍
许多包括平民在内的车臣人死亡，有些车臣人认为这是一场“大屠杀”。一些在战争中失去家人的车臣妇女组织“黑寡妇”自杀式袭击等形式的恐怖活动，导致俄罗斯社会长期不得安宁。
两次车臣战争结束之后，车臣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由于有生力量遭到重创，车臣非法武装已经无力在短期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与俄军正面交锋。在车臣、北高加索和俄罗斯内地开展正成为他们首要的选择。
2002年10月23日的“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事件”造成129名人质丧生；2004年5月，车臣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被炸身亡事件”，2004年9月震惊全球的“别斯兰人质事件”，共造成335人死亡，其中包括156名儿童。
嘉陵江上
普京曾说，本来俄罗斯有必要用“文明的方法”来打击恐怖主义，但俄罗斯“不能忍受攻击俄罗斯民主的基础”，俄军面对的是“极其残暴的人”，他们是“披着人皮的野兽”，因此，俄军采取的措施与其面临的危险是相适应的。他说：“如果我们在与的战斗中露出一丁点儿软弱，将会有更多的人沦为的牺牲品。”
资料综合新华网、中新网、《再看普京》(周志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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