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辑录并分析闽、台两地有关“典卖其妻”、“买女赘婿”和“命长媳转偶”等性别压迫现象之证
言、证物和案例。本文指出，在此等性别压迫现象里，妻子、养女和媳妇被视为有价商品或有用物品，被迫接受不由自主的婚配，其情感和意愿则遭到蔑视；闽、台两地替媳妇招婚（包括“买女赘婿”和依照“子死媳在，媳妇可以招婚”之民间习惯法而行之的招婚）和“大儿失业出外谋事经年无好音者，即命长媳改偶次男”分别是招赘婚俗和转房婚俗的特例，宜为中国妇女史研究者注意。
关键词：闽、
台两地；性别压迫；中国妇女史研究中图分类号：Ｋ２９５．５７)Ｋ２９５．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６６－０５
一
明代崇祯年间，著名作家冯梦龙在福建寿宁知县任上撰《寿宁待志》，书中有关于福建历史上“典卖其妻”之风的重要证言，略谓：
或有急需，典卖其妻，不以为讳。或赁于他人生子，岁仅一金，三周而满，满则迎归。典夫乞宽限，更券酬直如初。亦有久假不归，遂书卖券者。［１］
这里，冯梦龙记录了“典卖其妻”的三种方
式：典妻、卖妻和租妻。
典妻、卖妻和租妻都以妻子为有价商品。其中，卖妻乃由本夫同买方订立买卖合同，议定并收受价钱，一次性卖断买断。典妻和租妻则属于暂时出让（当然，如冯梦龙所记“亦有久假不归，遂书卖券者”即由暂时出让改为一次性卖断的情况）。典妻由本夫和典夫约定典金、典期等事项并订立合约，典期内典金由本夫使用以应其“急需”，妻子则听典夫使唤（包括为典夫生子）；期满，典金归还典夫，妻子归还本夫，妻子在此一过程里相当于典当的抵押品和偿付利息的费用。租
妻的情节大致如冯梦龙所记，本夫坐收租金，租
期“三周而满”则完全是为“赁于他人生子”而设计的，因为怀孕、生子、哺乳及至断乳一般需要三年的时间；“岁仅一金”指一年的租金仅为一两金花银。
附带言之，清人严有禧《漱华随笔》记：
崇祯辛巳（十四年），桐城生员蒋臣上言钞法可行。且云：岁造三千万贯，一贯直一金，可得金三千万两。……阁臣蒋德璟具揭争言：“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张纸？”御史白抱一亦上书极□，事卒不行。［２］
近人丁国钧《荷香馆琐言》则记：
《芸窗杂录》云：崇祯十年米价，冬粟每石一两二钱，白粟一两一钱，油每斤净钱七八十文，大为可骇！及十四年，糙米每石二两二钱，冬粟每石二两五钱。［３］
据此可知，“岁仅一金”的租金连一石米也买不起。
冯梦龙所记“典卖其妻，不以为讳”应该是一时一地的情形。在福建，“典卖其妻”通常被认
作者简介：汪毅夫，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性别压迫：“典卖其妻”、“买女赘婿”和“命长媳转偶”
———闽、台两地的部分证言、证物和案例
汪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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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晦气之事，当事者多讳言之。例如，在福建漳州，典妻、卖妻和租妻的契约多在猪圈起草和签订，笔、墨用毕即弃如污物。［４］
清代康熙年间，陈汝咸在福建漳浦知县任上制定《十家牌法》，其文有“禁溺女、典妻及久停亲柩”［５］的规定；民国时期，胡邦宪于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在福建福安县县长任上填报的《福建省福安县礼俗情况调查表》记：
贫苦人家无力娶妻，或娶妻未能生育者，为延续后嗣计，有租妻之陋俗。期间，先约定届满限期后仍归原夫。此种陋俗，本府早予积极禁止，现已稍杀。［６］
实际上，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的１９５０年前后。
新版《福安市志》记：
１９５０年５月《婚姻法》颁布后，县司法科深入第八区（溪潭乡）进行摸底，在１９５０年全区总户数７２６２户中，已婚的３５７９对，童养媳２７８４人，租妻３３人，典妻２０人，等郎妹有２６对。［７］
又记：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福安）召开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在政府的帮助下，童养媳和受包办婚姻压迫的妇女得到解放，３８例租妻、４２例典妻、１０例合妻案件得到处理，１０位童养媳回到父母身边，大批妇女在经济上逐渐独立。
１９５２年６月，在社口区，……解除租妻、合妻、典妻关系１１例。［８］
又记：
荒瘠山村人家，遇上天灾人祸，无力抚养妻室儿女，或是家贫无力娶亲，于是典卖、赁妻现象频频发生。据１９５０年对１个区的调查，就发现典妻２０例，赁妻３３例。［９］
新版《宁德市志》记：
在封建社会里，妇女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由于农村经济落后，民不聊生，
妇女还被当做商品进行买卖，受尽凌辱。１９５３年，据对３个区８个乡调查，解放前被典妻者达３０８人，黄田乡夏村１０５８个妇女中童养媳有６１７人，占５８．３２％。［１０］
新版《连江县志》记：
据１９５２年第二区（浦口）调查，在全区７５１３名妇女中，童养媳有１０９２人（其中已婚７１９人、
未婚３７３人）、等郎配８９人、典妻１５人。［１１］
新版《建瓯县志》记：
旧时，婚姻实行买卖制，有些穷人无力娶妻，又有娶妻后负债累累而无法供养者，
托媒说定，将妻子“典”与别人，写出“典书”，
议定“典价”、“典期”。在典期内生儿育女归
典娶者所有，到期妻归原夫，价款不退。一般
出现在穷山僻壤，解放后此陋习已绝迹。［１２］
现在来看相关证物和案例。
福建寿宁县档案馆藏有一纸卖妻契约［１３］，其文曰：
立再醮婚书契黄阿赞娶妻龚氏招琴，现年四十岁，未生男女。奈因家下贫穷，
衣食生活难度，不（得）已于（与）妻招琴相
议，托媒再醮，转配婚与陈宅世荣兄为妻，结
为百年鸾凤，秦晋之婚。兹今凭媒三面议作
礼金法币拾元正，即日笔下亲收足讫，未少
分文，其婚书自成立之后，任凭陈边（方）迎
娶，结为百年夫妇，黄边（方）永不得异言。惟
愿陈边（方）再添子生枝，茂盛长发以其祥。
立婚书为据。即日亲收过婚书内礼金法币拾
元正再照。
中华民国贰拾柒年八月吉日立婚书
黄阿赞在见○○○媒人○○○代笔○○○
在此一证物、此一案例里，黄阿赞将妻子龚招琴当作商品卖得法币１０元，卖妻原因是龚氏“未生男女”和“家下贫穷”；契约的“在见”、“媒人”和“代笔”均画圈而不署名，但在契约的上右、上左和下左处分别写有“陈四”、“发叔”和“辛女”，这应该是“在见”、“媒人”和“代笔”的署名。此一署名方式是当事人讳言其事的表现。
冯尔康《古人生活剪影》据清代档案记录了发生于福建的另一宗卖妻案例：
嘉庆时，福建长汀人兰贵陇，娶妻吴氏。
吴氏结婚时１７岁，与兰贵陇堂兄兰应陇通
奸，被丈夫发现，就以贫穷为名，托媒婆邓秋
妈出卖吴氏。媒婆到王思封，王出彩礼番
银５０元，兰贵陇写立婚书，收清财礼，这时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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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２０岁。但是兰应陇从中作梗，杀死王思封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内阁全宗·刑科
题本·婚姻类，嘉庆四年第１０５包）。［１４］
在兰贵陇卖妻案里，其妻吴氏的售价为番银５０元，可谓价值不菲。此一售价当与吴氏年轻（“这时吴氏２０岁”）有关。
二
１０年前，拙稿《吕赫若小说的民俗学解读》指出：
《吕赫若小说全集》所收《石榴》描述了招赘婚的种种情况。
（一）《石榴》里的金生、大头和木火三兄弟，除木火未婚而死外，金生和大头的婚姻
都属于招赘婚。
（二）就招赘婚男、女双方而言，男方应招入赘的通常原因乃在于生活贫困、无力婚
娶，如金生、大头兄弟“生活这般贫困，如果
不入赘他家，是无法娶妻的”，“无法独立娶
妻，必须入赘”；金生的妻家“为妹招夫的动
机是希望有个劳动的帮手，所以看中金生默
默勤奋工作的优点”。金生的妻家“是一个母
亲一人，兄嫂有两个小孩的家庭”，不存在子
嗣继承方面的问题。子嗣继承发生问题的家
庭实行招赘婚多出于“传宗接代”的考虑。
（三）招赘婚可以分为招入婚（随妻居）和招入娶出婚（婚后一段时间，赘夫携妻返
回本家居住）。金生的婚姻显然属于招入娶
出婚：“入赘的条件只说是八年，之后就无条
件让他独立”。
（四）招赘婚生育的子女或随父姓，或随母性，或按约定比例随父姓和随母姓（这在
闽台民间俗称“抽猪母税”）。金生的妻家有
“兄嫂”及其“两个小孩”，不存在子嗣继承方
面的问题，因而“并没有说生下来的小孩归
属于他们家”。
（五）招赘婚不同于常规婚姻，但也有常规的收（送）聘金的情节，如《石榴》所记，大
头应招入赘时理应偿付的聘金为“一二百
两”，这使得大头及其兄长颇为“操心”；金生
的婚姻，实际上是以金生八年的劳务来偿付
聘金的。
（六）金生是长子，他的招赘婚具有特殊
性。
按照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长子、长孙、长曾孙、长玄孙……的继承系统代表始祖正
体，是“百世不迁”的。金生的招赘婚能够成
立，妻家关于八年后“让他完全独立”即招入
娶出的承诺和“并没有说生下来的小孩归属
于他们家”的宽容是很重要的条件，然而作
为嫡长子，金生在父母双亡之后承担有祭祀
供奉祖先的责任。那么，赘夫在妻家是如何
供奉自家祖先牌位的呢？……作为长子长
孙，金生将自家祖先牌位“放入吊笼”挂在梁
上，其用意在于表示自家祖先并不因自己的
招赘婚而在此落户。然而，将自家的祖先牌
位设置于“稻谷脱壳的房间”而不是厅堂之
上，挂在梁上、“摆在长椅子上”而不是安放
龛内和供桌之上，这种做法显然带有辱没祖
先的痛苦彩。［１５］
实际上，在闽、台两地历史上的招赘婚俗里，除了为女儿招婚，替媳妇招婚（包括“买女赘婿”和按照“子死媳在，媳妇可以招夫”之民间习惯法而行之的招婚）亦是常见情况。
清人笔记《问俗录》记：
小人老而无子，弱女及笄赘一婿，以尽余年，情也。诏安买女赘婿，孀妇赘男，以承
禋祀，守丘墓，分守家业，仰事俯畜，无异所
生。族中人亦不以乱宗为嫌。于是有约定初
生之男从妻族，再生之男从夫族者。有生从
妻姓，没从夫姓者。更有恋其妻，贪其产，直
忘所本来者。倘窃妻而逃，不顾赘父母之养，
即讼端起焉。夫随嫁儿得以承宗，鬻义子得
以入祠，吕赢牛马，诏安氏族之实已不可考
矣。［１６］
另一清人笔记《台游笔记》则记：
（台湾民间）无子买女亦称媳妇，媳妇再买之女曰孙媳妇。每见丧家门首标曰：亡故
几代大母。盖以所买之媳妇称呼，并非子孙，
甚至六、七代，八、九代不为怪也。［１７］
又记：
子死媳在，媳妇可以招夫，名曰招硬，又曰招夫养子。［１８］
民国《同安县志》亦记：
此外更有招赘一节。有因无子养媳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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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有因夫亡贪其家业而为之者。渎
宗，不可谓礼，有心世道风俗者切严禁之。［１９］
兹举一典型个案而言之。《台湾文献汇刊》所收《台湾民间契约文书（二）》录有陈成兴替养媳李氏查某招婚案例的相关证物三种。
（一）《明治四十年（１９０７）陈成兴招婚合约字》文曰：
立招婚合约字人陈成兴，因长男名唤金山，不幸先年弃世，其妻李氏查某，年庚十
改嫁 林宇中
七，未有婚合，无夫可靠，难以独守，不得势
局。爰托媒议再招宗亲陈乞之甥金宝，忠厚
勤俭，喜欢前来入赘，当日金宝同媒备金二
十圆，交成兴收入以为承婚花宴之费。登时
援笔立字，遂成金石，即日过门匹配，付金宝
成亲，以为夫妇。后日生下男女，不论多少，
均分各半。抑或他年再置物业，俱系各配摊
分。自此立字允诺宗亲好时合卺，百年偕老，
惟愿将来如兄如弟，宜室宜家，伏望后日麟
振振而螽悦悦。此系二比喜悦，各无反悔，口
恐无信，立招婚合约字壹样弍纸，各执壹纸
以为存证。
明治丁末拾壹月日
立招婚合约字人陈成兴、陈乞
说合为媒人陈氏勤［２０］
（二）《明治四十三年（１９１０）陈成兴请求说谕愿》文曰：
右者窃成兴，兹因明治四十二年拾月间被招婿陈金宝横言逆说，家内农业工事全然
不理。迨至今年十月二十七日，自报他行出
外求利自用，至今并无回家，而内中放下妻
儿，日夜怀恨，无语可施，思无奈何，亦是不
得已。今求望蒙大人唤二比集讯，查察虚实。
此段奉愿候也。
新庄支厅长警部中间光太郎殿。
明治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请求人陈成兴［２１］
（三）《大正九年（１９２０）陈火生等阄书》文略谓：
同立阄书合约字人长房陈火生、次房火用、叁房锦溪等兄弟三大房，窃念生父在日
有抱养媳妇一口李氏查某，长大招赘与陈金
宝入门结为夫妇，偶有生下长子名添福等。
缘我兄弟甥四人，盖闻张公同居世，家道休
之风尚在。又闻树大枝分，水远流别，理有固
然。来日难免分爨，又恐后来子孙人心不古，
争短较长，致伤和气，失其骨肉之亲，当堂相
议，不如自此分家，同请公人族长到家协议，
悉将承祖父遗下建置之物业，先抽出原充为
长孙之额，又抽出公业轮流，以养赡连完婚
诸费，其余业产及家俱畜类等件，各配踏分
明，作四份均分。……
大正九年庚申八月日
同立阄分合约字人陈长房火生
次房陈火用
叁房陈锦溪
甥陈添福（陈金宝代印）
成年者法定代理人李氏查某
（在场见人、亲族公人、代笔人，略）
从上记证物可以看到，陈成兴是在长子金山早年夭殇、养媳李氏查某年届婚龄的情况下托媒说合，替李氏查某招婿，属于按照“子死媳在，媳妇可以招婚”之民间习惯法而行之的招赘婚，其特殊性则在于李氏查某“未有婚合”，是陈成兴的养媳，亦是陈成兴的养女。陈金宝系陈成兴“宗亲陈乞之甥”，又系陈姓“宗亲”，作为赘婿，他按照常规婚姻的做法，“同媒备金二十圆，交成兴收入以为承婚花宴之费”，并同招婚
方议定：“后日生下男女，不论多少，均分各半。抑或他年再置物业，俱系各配摊分”。婚姻成立后，陈成兴对赘婿陈金宝“家内农业工事全然不顾”、“出外求利自用”相当不满。然而，在陈成兴逝世以后，其后人分爨析产，陈金宝同李氏查某的儿子陈添福作为“甥”，同陈氏兄弟三人一起作为“兄弟甥四人”，各分得一份财产。招赘婚约关于“俱系各配摊分”的约定得到实现。
替媳妇招婚（包括“买女赘婿”和按照“子死媳在，媳妇可以招婚”之民间习惯法而行之的招赘婚）的执行者之目的是“续宗”，其批评者的目标却是“乱宗”。在我看来，作为婚姻双方的女方（媳妇、养媳和养女），其意愿和情感是否受到尊重的问题才是评估此类招赘婚的关键问题。将媳妇（包括养女、养媳）当做有用（用于“续宗”）的物品、蔑视其意愿和情感的行为属于可憎可恶的性别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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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福州府志》记：
杨氏，方廷荫妻，嫁甫二日，廷荫为继母所逼赴水死。氏痛夫死非命，投江者再，遇援
不得死。继姑欲夺其志，以氏配已所生子廷
赓，氏不从，怒欲鬻之外乡而甘心焉。氏苦无
依，营葬嫡姑毕，遂投缳，临殁，嘱附葬于嫡
姑之旁。乡闾怜之，鸠金助殓。事闻，布政使
赵国麟为之吊祭，惩廷赓等，雍正七年旌。［２３］
上记“继姑欲夺其志，以氏配已所生子廷赓”的婚姻如果成立，即属于所谓“兄终弟及”的转房婚。
泉州《蓬岛郭氏家谱》于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增设的“新谱例”规定：
兄夺弟妇，弟占兄嫂，叔夺侄妇，侄占叔母，为黩伦伤化之极，义不入谱，亦令聊记其
生、卒、葬于附谱。［２４］
泉州《新榜吴氏家谱》（清末民初手写本）载《黄龙族规》谓：
兄收弟妇，弟纳兄妻者，是为，宜绝其嗣，亲服中罪加三等。［２５］
在福建历史上，转房婚俗属于屡禁不止的婚俗。实际上，转房婚本不足诟病，应该受到批评的是不顾媳妇的意愿和情感而“欲夺其志”、强迫婚配的做法。
这里，我要报告福建历史上转房婚俗的一种特例。泉州图书馆藏有《闽南竹枝词》一册，全书仅３页。封面题“闽南竹枝词申丙署签”，文末跋语署“翰国谨跋”（申丙字翰周）。查《民国福建省地方政权机构沿
革资料（１９１１—１９４９）》［２６］，申丙于１９３４年７月任南安县县长。《闽南竹枝词》收诗２４首，其第１７首诗并注云：
棠花憔悴棣花香，递嬗良缘属小郎（《晋书》：道韫为小郎解围。称小叔也）。莫怨陈平
真盗嫂，兄能圆镜愿同偿（谓兄得珠还，弟亦
获偶也。有三四子人家，苟大儿失业出外谋
事经年无好音者，即命长媳改偶次男，如已
娶妇，递配三子。倘兄衣锦还乡，仍使重圆破
镜，为弟另娶。友爱如斯，足令喷饭）。
上记“大儿失业出外谋事经年无为音者，即命长媳改偶次男”的做法，是典型的性别压迫的做法：将媳妇当做有用的物品、不顾其意愿和情感而强迫转房；又是非典型的转房婚：兄未终而弟及。
闽、台历史上替媳妇招婚（包括“买女赘婿”和按照“子死媳在，媳妇可以招夫”之民间习惯法而行之的招婚）和“大儿失业出外谋事经年无好音者，即命长媳改偶次男”分别属于招赘婚俗和转房婚俗的特例，宜为中国妇女史研究者注意。
注释：
［１］引自冯梦龙：《寿宁待志》，第５２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６月版。
［２］［３］转引自谢国祯：《明清社会经济史料丛抄》第９４页、第１００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５月版。
［４］报告人陈××，１９３９年生，出生地台湾南投，居住地福建漳州，公务员。
［５］引自《漳浦县志》（康熙志—光绪再续志）点校本，第３４页，福建省漳浦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编印。
［６］福建省档案馆藏，闽档１１—１１—７２７。
［７］［８］［９］引自《福安市志》，第７５６页、第７２５页、第１０３１页，北京，方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版。
［１０］引自《宁德市志》，第６２５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版。
［１１］引自《连江县志》，第９２７页，北京，方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８月版。
［１２］引自《建瓯县志》，第８５９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３月版。
［１３］福建省寿宁县档案馆藏，编号０２３。
［１４］引自冯尔康：《古人生活剪影》，第２３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版。
［１５］引自汪毅夫：《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第１４４－１４７页，厦门，鹭江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８月版。
［１６］陈盛韶：《问俗录》，引自《蠡测汇钞·问俗录》，第８６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版。
［１７］［１８］佚名：《台游笔记》，引自《台湾文献汇刊》第５辑，第８册，第３６５页，（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版。
［１９］引自民国《同安县志》，卷之二十二《礼俗》。
［２０］［２１］［２２］引自《台湾文献汇刊》第７辑，第７册，第４２３－４２４页、第４２４页、第４３２－４３５页。
［２３］引自乾隆《福州府志》，下册，第４４９页，福州，海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版。
［２４］［２５］转引自陈支平：《福建族谱》，第５８页、第３２８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月版。
［２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７月版。
（作者单位：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建福州３５０００３）
（责任编辑：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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