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暴力：虐待、折磨、杀人的是她
欧阳家百（2021.03.07）
    利维坦按：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天性”温柔，持家，母性，柔弱，照顾孩子与家人？这种观念我们是何时形成的？
虽然男性暴力犯罪明显多于女性，但我们该如何理解现实中存在的女性暴力犯罪？又该如何解释那些犯下连环杀人的女性？如果从生物本质主义出发，所谓“正常”的女性该是什么样貌？如果抛开暴力犯罪，女性的“力量感”又该如何理解？文/Katharine Quarmby译/杨睿校对/石炜原文/mosaicscience/story/women-kill-abuse-torture-female-violence 罗斯玛丽·韦斯特（Rosemary West）是杀害玛丽安·帕丁顿（Marian Partington）的凶手之一，但帕丁顿正在努力理解、宽恕她——因为帕丁顿认为，理解是打破女性暴力恶性循环的唯一方法。
罗斯玛丽·韦斯特（右）与她的丈夫弗雷德·韦斯特
谁都不愿意有这种经历：警察到你家告诉你，你的家人被杀害了。对于玛丽安·帕丁顿来说，
过去的整整20年里，她并不知道露西（Lucy）发生了什么。直到1994年3月一个星期六的早晨，警察到她家告诉了她一切。
1973年，露西21岁，是她在埃克赛特大学念英语的最后一年。但这年12月的一天，露西在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等公车时失踪了，她的音讯自此石沉大海。20年之后，警察终于到了露西，她惨死的事实也慢慢浮出水面：就在格洛斯特克伦威尔街25号的地下室里，露西和其他的受害者一起，饱受折磨后被连环杀人狂弗雷德和罗斯玛丽·韦斯特杀死、分尸、掩埋。
1995年元旦，弗雷德·韦斯特在狱中自杀身亡。同年11月，罗斯玛丽被控犯有10起谋杀案，其中包括她自己16岁的女儿，8岁的继女和她丈夫身怀六甲的。她被判处无期徒刑，终生不得假释（英国没有死刑）。
被虐杀的10位受害者
玛丽安说：“我的死和性剥削、待有关。她饱受折磨而死，连死后都未得安宁。我每每谈起这件事，想起她经历的那些痛苦和折磨，打心底里觉得恐怖。而且她在遭受这些折磨
时却没办法出声，这是最可怕的。她的嘴被捂住了......我想如果我不把发生的一切说出来，我可能也会死去吧。”
玛丽安和一个非宗教组织合作开展“宽恕项目”（the Forgiveness Project），把她的故事讲给监狱里的犯人们听，作为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工作的一部分【译者注：恢复性司法过程中，所有与特定犯罪有关的当事人聚到一起，共同商讨如何处理犯罪所造成的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英国犯罪学家托尼·马歇尔（Tony Marshall）】。2004年，玛丽安致信罗斯玛丽。此时，罗斯玛丽的罪行已经公之于众，深受英国公众的唾弃和憎恶。但玛丽安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却都充盈着她对罗斯玛丽的怜悯和同情。然而，这些怜悯和同情并没有打动罗斯玛丽，她回信让玛丽安再也不要给她写信。
别用你的残忍折磨我想要直面罪恶并不是件易事。玛丽安想起韦斯特被收押的情景，“我绝不轻易用堕落这个词。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坐着听她对我做了什么......我能感受到自己的灵魂也在慢慢腐坏。”她还表示，和女性罪犯一起做恢复性司法工作，更加具有挑战性。
和男性相比，女性犯罪的可能性好像更小一些。但英国女性暴力犯罪的比例却一直在增加。和1999/2000的数据相比，2007/08年因暴力犯罪被逮捕的女性人数翻了一番。不管这一增长
反映的是暴力犯罪案本身的增加，还是案件曝光度的增加——抑或是两者皆有，这一问题激起了激烈的讨论。
“女性不仅凶残，甚至还会杀人”这一点令人震惊。为什么？难道女性犯下的暴行和男性犯下的暴行有什么区别吗？不管怎样，我们对待男性暴力和女性暴力的态度并不一样。媒体捉笔如刀，常残忍地把女性罪犯刻画成某种典型形象，这些罪犯和她们的受害者们都很难从恢复性司法中受益。
直面女性暴力并不容易，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摸索一种新理念：要改造女性罪犯，让受害者得到更好的支持。为此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更深入地理解女性走上犯罪或是杀人道路的原因。
力量与暴力的历史
历史上，女性的力量不仅被人认可，甚至会得到赞扬。很多女战士像偶像一样，受到了大众的爱戴，例如圣女贞德、布狄卡女王（Boudicca，领导了不列颠诸部落反抗罗马帝国占领军统治的起义）和亚马逊族女战士（希腊神话中善战的女战士一族）。近来，西方和其他社会
的女性也开始在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英国正在考虑，计划从2016年年底开始，允许军队中的女性担负近身搏击的任务）。女性已经向世界证明，她们有足够的能力使用和证明她们的选择和力量——甚至有时候是以非常邪恶凶残的方式：纳粹训练了50万名女性，提供军事服务，其中约3500名在纳粹集中营担任守卫。还有一小部分女兵要接受战争犯罪的审判。
纳粹党徒伊尔玛·格蕾泽（Irma Grese）：她所学专业是护士，却选择了集中营女看守的行当。凭着虐待、折磨、杀害犹太女囚的异乎寻常的热情，她十八九岁时就获得了令众多女看守羡慕不已的铁十字勋章，在20岁之前又被破格晋升为女囚集中营的看守长
1997年，种族灭绝罪行发生三年之后，我第一次去卢旺达。我采访了幸存者和犯罪者，把他们的证词翻译出来，打算为幸存者筹办慈善活动。在此过程中，有很多女性和这些罪行有关。人数之多令我难以置信。她们是这些罪行的旁观者、煽动者，甚至是其中的关键人物——她们在大屠杀中也扮演了同样的角。
当女性被卷入这些罪行时，我们体会到的是更深的背叛感，因为女性“不应该”会犯下这样的罪行。在诸多证词中，有一份令我最为毛骨悚然，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女犯人在房子里撒满辣椒，这些辣椒会让藏起来的孩子打喷嚏，发现他们后将他们拖出去处死。
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关注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暴力犯罪。这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暴力犯罪的基本框架——由家庭暴力和亲密关系暴力转向更大程度上的性别暴力。这一转变在人们的意料之中——犯罪记录中的“性别差异”已经广为人知：男性犯罪的比例高于女性；涉及严重暴力罪行的男性更多（男性实施的暴力罪行占80%）；男性二次犯罪的可能性更大；男性谋杀伴侣的可能性更大；男性实施家庭暴力、跟踪骚扰和性犯罪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