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扮的精致描写  心态的独到剖析
——《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赏析
李  钧
摘要：《五四遗事》中作者带有隐喻的装扮描写以及对次要人物的深刻讽刺尤为独到。对当时的人们尤其是新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深刻剖析以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一些扭曲了的社会现实、畸变了的灵魂的深刻批判是《五四遗事》最值得探究的内涵之一。《五四遗事》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五四”以后中国一种“似醒非醒、半中半西”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五四遗事》 装扮 心态 剖析
《五四遗事》是张爱玲作品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篇小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五四”以后，中国社会民生尤其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关注。其敏锐的眼光、尖锐的洞察力以及细腻的情感，对社会现实以及人们尤其是新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深刻剖析，为后来人对当时的了解和研究提供了一些可贵的参考；二是它体现了张爱玲创作风格的继续改变。她之前的小说，如《沉香屑》、《倾城之恋》等，侧重于刻画文化背景和时代情绪下女性
个体的心理畸变，心理描写较多；而《五四遗事》是为凸显即使是那个时代，理想化的爱情亦是不可得、不存在的。它对当时人们内心世界的深刻剖析以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一些扭曲了的社会现实、畸变了的人类灵魂的深刻批判是这篇小说最值得探究的内涵之一。
一
探究《五四遗事》的内涵，可以从人物装扮的描写入手。试看小说开篇对两个女性（密斯周、密斯范）的装扮描写：
“她（密斯周）戴的是圆形黑框平光眼镜，因为眼睛并不近视。这是一九二四年，眼镜正入时。交际明星戴眼镜，新嫁娘戴蓝眼镜，连咸肉庄上的都戴眼镜，冒充女学生。”
“她（密斯范）含着微笑坐在那里，从来很少开口。窄窄的微尖的鹅蛋脸，前刘海齐眉毛，挽着两只圆髻，一边一个。薄施脂粉，一条黑华丝葛裙子系得高高的，细腰喇叭袖黑木钻狗牙边雪青绸夹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周身毫无插戴，只腕上一只金表，襟上一支金自来水笔。”
张爱玲作为一名女性，其对女人的观察与描写是很细腻的，“连咸肉庄上的都戴眼镜，冒
充女学生。”这个隐喻句很有意思：社会已经处于一种扭曲了状态，所有都显得那么的荒诞。密斯周，一个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一个“新女性”。作者却将她与交际明星、新娘甚至并列在一起，以此对人物最后的命运作出暗示：所谓的新女性最终还是会沦为和普通大众并没有更大区别的结果。
对密斯范的描写则更为详细一些，作者特别强调了她的发型，“挽着两只圆髻，一边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隐喻或象征。
头发，作为人体美的重要特征，它不只作为人体的一部分而简单地存在，也早已固定为一种民俗心里。中国人认为人首是全身最高位置，而头发高居人首，作为妆饰的部位来说，远较其他部位来得庄重、明显。因此，自原始社会起，头发就成为人们展示美的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髻，起初只是为了辨别男女，女子就将头发盘起固定于头顶。后来，据《礼记·曲礼上》中记载“女子许嫁，十五着笄”，“女子订婚，用簪子别住盘起的头发，并且取字”。“笄”，原是梳髻盘头发用的簪子。“十五及笄”，也就是说女子十五岁就算是成年了，可以梳髻插簪，可以出嫁了。“髻”演变成为了女子的一个年龄段的象征。再往后直至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妇女除出家为尼外，一律是蓄发梳髻，视发髻为珍宝，绝无一丝一毫剪发的念头的。这
与千百年来人们的审美观有关系。妇女们注重发式面妆，对镜梳妆，梳出许多形态各异的发髻。诸如盘龙髻、鸳鸯髻、栖鸭髻、如意髻……再插以金钗玉簪，一方面显示身份尊卑，一方面刻意妆饰，取悦于男子。
可见，女子梳髻妆饰发展到后来是为了投男子所好，以男子的好恶为转移的。小说还特别强调了密斯范的髻型是“一边一个”，这种“双髻”也称“双环望仙髻”，梳这种形式的发髻，以少女为多，既显示自己的青春与纯洁，又是单身女子的象征。开元、天宝时期的宫女喜欢这种发髻，以取悦唐玄宗。小说中交代，他们“这样来往已经快一年了”，双方都已经深爱着对方，只是没有点破而已，密斯范的这一妆饰打扮，明显透露着这一点。
再看其它装扮，“黑华丝葛裙子”、“细腰喇叭袖黑木钻狗牙边雪青绸夹袄”、“白丝巾”、“金表”和“金自来水笔”，这些装扮深受五四以来西方文化与思想涌入的影响。在那个年代，人们的衣着打扮也比较单调，制服、学生服、中山装，这些衣服的上衣左上口袋盖上，一般都留有一个供插钢笔用的小孔，这在当时可是最时尚的打扮。特别是穿制服或中山装的知识分子，佩戴上钢笔，走在人中可神气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上演了极其精彩的一幕。人们在接受新思潮的影响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带上了独特的“中国味”。
再看结尾对密斯范的描写，“她在家里成天躺在床上嗑瓜子，衣服也懒得换，污旧的长衫，袍叉撕裂了也不补，纽绊破了就用一根别针别上。出去的时候穿的仍旧是做新娘子时候的衣服，大红大绿，反而更加衬出面容的黄瘦。”这一身装扮与开篇描写的装扮截然不同，展示出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世俗女子形象。当最初那位美丽的女子，也变得和其他的乡下女子没有任何差别的时候，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张爱玲以这样的结局收尾，多少有一些反讽的意味在里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太根深蒂固了，即使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在追求的路上遭遇了太多的困难，得到了也没有新奇了，最后才会落入了俗套。五四的启蒙现代性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酿造了“启蒙”和“救亡”的国家意志，而且还构想出一种“伟大爱情”的神话。
爱的传颂 袁珊珊只要稍加注意，这种装扮上的精致描写，在张爱玲笔下是有很多的，有的描写的意图是显性的，如《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装扮描写；有的是带有隐喻的，如《·戒》中对钻戒这一饰品的描写，以及《封锁》中对吴翠远的描写等等。总之，阅读张爱玲的小说，其对装扮的描写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二
    除了外表上的装扮之外，作者对在“五四”思潮影响下的中国人的思想状态也有深刻的叙述，小说中一些背景人物的描写颇有深意，如当“罗文涛”以一种“报复”的心态与“王小”结婚后，其朋友们对此的感受：
“他们的朋友们却不肯听其自然发展。不知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两个人无论如何得要再见一面。他们并不是替罗打抱不平，希望他有机会饱尝复仇的甜味；他们并不赞成他的草草结婚，为了向她报复而牺牲了自己的理想。也许他们正是要他觉悟过来，自己知道铸成大错而感到后悔。但也许最近情理的解释还是他们的美感：他们仅只是觉得这两个人再在湖上的月光中重逢，那是悲哀而美丽的，因此就是一桩好事，不能不促成他们。”
对于这段话，张爱玲是非常用心的，小说以“五四遗事”为题，既然是“遗事”，“则说明其所写之事带有遗迹、遗存一类的味道，也可以认为这类事情的发生是有着深厚土壤的，它不但可以在此时此地发生，也会在彼时彼地发生，是一个超越了个案的故事”。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仅凭那么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化运动，是不可能完全的“清除”掉的。当然，不可否定的是，“五四”以后人们对人性的自由，婚姻爱情的自由的渴望与觉醒，确有进一步的发展。罗文涛为了与密斯范的爱情，与母亲、族人和妻子家的势力的艰苦对抗；密斯范为了爱情的
十一年坚守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在这里的叙述中，更多地看到的是一种旁观者看热闹、寻乐趣、话题的心态。这样的心态我们不妨将之拿来与鲁迅的《藤野先生》、《孔乙己》等小说作一对照，在《藤野先生》中叙述到的幻灯片中人们围观日本军队毙中国“俄国侦探”时的心态，“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要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中国人；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以及《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的那些人们，当孔乙己很久没出现时，他们那种无聊、渴望的心态，与本文中“他们的朋友们”的心态，确有很大相似之处。张爱玲在这里对这种心态的认识与批判可谓颇为深刻。
再来看小说的结尾。小说的结尾是很有戏剧性的，在经历了十一年的艰苦离婚历程后，罗文涛终于如愿以偿，与密斯范结婚了，并且后来还将前两个妻子也接了过来，有了个“三美团圆”的大好结局。这个时候“他总算熬出头了，人们对于离婚的态度已经改变，种种非议和嘲笑也都已经冷了下来。反而有许多人羡慕他稀有的艳福。这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了，至少在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而他拥有三位娇妻在湖上偕隐。”
在历经了十几年的艰苦“抗争”与“坚守”之后，原以为可以获得爱情的甜蜜、滋润和幸福了，可没意料到的是，等来的确更多的是无尽的苦难：“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
桌麻将。”这既是悖论，也是反讽。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罗文涛的那些亲戚和朋友们那种渴望“看热闹”的心态，他们鼓动罗将前两任妻子接过来，多少有一点“希望”，希望在那个已经在名义上是“一夫一妻”制的社会状况下，他们会不会出现一些人们在茶余饭后可以拿来“消遣”一下的东西。这样的情节安排，就曾在周星驰与巩俐主演的《唐伯虎点秋香》中使用过：唐伯虎家有八个妻子，外人十分羡慕，而实际上这八个妻子都是庸俗势利的赌鬼，只知道赌博玩乐，令唐伯虎苦不堪言。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华府丫鬟秋香，并对之一见钟情，之后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如愿以偿娶到秋香，不料到拜堂时才发现，秋香竟也是个庸俗势利的赌鬼。在当时，张爱玲的这种现实主义思路属于不受欢迎的非主流观点，但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人们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地欣赏她的黑幽默。
此外，“遗事”的“遗”，除了遗迹、遗存一类的味道之外，也还带有“造成或者说带来的影响”之类的意思。这从作者给小说中人物的取名上可以看到，张爱玲小说中的人名是颇有讲究的，并非随随便便而取，每个人物的名称都具有特殊的意蕴，这种情况在中国历代作家的作品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换个话说，就是“字字珠玑”。小说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人名都值得推敲。小说中作为主人公的女性有姓无名，意图很明显，一是加强贬斥的力度。二是强调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可见，张爱玲对“五四”是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的，《五四遗事》的
价值之一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五四”以后中国“似醒非醒、半中半西”社会现实。
                            三
细读张爱玲的《五四遗事》，将之与鲁迅的小说如《狂人日记》、《祥林嫂》、《阿Q正传》等比照，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地方颇为相似，尽管两人在创作风格上迥然不同：鲁迅更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多有一种对世间的不满的抨击，他的小说，极具辛辣，语言锋利而深刻，嬉笑怒骂皆文章，而且字面下的含义极深，让人百读不厌；张爱玲则更加关注人性本身，有一种细腻的中国古典文化所在，处处透着女性的细致与深沉，使人读起文章来也总能感觉到其优雅典致的美感，但从她女性委婉的字里行间，还是可看出她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对世道不公的控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人都是现实主义批判型的作家，都是一样的冷眼看世人。两位作家在探讨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时，都表现出了孤寂苍凉的悲剧意识。无论是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还是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都有着这一意识的体现，不难看出它们在文化思想内涵上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