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音乐
“主情论”观照下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较
张 玲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 ：本文拟从“主情说”这个中国戏曲批评的角度出发，比较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情”这个主题的表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对“情”的精神与主题的表现有同有异，这与他们的哲学思想、所处的社会背景和传统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密切联系。从“主情说”的理论出发进行分析和比较，能加深我们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和把握，与从其他角度展开的比较研究有着一定的相通性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汤显祖；莎士比亚；“情”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5)05-0062-04收稿日期：2005-02-15
作者简介：张玲（1975— ），女，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一时代的两位戏剧巨匠。他们都是一个戏剧时代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是欧洲文
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作家之一，是英国伊丽莎白戏剧时代的旗手。汤显祖是中国明代伟大的作家之一，是明清传奇的最主要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戏剧作品不仅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巨大成就，而且都给后世文学以深远的影响。细读汤显祖的代表作“临川四梦”与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们会发现两位大戏剧家都致力于赞美至深真情，表现人之情感与生俱来而不可压抑的真理。重“情”主 “人”是他们的共同的人生哲学基调。在这一主题上，这两位东西方戏剧巨匠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如此高度的一致，有其深刻的思想、哲学和社会根源。
本文拟从”主情论”这个中国戏曲批评理论的角度出发，比较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情”这个主题的表现。
一、“主情论”的理论内容
“主情论”的观念和理论从中国晚明哲学思潮出现后得到广泛的确立。当时的时代是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萌芽，商品经济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人们要求张扬个体欲求的实现，开始怀疑儒家正统观念。在政治和哲学领域，束缚人性的程朱理学的权威性正在日益衰落，以王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怀疑程朱理学的思潮在社会上出现。新思潮提倡个性解放，对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尊重，其表现之一就是肯定“人情”和“人欲”。这股思潮对文学领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掀起了爱情戏的创作热潮。尤其是汤显祖的《牡丹亭》问世后，涌现出大批自由抒发内心真情实感的小说和戏剧。正是在这一时代思潮下，戏曲创作
和批评中“主情”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确立。
“主情论”的主旨就是对人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尊重，肯定“人情”与“人欲”。“主情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汤显祖提出“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主张“情”的流露是无法使其休止的，因此应当任情自然发展。“主情论”的其他代表人物，如冯梦龙、李卓吾、罗钦顺、王廷相等提出了“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饮食男女，人所同欲”、“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等思想 ；同时还出现了“情感洇氲化物”论、“情生万物”论、“天下一情所聚”论、“爱欲为人生之根”说、“情根万劫无生死”论等主张，这些共同构成了“主情论”体系的核心与主体。
“主情论”认为“情”是创作的来源与内容。并用“情”去解释传统的言志说，所谓“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志也者，情也。万物之情，各有其志”，“主情论”强调“情”是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所谓“缘境起情，以情作境”，主张艺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非缘勿扰吻戏
“主情论”主张“情至”观念，认为在文艺创作中，真情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的形式，而应当通过奇妙的艺术形式得以充分地展现，所谓“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席勒有一段话能很好地用来解释“主情论”的情至观念:“不仅使自己超出每个明确和有限的现实达到可能的事物的领域，而且甚至可能超越可能事物的界限，或者飞翔在幻想的世界中”，“感情是真实的，不过对象是虚构的，超越了人性的界限。如果感情严格坚持对象的感性真实，那它就不可
能有这样的飞跃。”［1］
与“情至”观念紧密相联的总是浪
漫主义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即运用大胆的幻想，异常
永不放弃2005年9月第5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Academic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ep.2005No.5
的情节，鲜明夸张的人物形象，神话彩，奇特的异域情调和平凡的日常景象相交织、对照。语言和表达方式灵活、自由、通俗。“主情论”的代表人物汤显祖将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极其简洁地概括为“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主情论”充分肯定与尊重人的“情”，以“情”反对“理”，肯定人的自然天性和自然合理的欲望，控诉一切违背自然天性的行为。“主情论”的代表人物认为：“盖声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仪，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为人“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而应“直心而动”；“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
二、汤显祖的戏剧作品对于”主情论”的实践
汤显祖的代表作“临川四梦”都是以“情”为创作的灵魂和核心的：《紫钗记》中痴情的霍小玉，《牡丹亭》中为爱情死而又为爱情生的杜丽娘，《南柯记》和《邯郸记》中经历了真情、恶情和矫情而最终消极遁世的主人公，所有人物和情节无一不围绕一个“情”字。“四梦”中，人类与生俱来的真情都得到了全面生动的表述。真情成为人物矢志以求的永恒目标，同时也构成了人物生死变化中强大的内驱力量。
汤显祖的“四梦”描写了迷离的梦境和生死的轮回，这与“情至”的观念有内在的联系。“在这些作品中，生与死、梦想与现实中间的界限并不鲜明，不受时间、空间的制约，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生死观和梦想现实观。情感以梦幻和生死为中介与契机而具有理想性特征和超越性力量。”［2］特别是在《牡丹亭》中，“世间唯有情难诉”，“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通过生死轮回和梦境，多侧面多层次、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现实中无法自由追求的真情，从而实现了“情至”的理想。
汤显祖通过“四梦”歌颂与赞扬的“情”是与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规范的“理”相对立的。在“四梦”中，通过“情”与“权”、“情”与“理”的尖锐冲突及斗争的描写，成功地构建了“真情人”的人格形象，展示了“情”的至高无上。最能体现“情”“理”冲突的是《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形象。为了追求真情，她不仅要与封建社会的外部环境作斗争，还要勇于背叛自己所受的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教育。下辈子嫁给你好吗
三、“主情论”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体现
讴歌纯正自由的爱情是莎士比亚很多戏剧作品共同体现的精神。在莎士比亚看来，“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人有权享受爱情的快乐，这是宇宙的法则，生命的意志，是世俗生活的最高表现。人生要是没有情便成为相互竞争的利己主义，成为毫无意义的混乱，情是理智清醒的条件，是人格成长的中心动力。它不受唯我主义的与逃脱责任的妨碍，它是真正的自我肯定的人生与活力的唯一基础。”［3］莎士比亚肯定人有享受现实生活欢乐的权利。而爱情是人
世间最大的欢乐和幸福，可以使人焕发出生机蓬勃的朝气，充满旺盛的精力和充沛的感情。莎士比亚的早期代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以明朗、欢快的笔调谱写了一曲爱情的赞颂。两个主人公从一见钟情至死都在追求真诚爱情的精神。别林斯基评价这部戏剧：“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感染力出之于爱情观念，因而那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语句从一对恋人的口中喷涌而出，如浪涛翻动，似明星闪耀。这是爱情的感染力，因为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抒情独白中，看的明明白白的不单单是恋人的互相欣赏，也还有庄严、骄傲和充满陶醉感的爱情披沥，那是把爱情神话了的一种感受。”［4］莱辛也说过：“我只认识一个悲剧，爱情在里面的帮助起着极大作用，那就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5］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本身不是悲剧性的，冲突产生的基础并非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本身。他俩的感情始终是和谐的，彼此无限忠诚。悲剧产生于一对恋人的美好感情同敌对仇恨世界之间的冲突。其他作品中，如《仲夏夜之梦》、《爱的徒劳》、《维纳斯与阿童妮》、《辛白林》、《冬天的故事》等，青年男女的至爱真情都被浓墨重彩地反复描写，他们为挣脱封建家长的束缚，或摆脱政治的迫害，以各种大胆自由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爱情理想。
粉红的回忆谢娜莎士比亚作品为了表现至爱真情，完全打破了古代希腊悲剧的“三一律”，把幻想与现实统一起来，并且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创造出各种各样充满奇思妙想的独有艺术天地，以充分表现“情”的美好和热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仲夏夜之梦》。莎士比亚把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自由享受美好真挚爱情的恋人带到神奇的森林仙境。真挚奔放的感情在这儿获得了完全的解放和自由。作者使主人公的至情让自然与超自然、生命与非生命、瞬间与永恒、无限与有限的界限全部消失。莎士比亚的其他戏剧也都在一定程度上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实现至真感情，如神话彩和传奇彩较浓的《暴风雨》中，作者将不平常的景象、非尘世的音乐与传奇的爱情故事融合在一起；再如充满诗意的森林风光和火热感情的《维洛那二绅世》；还有《威尼斯商人》剧中，莎士比亚把人们带入了贝尔蒙特这个音乐与爱情的仙境。浪漫的气氛得到烘托，爱情的主题再次得到说明。无论莎士比亚的浪漫主义手法多么奇特、大胆，有悖于现实，追求爱情的形式多么奇特，至真的感情无疑是真实的，富有现实生活的特征。它使人们的心灵和情感发生改变并最终化为了艺术。这很好地印证了“主情论”代表人物汤显祖对文艺创作的概括：“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莎士比亚在艺术地再现生活时，主“情”重“人”的人生哲学精神始终贯穿于和现实之“理”的斗争中。戏剧中的人物为争取纯真爱情和各种反对势力，如封建世仇、封建压迫、封建恶习作斗争以至献身。莎士比亚认为，“面对社会的种种束缚，人们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挚爱情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破坏一切旧的伦理道德、法规教条，从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4］《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为情为争取自由婚姻而与封建势力的冲突是尖锐的。朱丽叶对封建婚姻制度和所谓“理性”道德的叛
逆，反映了上升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无疑具有反封建的历史进步意义。剧终罗密欧与朱丽叶双双殉情，以死亡冲破封建的束缚。情理斗争中，情最终取得了胜利。《仲夏夜之梦》的主题是爱情，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正如H.B.Charton 所说，“较之莎士比亚早期的任何一部剧作，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它确认爱情故事的现实性。人必须恋爱，而他们的爱情是强有力的，足以冲破一切敌对的、古老的特权。”《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安·培琪坚决反对母亲强加给她的婚姻，她的爱人范顿对培琪大娘说：“一切的阻碍、谴责和世俗的礼法，都不能使我灰心后退。”充分反映了情理斗争的尖锐。《爱的徒劳》一剧中，莎士比亚反对禁欲主义，始终强调人的本性。正如主人公俾隆所说：“每个人都生来就有他自己的癖好。对这些癖好，只能宽大为怀，不能用强力来横加压制。”《第十二夜》中的人物都坚决摆脱禁欲主义的束缚，尽情追求爱情的幸福。《维洛那二绅世》中的凡伦丁说：“牛有扼，马有勒，猎鹰腿上挂金铃，人非草木岂无情，鸽子也要亲个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表明爱情是人的正常本能。《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所说“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意愿，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钳制”，以及“这些无聊的世俗的礼法，使人们不能享受他们合法的权利”的话，充满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抱怨。
四、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作品中“情”的观念异同及其思想、哲学和社会根源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都充分肯定了“人情”和“人欲”，讴歌了人类美好爱情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两位戏剧家都揭示了人的“内宇宙”的许多真相和奥秘，对自由的自然性情的向往和追求。这种人
类代代相传的心理积淀，它是超越在个人之上而又遗传保留下来的体经验和普遍精神，是人类心理中最原始、最隐蔽的潜意识领域。他们的作品都寄寓着人以“情”为中心的社会理想，充满着丰富与热情的人文关怀精神。［5］在当时重“人”主“情”的思潮中，汤显祖戏剧正是以“情”抗“理”文学的典型代表。他的文学实践始终围绕一个“情”字，探索“人”的本性和价值，标举个性自由的思想。与汤显祖相似的是，莎士比亚感情至上的思想是他所处的时代人文主义影响的产物。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的个性解放，其矛头指向长期束缚着人的个性的封建制度和教会神权统治。人文主义发现了人，主张发挥个人才智，争取个人幸福和个性解放，提倡世俗生活，把个人从封建制度和教会统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用“情”、“爱”解决社会问题。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都通过变幻瑰奇的梦境、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奇特的异化形象（如神、鬼、阎王、仙子、精灵、巫婆）表现人间至情，昭示人性的必然要求和情感理想的必然实现。《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生而死，死而生，以及“寻梦”、“玩真”等情节，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处于青春妙龄、情窦初开的杜丽娘渴望自由浪漫的爱情，但对于终日呆在闺房中，只能接触和接受父亲和老师的封建说教的丽娘来说，这是多么不现实的事啊。她只能在梦中与青年男子柳梦梅“千般爱惜，万种温存”，“一灵咬住”而始终不放，为了爱情而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真情所至，虽然只是在梦中得到了实现，却又十分可信，所谓“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同样，在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那场森林之梦是男女主人公追求至真爱情的形式，但这并非是完全虚无的，不
能单纯视之为幻觉，因为“它使人们的心灵和情感发生了改观，并最终化为了艺术”［6］。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都求助于梦幻的世界，通过梦与醒、幻与真、生与死的矛盾关系探索“情”的本质，这是因为只有在梦幻中，他们才能实现无情的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抒发心中的郁闷。“作为诗人，莎氏和汤氏都有人生短暂而无助的悲剧意识以及人生如梦的深切省悟。正是基于对人生现状的根本失望，两位剧作家才需要从梦幻世界里寻喜剧的慰藉，以挣脱这个令人窒息的可悲现实，让爱情战胜人间的纲常例律乃至死亡，从而使悲剧或潜在悲剧转变为大团圆的喜剧。”［7］虽然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都采用了真与幻的手法体现“情至”观念，但两者处理这对矛盾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手法—汤显祖采取了较单纯的绝对神秘的处理方法，而莎士比亚则是采用了相对圆融的转换手法。这是因为汤显祖的传奇戏剧赞颂的是至上的绝对完美的爱情，具有传奇的抒情性质。而莎士比亚却以游戏人生的方式在戏剧中创造出和谐，调和与平衡，因而更为辩证地处理了两者之间的矛盾。［1］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作品都突出了“情”与“理”、“情”与“法”、“情”与现实的冲突。汤显祖亲眼看到无数的人们备受封建礼教摧残，真情备受压抑的惨景，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样，莎士比亚生活在人民中间，并为人民写作。在现实生活当中，封建的有财有势者的压迫，封建当权者的胡作非为和蛮横专断阻碍着“情”的美好理想的实现，这使莎士比亚义愤填膺。两位戏剧家都将生活中的实践和体验移情到戏剧创作中，在作品中表现出了“情”与“理”的尖锐冲突。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大多反映了“情”与封建恶俗、封建压迫和封建世仇的对立。汤显祖的作品中大多反映了“情”与“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及封建统治的
对立。矛盾对立的结果，在汤显祖、莎士比亚的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有相同之处。两者在早期都对“情”的胜利寄予美好的理想，认为“情”的斗争必然会胜利。汤显祖在创作早期作品《紫钗记》、《牡丹亭》时，仍然有实现政治理想的抱负。他改革吏治，纯化地方风气，感化人民觉悟，认为人生而有情，也同样存在良知、致良知，要发挥和尊重人的个性。他廉洁自守，举措实施得当，深得百姓爱戴。因此，处于早期创作的汤显祖的思想充满了浪漫和朴实的彩，对“情”的胜利也寄予了美好的理想。莎士比亚的早期创作正值英国日益强盛的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形成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继承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高举反封建的大旗。莎士比亚身处这样的社会和时代，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浸染。因此这个时期的作品突出了“情”和友谊等美好的主题，高歌礼赞了“情”的伟大，对“情”、“理”的矛盾和斗争采取了和解的方式，作品也都以“有情人终
织毛衣 mp3成眷属”为结局，如《仲夏夜之梦》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但两位戏剧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未彻底摆脱“理”和现实的束缚以及时代的局限。就汤显祖而言，《牡丹亭》中杜丽娘“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的言辞，科考得第、君王明断、下旨完婚的结局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而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中描述的人文主义的情和爱，其实现动机是美好的，但他把希望寄托于道德改善，恶人的良心悔悟，以及天意、神力或奇迹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的作品中“既有恋人山盟海誓和死的抗争，又想通过联姻来唤醒‘理性’，两难境地中，情感作了赎罪的羔羊，让人在‘理性’和不朽的真情间徘徊，体味追求幸福的天赋人权和它附加条件的含义”［7］。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汤显祖仍然希望改良国政，
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信奉三纲五常的思想，在揭示出“情”与“理”矛盾的同时，又强调了它们还存在可以统一的一面。因此他将“情”的理想实现寄托在阻碍、压抑“情”的终极根源封建统治阶级身上。莎士比亚将基督教思想作为戏剧创作思想的主要来源，因此，他将“情”的实现寄托于上帝的神赐或宗教的力量。
随着对现实认识的更为深刻，两位戏剧家在后期的作品中都体现了“情”无法完全战胜“理”和“法”以及现实的结局。这说明两位戏剧家都对现实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汤显祖备受挫折的人生经历最终使他认识到封建社会的黑暗之极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残酷的现实使他极端的无奈与失望。他终于意识到“理”和“法”是阻碍“情”的实现并难以战胜的力量，更不能依靠统治阶级来实现“真情”的理想。因此，汤显祖的后期作品《邯郸记》和《南柯记》的悲凉风格与前期的《紫钗记》及《牡丹亭》绚丽多彩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莎士比亚的后期创作中，英国政治生活急剧转变。王权与资产阶级的联盟破裂，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造成人民日益贫困，出现种种社会悲剧。莎士比亚的理想与黑暗的现实严重脱节。因此，作品也往往采用悲剧的结局。两者的差异是，汤显祖由于无法彻底解决“情”、“理”对立的关系，从而造成了他思想上的极大痛苦和矛盾，只能到佛道出世思想中寻精神上的安慰。因而他的后期作品更多地体现了对宗教，即佛教的信仰与皈依—《邯郸记》和《南柯记》采用了消极遁世的结局（主人公出家或成佛）。而莎士比亚在后期作品如《奥赛罗》、《哈姆雷特》的创作中，由于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邪恶势力的强大和实现“情”、“爱”理想的艰难，用“情”征服一切几乎不可能，因而采用了真情和邪恶同时毁灭的结局（如主人公自杀）。
五、结语
“主情论”所处的中国晚明时期与莎士比亚的年代都属于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上升的历史时期。“主情论”与人文主义的文学思想以及代表作品有着极大的相似和可比之处。因此，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阐释”法，用“主情论”这个发展得比较成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诠释并比较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具有合理性的。
“主情论”为我们提供了可以中为洋用的方法；用中国的“主情论”阐释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一个新的尝试，使我们能更深刻全面地领会莎士比亚对“情”的理解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大主题，补充了从其他角度展开的研究，如女性思想、人物刻画、心理描写、创作手法等。
“主情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我们能更好地比较这两位东西方戏剧巨匠在作品中对“人”与“情”的哲学探究，以及两者作品中表现人之情感的大主题。这种比较对与从其他角度展开的比较研究有着一定的相通性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聂海.两个梦幻的爱情世界［J］.中国比较文学，2003（4）. ［2］曹树钧.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J］.戏剧创作，1999（3）. ［3］李枝盛.《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人生哲
学比较研究［J］.学术论坛，2000（1）. ［4］周锡山.汤显祖和莎士比亚［A］.比较文学三百篇［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5］冷满冰.莎士比亚戏剧成因探源［J］.宜宾师专学报，1998（4）. ［6］富景玲.莎士比亚作品中对人类某种永恒冲动的阐释［J］.张家口师专学报，1998（3）. ［7］孙遇春.论莎士比亚的宗教观［J］.复旦学报，1997（2）.
（责任编辑：王英志）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ang Xianzu and Shakespe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terature Emotion Theory
ZHANG L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make comparison between Tang Xianzu and Shakespeare within the frame of Chinese Ming-dynasty’s literature criticism theory that proceeds from the theme of love. There ar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two dramatists’ works, which are related to and can be best explained by their social background as well as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thoughts.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from such a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theory can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ang Xianzu and Shakespeare’s works. In addition, it may contribute to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their works from other perspectives.
Keyword: Tang Xianzu；Shakespeare；love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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