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曾说过：“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 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1]这正说明了，故事片叙事手段中的某些突出特征，或曰共性，能够将一部影片深层次涵盖的主题，导演渴望表达的意蕴，以具有独特印记的形式和层次丰富的内容，通过多样化的表现材料，较为精准地表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贾樟柯导演的故事片《山河故人》在第5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全球公映上，能够超越国度的界限，跨越不同文化的藩篱，直击国外观众的心底，获得他们的高度认可。
反观国内观众，《山河故人》在2015年10月31日内地公映之后，虽然两日公映票房过千万，但后续力量不足，最终仅以3010万人民币的票房总数收尾。①对于顶着艺术片“光环”的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来说，这次公映的票房是中国文艺片电影市场中的一次惨胜。胜于票房，惨则在于国内媒体称该片空洞做作，是一部迎合外国人口味的影片。
“空洞”一词可以说是对《山河故人》这部影片故事性的最大质疑，更深层次而言，则是
对其影像背后的讲述机制，即叙事手法的不认可。故此，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的分析模式，结合电影叙事学的基本理论，从叙事手段和表现材料等方面，对其叙事策略进行分析。
一、 时空：流转中的叙事
影片名《山河故人》（英文名Mountain May Depart）似乎暗含着一股山河流转，故人不再的忧愁之情。在影片126分钟的总时长中，贾樟柯在迎接新千年的岁尾，将跨越26年的爱恨故事向观众娓娓道来。
1999年的汾阳小镇，地理教师沈涛与依靠煤矿业发家的商人张晋生和工人梁建军之间，出现了比“代数问题”和“几何问题”更为严重的三角感情问题。而最终沈涛选择了多金的张晋生，无奈之下的梁建军远走河北；2014年，婚后的沈涛与张晋生并未迎来属于他们预想中的幸福，儿子张到乐（音乐试听网Dollar）的诞生并未能阻止两人婚姻走向终结。离婚后的张晋生下海经商，在上海创出一片天地，再婚后与儿子过上了现代生活。而此间，梁建军重病归乡，沈涛的父亲也意外去世。更为惨淡的是，她发现了与儿子到乐之间因长久的分别而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隔膜；未来的2025年，张到乐已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与父亲移民澳洲多年，
衣食富足，但却整日感受着虚无，继而与他的中文老师Mia产生了一段忘年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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