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RETARY ’S COMPANION
陈浩峰
秘书之友2022年第5期
正德十年（1515年），佞佛无度的明武宗听闻乌斯藏有一位可预知“三生事”的“活佛”，便不顾臣极力谏阻，着手遣派宦官刘允前往迎迓。据《武宗实录》载，此行仅是各类番供及赏赐已使得“内库资金为之一匮”，加上往迎之费亦要消耗“盐茶之利数十万计”。王阳明的《谏迎佛疏》便是针对如此劳民伤财乱政之举而作，时人以其“深得谏君之体”，推为“国朝奏疏第一”。如此美誉或可为今人品味政事、作文之道带来一定启发。
一、主要内容
王阳明此疏的整体创作思路是先立论后论证。设论过程步步为营，层层推进，在客观、详备而又井然的解释论证中引导受者领悟、接受。
谏疏第一段破题立论，提出初步观点——
—皇帝求佛之心不诚，未得好佛之实。王阳明标新立异地指出，当下关于迎佛问题出现“郡臣纷纷进谏，（皇帝）皆斥而不纳”的局面并不为怪，反而应该为此感到“喜幸”。因为皇帝的坚持正是出于“圣智之开明，善端之萌蘖”的最直接考量，只是臣浅陋不察，“未能推原陛下此
念之所从起”，以致引发君臣不谐。在赋予“好佛”行为以仁人爱民之义的语境下，王阳明顺势直陈，“批评”皇帝好佛之心尚未臻于极致，还停留在徒好其名而未务得其实，只好其末而未务求其本的阶段。这一立论“独异于臣”，可谓新奇而引人注目。
其后，谏疏第二段趁热打铁，通过厘正“
敷衍怎么演歌词
实”与“本”为皇帝指出正确的好佛之法———舍佛求儒、去西存中，但言辞婉曲、谨慎，非常注重言说策略。谏疏指出，造成皇帝好佛的直接原因是儒臣讲经授学流于敷衍，儒教不昌，以至于皇帝空怀治世之心而无所依傍，只能礼失求诸野，转而研求佛道。加之灾害、盗贼、财政危机频发，民生凋敝，
皇帝好佛亦不过是“欲一洗旧习之非，而幡然于高明光大之业”的权宜之计而已。基于此，王阳明在前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对佛教的推扬划入治国安民的“
给自己的情书国语名”“末”之法，指出若皇帝“好佛之心诚至”，就只能舍名求实、舍末求本，而得实求本的终极方式就是“毋求诸佛而求诸圣人，毋求诸外夷而求诸中国”。
何猷君个人资料多高以上两段设论从新奇处入手，在持重处落脚，环环相扣，逻辑谨严，既为武宗的“不君”保留颜面、到转圜余地，也为下文进一步彰显本土儒道作了铺垫。接下来谏疏开始转入具体论证阶段，对舍佛求儒方案进行了条列式阐释。这些内容从四个层面逐步展开。首先，谏疏虽然肯定了儒佛各有所用，“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但更强调必须遵循本土适用性，否则“用非其地，则技无所施”，在宏观上解构了皇帝不远万里遣使迎佛的必要性。其次，谏疏通过儒佛对比，指出儒家圣人不仅在年寿上“比之释迦则又高”，还在仁爱及物的程度上“比之又至”，更在神化妙用上“比之又大”，确立了儒较之于佛的显著优越性。再次，谏疏指出真正的佛家要义视“诅咒变幻、眩怪捏妖”为“外道邪魔”，而皇帝所好却恰是佛家所极力排诋之物，直接消解了皇帝好佛对象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最后，谏疏从传道得人的角度切入，认为如果西有佛徒能传释迦之道，那么中国人杰地灵，何愁“无人能传尧舜之道者”。只要用人得宜，完全能够如孔孟所言，在
旁引曲谕开陈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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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谏迎佛疏》评论
公文评论
□姚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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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之友
“一尘不动、弹指之间”“立跻圣地”，实现三代之治，根本没有必要劳民伤财远求于佛，进一步打消皇帝顾虑，强化舍佛求儒方案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二、言说特
忘不掉的海 歌词作为一篇进言谏疏，与《谏迎佛骨表》《谏除上林苑》等文的直言切谏风格不同，《谏迎佛疏》旁引曲谕、循循善诱之风更为显豁，有以下几方面写作特点值得借鉴。
（一）立意高明，持论平和为文首重立意，王阳明此篇谏疏的出发点是对皇帝的佞佛之举加以规劝，对儒道之精微盛大予以阐扬，而非排佛驱佛。明人认为其立意高明之处就在于“通篇不说佛家一字不好”，正是这种融通、温和的“文意”决定了王阳明采用旁引曲论的“文法”来行文。无论是一二两段对皇帝迎佛意图、行为的有意“误读”，还是后半部分对儒佛展开的系列对比，王阳明在谏疏中对外来文化本身毫无诋毁之言，甚至对佛之慈悲、仁爱教义加以称颂，与臣以儒自居、责君辟佛的激切之论大不相同。这种委婉平和的持论不易在议汹汹而皇帝“皆斥而不纳”的白热化阶段加剧君臣矛盾，反而利于说者客观剖判、闻者冷静倾听。
（二）譬喻精当，绵里藏针与多数“拐弯抹角”的谏文需要依托大量譬喻才能指事明理不同，王阳明的《谏迎佛疏》虽然譬喻无多，但连环推进，缜密无间，十分精当。如谏疏为强调儒、佛只能在各自本国才能各尽其用，即以“行陆者必用车马，渡海者必以舟航”喻之，充分揭示出儒佛的
本土特征，将儒佛之别具化为舟车之分；不唯如此，王阳明紧接着便揭示了将儒佛强加勾连的严重后果，“今居中国而师佛教，是犹以车马渡海”，即便善御如造父、王良，也必然沉溺败亡。接连两处设譬取喻不仅将原本抽象无形的儒佛之用具象化，更是将去儒迎佛的严重政治危害图景化，有效增强言说的震慑力，间接揭露皇帝行为的本质，可谓绵里藏针，直击要害，为讽劝张目。
（三）现身说法，比而论之从谏疏的结构安排上看，王阳明辩议儒佛实质区别和优劣是文章的重要内容。为了将“佛是圣人之余绪”这一道理讲清说透，王阳明现身说法，立足于自己最初学佛到最后弃置其说、转投圣道的经历来展开论述。王阳明在这里其实也暗含着将自己与辟佛排佛的臣相比较区别的考量，既借此唤起皇帝的情感共鸣以拉近君臣距离，又大大增强了下文所用史实论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在具体论证过程中，王阳明多次运用对比方法，凸显言说对象间的不同。如特意弃置以彼之短比己之长的传统做法，高高举起“请毋言其短，言其长者”的大旗，将儒佛各自的长处加以对比，有效预防同为知佛之人的皇帝的质疑，最终得出儒较之于佛“
又高、又至、又大”的结论；再如对迎佛、求儒的难易程度和代价进行比较，认为迷信西佛不仅路远、时久，而且靡费、劳民，远逊于尧舜之道的便宜可得。有理有据，杜人口实，堪称无懈可击。
（四）言辞恳切，融情入文古代公文与现代公文的区
别之一在于主体情感性的强弱，也正是这种“主观”特性成就了一批名臣奏议。王阳明作《谏迎佛疏》时，本人已因上书谏阻武宗宠幸番僧而谪官南京多月；但面对武宗的变本加厉，王阳明此疏言辞诚恳、耐心劝引，毫无激愤之情的流露。比如谏疏首尾“此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万世幸甚！”等句，就直接体现了王阳明对皇帝改行正道的期许和欣悦。再如王阳明引孔孟经典佐证儒道之易得，为防止皇帝有疑，甚至以身家性命做赌注，直言“果臣言出于虚缪，则甘受欺妄之戮”，其辞之恳切、人之忠信由此可见一斑。
三、结语
王阳明《谏迎佛疏》是对皇帝沉迷私欲、罔顾民生行为的款款规劝，即便时过境迁，其在当下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谏疏对“
名实”“本末”的阐发和取舍，在一定程度上启发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要始终树立以国计民生（“实、本”）为重的大局意识，破除对形式主义“花架子”（“名、末”）的热衷与痴迷；谏疏对“
车马”“舟航”的设譬取喻则提醒领导干部，在吸收与借鉴外来治理经验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调研，注重结合本地实际，避免盲目搬用。此外，在中外交往日趋深入的当代社会，执政者还需有坚定的文化自
信意识。秘书工作者也要有通达开阔的文化胸襟和敢言能言的拾遗胆略，及时建言献策，发挥好自己的辅助协调作用。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应用文体学博士研究生、安徽新华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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