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籍教授的西南往事
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学、政两界人物中，属于浙江籍或是生长在浙江的要远多于其他地区，比如王国维、章太炎、蒋介石、蔡元培、鲁迅、徐志摩、郁达夫、夏鼐等。其次要数山东、湖南、江苏等地。
1937年之后，华北以及沿海的一些高校先后迁到昆明、重庆等地，一时间，祖国的西南聚集着众多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学界人物。一部分江苏籍著名教授也迁到了祖国的西南，在大后方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白璧之瑕，费孝通跟随吴文藻创办民族学会
1935年夏，费孝通赴广西大瑶山考察时不幸受伤，后回到家乡吴江养伤。在其费达生从事蚕丝改良运动的吴江开弦弓村，开始记录考察当地村民的生活。后来，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就是根据在开弦弓村获得的资料写成，其英文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
费孝通凭借本书一举成名，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并获得了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然而，他在昆明时期，却跟随吴文藻做了一件并不风光的事。
在1938年，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聘请，赴昆明任职。由于顾颉刚的边疆情节，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然而，当时云南的情况极为复杂，云南省的掌门人云龙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也没有足够强硬的手段完全控制云南，涌入的大批外地人难免与当地人产生矛盾。
针对顾颉刚创办的《边疆》周刊，傅斯年通过对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的分析，清醒的认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于是傅斯年写信告诫顾颉刚这种做法极为危险。虽然傅斯年和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时期就彼此割袍断义，互不往来，但顾颉刚接信后深以为然，当即作了《中华名族是一个》的长文刊登。
就在顾颉刚和傅斯年达成一致的时候，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文藻和其得意门生费孝通，联合其他学者创办了民族学会，本着“为学问而学问”和“学问不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不合时宜的宣称“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向傅斯年、顾颉刚对垒论战。
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是中英庚款基金会派往云南大学的，他的底气来自于中英庚款基金会的财力支持，当时该基金会的董事长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兼任，总干事为杭立武。傅斯年致电朱家骅、杭立武，要求将吴文藻调任，以减少潜在的冲突。最终吴文藻偕其夫人冰心转赴重庆另谋新职，费孝通也只得另谋高就。
这是他在祖国西南的犯下的一个小错误，然而，瑕不掩瑜，其学术成就依然在当时和后来的岁月中，光芒耀世。
成功的法则只一二条，华罗庚的启示
清华大学算学系的教员唐培经拿着照片，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等待北上的华罗庚，这是1931年8月，当他看到一个跛足青年背着一个包袱一摇一摆的走来时，还是不免吃了一惊。
从江苏金坛来到清华的华罗庚虽然腿有残疾，但头脑清醒，才思敏捷，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预感到华罗庚将来会成为异军突起的科学明星。在熊庆来等人的关照下，华罗庚在学习之余得到了一份月薪40元的工作。面对诸位前辈的好意，华罗庚自是感激涕零，从此之后，华罗庚边学习边工作，用一年时间就读完了大学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同时自学英文、法文、德文，为拓展更大的学术区域做准备。
随后，华罗庚陆续在国外一流发表了几篇论文，他先后被聘为清华算学系的助教、讲师。1936年，华罗庚赴英国剑桥留学深造，两年之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和赞赏。回国后，华罗庚出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
在昆明期间，华罗庚在昆华农校的住所遭到敌机的轰炸，惊恐中的一家六口在城里转了一天也没有到栖身之所，正在走投无路之际，闻一多邀请华罗庚到自己的住处隔帘而居，两家14口人挤在16平方米的小黑屋里，其拥挤状况不忍睹视。
正是在如此简陋逼仄的环境里，华、闻二人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华罗庚完成了饮誉世界的不朽之作《堆垒素数论》，闻一多则完成了轰动一时的著名神话专论《伏羲考》。
胡适曾经说，兔龟赛跑的故事是鼓励中等才智及以下的人，而有巨大成就的人，多数是既有兔子的天赋，又行乌龟的苦功。成功是当下人喜欢讨论的一件事，其实成功的法则只一二条，在大方向选对的条件下，成功的法则又回到了中国古人总结的“勤”上。虽然绝大多数人没有华罗庚的天赋，但华罗庚的事迹还是能给人启示：
幼年时期爱动脑筋，中学毕业后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为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退学后在家自学，每天学习10小时以上……
成为大师，年轻气盛钱钟书的转变
杨柳范宗沛钱钟书写了一篇书评，但又嫌写得不够好，于是又增补一篇长稿。1937年春天，当时的钱钟书正在英国牛津留学，一位叫温源宁的师辈来信，要钱钟书为他一本书中专论吴宓的一篇文章写一篇英文书评，准备在其主编的《天下》杂志上发表。
钱钟书在写好长稿后，自以为得意，等待着温源宁的夸赞。但是温源宁以上次的稿子已经刊登，而把第二篇长稿退了回来。吴宓在看到钱钟书的长稿后，悲愤交加，在其日记中写到：“至于该文内容，则对宓备至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至……至该文后半，又讥诋宓爱彦之往事，指彦为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当年吴宓追求毛彦文时，曾作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的诗，并公开发表，学界名人看到吴宓公开发表这种诗，确实是“共惊闻”。
钱钟书年轻时的轻狂是一以贯之的。生于无锡的钱钟书，10岁时进入该地著名的东林小学读书，1929年报考清华，数学成绩不及格但因为英文成绩特优而被破格录取。在清华读书时，
就和夏鼐、吴晗号称清华文学院三才子，而又以钱钟书的名气最大。1935年，钱钟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公费留学，进入牛津大学就读。
回国后，钱钟书在昆明联大教书时间不足一年，就离开昆明转赴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当时坊间流传钱钟书“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语，关于钱钟书为何离开西南联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钱钟书在联大口无遮拦，到处骂人，引起一些前辈的反感。
自从离开西南联大后，钱钟书的性格和心态有了很大的改观，开始收敛，养精蓄锐。后来的反右与中，不少大师没有逃过劫难，而钱钟书则躲过了几场风暴，在他那一辈人中，难得活到88岁高寿，这不得不说是他心性改变，藏而不露，韬光养晦的幸运。
1993年春，吴宓女儿在征得钱钟书同意后，寄来了吴宓日记中有关吴、钱二人的内容，钱钟书看到吴宓当年饱蘸深情的记叙，一幕幕往事浮上心头，立即回信自我检讨“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恕……内疚于心，补过无从，唯有奎悔”。
自从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之后，不仅学问日渐增长，在心性上也逐步打磨修炼，终成为众人仰望的一代儒林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