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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日本《东方宗教》杂志所载著名学者任中敏先生致日本著名汉学家波多野太郎信札三通，为《任中敏文集》《任中敏先生诗词集》等书所未载。其内容关涉敦煌学“任、饶”公案及对诸多敦煌学家之评价，允为中日学术交流友好往来之一手材料，极具艺术、文献、文学等多重价值，理应重视。今一一整理点校，略加案识，公之于众，以飨同好。
关键词：任中敏;波多野太郎;信札;辑释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2-0114-06
Interpretation of Three Letters Sent by
Ren Zhongmin to Taro Kitano
CHENG Xi
（Department of Liberal Ar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Abstract： Three letters sent by Ren Zhongmin to Taro Kitano， both distinguished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religious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were published in the Japanese magazine Eastern Religions. These letters were not recorded in Collected Works of Ren Zhongmin and Collected Poems of Mr. Ren Zhongmin and must have belonged in the personal documents of professors Ren and Taro. The letters involves the public debates between“Ren Bantang and Rao Zhongyi”and includes evaluations of many Dunhuang scholars; the content and general tone of these letters is exemplary of the friendly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rtistic， documentary， and literary value of these letters so as to share them with colleagues who may appreciate their value.
Keywords： Ren Zhongmin; Taro Kitano; letters; interpretation
波多野太郎（1912—2003），日本神奈川人，自稱湘南老人，曾任日本中国语学会会长，著名汉学家、中国古代戏曲史专家，著有《老子王注校正》《中国地方志所录方言汇编》
《中国小说戏曲词汇研究辞典》《游仙窟新考》《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宋词评释》《粤剧管窥》《中国文学史研究——小说戏曲论考》《近三十年代京剧研究文献精要书目》等，与著名词曲学、敦煌学、唐代音乐文艺学家任中敏先生（1897—1991）交谊甚笃，曾亲赴北京、扬州等地拜访任先生，并时有信札往还，就敦煌曲辞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传为中日学术、文化交流史上之佳话。任先生信札中涉及对著名学者饶宗颐、保罗·戴密微、张献之、蒋礼鸿、王重民、范文澜等先生的评价，尤其对饶宗颐先生多有批评，引发为敦煌学史上“任、饶”两大家一段学术公案，学术反响较大[1]。波多野太郎先生曾多次撰文介绍任先生的学术成就，如《任、饶两大家围绕敦煌歌辞的论争》（昭和五十四年（1979）日本道教学会编《东方宗教》第53号）、《任半塘教授的“敦煌曲”批判》（昭和五十四年（1979）《东方宗教》第54号）、《任半塘教授最近的科学研究工作——校勘〈行路难〉〈敦煌歌词集〉等》（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4期合刊，佟金铭译）等。其中前两者因载诸日本刊物，大陆不易得见，故而弥足珍贵。两文附录任先生致波多野太郎先生信札三通，王小盾、陈文和先生所编《任中敏文集》（凤凰出版社2013年）及严申榜、易元福先生主编之《任中敏先生诗词集》（香港浩德出版社2006年）均失收。信札不仅可见任先生及波多野先生之人品学问、性情襟抱，更是敦煌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之宝贵资料。笔者有幸通过
留学日本友人查访而得，今将其重加整理，略加考订，公之于众，以飨同好。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致波多野太郎先生书·其一
（1976年8月15日）
波多野太郎先生文席：
六月十一日奉五日手教，谦冲太过，使敏难当，悚愧无似！承许邮惠大著，惊幸莫名！爰缓复以俟。七月廿日，果由邮使，奉大宗卷帙，检识甚详，计有《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一至九册，《子弟书集》一册，《寻夫曲校证》一册，《子弟书螃蟹段儿》三册，《杭州四季风俗图考》一册：共一十五册。煌煌巨制，满室生辉，荣宠之至！近滇蜀间地震情势已展，而测报时张时驰，文物掩护，煞费周章，心绪不宁。致稽驰谢，恐劳企竚，死罪死罪！从敝国省县志书中，裒集方言，会通口语，用释隋唐以来述作中之词汇，此路前人所未蹈;而于盛业之中，首先创获，乃一奇迹！张君相（献之）、蒋君礼鸿（云从）瞠乎后矣！顾古今方志数量可观，他日采撷周详，贯通远近，其为用之宏，将不可限量。宜有较大组合，
策而众擎，庶能即世观成，不致久旷。未卜高瞻硕画为如何耳。敏于近三年中，因得法京友人之助，重编《敦煌曲校录》，为与《敦煌变文集》比眉连辔，已改名《敦煌歌辞集》。收辞千一百余首，适举旧编五百首者倍之。其中方言口语情况，远出张、蒋两家所举之外。张未见大宗唐五代民间辞例，蒋于拙稿所增益者，亦未触及。姑援小例，以博大雅一粲：“夫婿”一词，敦煌曲中屡用，蒋释另见。“儿婿”可取;张释阙失，殆以为空泛。倘使见法保罗·戴密微著法文《敦煌曲》（与饶宗颐之著合编。先生既见饶著，必见戴著）译“夫婿”竟曰：“丈夫夫婿”，当知“夫婿”条在张释中，有补列必要，有以启法儒如戴者之闭塞，并不空泛也。及睹先生《寻夫曲校证》（一0六页）“夫婿”条之笺注，从乐府《陌上桑》至杜甫、王维诗备焉，时执牛耳以愧饶、戴。戴治此学，全无根底，胆大妄为而已。近此阱，陷其师戴远以幕，蒙国际视听。敏齿已耄，虽于此阅历较深，亦应对人宽恕，今斥饶、戴，何至如此之激！盖有故焉。试看尊著《寻夫曲校证》6页引伯利三七一八“曲子名目第四首”，饶订曰：“长城下，哭成忧，敢淹长成一朵摧。里半酒楼千万个，十万兽骨不空回。”拙稿曰：“长城下，哭声哀，感得长城一垛摧。里畔髑髅千万个，十万骸骨不教回。”其中，“髑髅”本《孟姜女》变文，人人得而政之，毫不足矜。而饶订为“酒楼”，敢问古今社会建设，果有安置酒楼于长城腹中，至于千万个之多欤？无论敝国于汉于唐两代，又岂有千万亿酒徒，探长城腹，
而登楼痛饮？即今日各国地下都市之豪华场景中，亦不容有此幻妄之举也。在饶氏订“滔”为“酒”时，对唐代作者，今代读者，均不在眼下，而皆以可抟玩于伊掌中，无丝毫责任感可言，岂不可骇！顾戴编于自序中，意扬誉其徒饶曰：“具备研究词史的有利条件，深通古文字学，善于校订的行家”等等，岂非笑端乎？戴氏本人对于敦煌曲《捣练子》咏孟姜女一戏之前四章，次序颠倒：将孟姜送寒衣列在前，将杞梁别亲赴边列在后，造成更大之笑端。尊辑《寻夫曲》（5页）录伯利二八0九号内所见。“孟姜女”及“长城路”乃后二首也，其前二首载在伯利同号及三九一一号。尊辑失之，可惜！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拙辑《敦煌曲校录》，饶氏《敦煌曲》于此均收。戴氏竟误指“长城路”一首之后二句“吃酒”云云，是公婆所唱，劝媳旅途中少吃酒，早还归，完全不合身份。因各辞前后原有说白，敦煌曲内照例不载，致使辞旨不明。此辞在说白中，由孟姜婉谏公婆戒酒，在辞句中，由公婆答称吃酒原为治病，非贪杯，并祝愿其媳送衣以后，早日还归，戴氏未得辞旨。再查尊辑索引（515页）有“烧张钱纸”条，敏未能查出此条是《寻夫曲》何处之原文。但在尊辑6页右边第三、四行，各有“月尽日校管黄至前”句，即谓“月尽日交管黄纸钱”也。《太平广记》三八“裴龄条，引《广异记》谓冥司‘求金银钱’之金钱者，是世间黄纸钱。”同书三三二唐暄条，引《河东记》：“暄妻之鬼魂云：‘必有相飨，但于月尽日黄昏时，于野田中，或于河畔，呼名字儿尽
得。’”说明敏校订“月尽日交管黄纸钱”，恰得原作之辞旨，无误，而饶、戴均置不校。——以上不离《寻夫曲》，琐琐陈情，正为先生有高论曰：“孟姜女的故事线索，大概是早已在唐代成了定型”;而敏近年所致力者，正在敦煌曲，故本其所真知者，联类表现数点，均有异于饶、戴，不敢苟同，以就政于大雅耳。至于《同贤记》中，由仲姿作孟姜化身，拙稿亦谨慎评议：期之以为不能混者：仲姿乃富家女，而孟姜乃贫女。仲姿既与杞良匹配，本可凭家财以免杞良之徭役，或遣僮仆代劳送寒衣，全部故事都可不成立。《同贤记》所以仍照贫女身份演仲姿者，显然不合阶级规律，未卜先生以为如何？敏于中年治宋词元曲，仅于金元散曲一体，为敝国文学史树新标格。有《散曲丛刊》十余种，及《新曲苑》三十余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始改治“唐代‘音乐文艺’之全面”。除已印行有关敦煌曲者两种外，兼有《教坊记笺订》及《唐戏弄》二书。后者成就较著。恨目前已无余帙堪呈郢政;他日此书重印，定不妄邮奉，微施芜报。自此以后，倘读大著，有所心得，或有所请益，当不揣谫陋，陆续奉闻。贵国田中谦二先生，曾从敦煌写本伯利二一一五等《五脏论》内，发现“唱颂”体歌辞，论文载京都一九六四年印《东方研究学报》第35期，蜀中久访此书未得，倘荷赐借此册一用，（乞赐挂号之邮，以免遗失。）当于半月期间挂号邮还不误。此间宿舍，在水井街79号，非“水平街”，并闻。
敬颂
道安！
任中敏上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时年八十）
致波多野太郎先生书·其二
（1979年3月9日，手信）
敏在四川时，曾写《正视六十年来国内外敦煌歌辞的研究》，来京后，又写《敦煌歌辞向何处去》，均属批判性的，甚至带严厉谴责。因国内如王重民编《敦煌曲子词集》，范文澜编《中国通史简编》“唐文苑、唐诗苑、唐词苑”一章，均将唐五代三四二年的歌辞，原称“曲子”和“大曲”的，一概改称“唐词”，用宋代的“词”兼并唐代的“曲子”，消灭“曲子”名目，历史不许可。国外饶宗颐亦王、范一派，名之曰“唐词派”。宋以来即有此派，积重难返。饶氏《敦煌曲》内第一章第一节，即以宋画喻宋词，以宋词喻“唐词”，他并用清代的词韵，部勒
唐代带西北方音的敦煌曲，当然格格不入。饶氏因此幻想出一个“大五代文化”，把初唐、盛唐、中唐的歌辞，统改为晚唐五代所有。文学史面对这样的纷乱，无法编下去，饶君至今不察。拙文《敦煌歌辞向何处去》倘能发表，可能掀起较大争论。
以上2通信札原附录于波多野太郎《任、饶两大家围绕敦煌歌辞的论争》一文，载昭和五十四年（1979）日本道教学会编《东方宗教》第53号。第1通2页，每页26行，行35字左右，行楷书，其中第1页天头处另有云：“敦煌曲内见‘夫婿’处，有《洞仙歌》曰：‘少年夫婿’;有失调名辞曰：‘汝家夫婿’;有《临江仙》曰：‘少年夫婿奉恩多’等”。第2通为手信，无抬头及落款，据波多野太郎先生所言当作于1979年3月9日。此札计1页，11行，行30字左右，行楷书，首行前空多格，第1行与第2行间空1行。
《寻夫曲校证》，波多野太郎著，日本昭和四十八年（1973）8月横滨市立大学发行，全名为“满汉合璧子弟书寻夫曲校证”。戴密微（1894—1979），法国汉学家、敦煌学家，著有《敦煌曲》（与饶宗颐合著，1971年以中法两国文字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出版）。关于第2通信札中所云《敦煌歌辞向何处去》一文，未见发表，然《江海学刊》1982年第1期载有任先生《敦煌学在国内亟待展开第三时期》一文，疑即前文之延展和生发。此
文发表后，确实“掀起较大争论”，甘肃敦煌学界基于任先生此文，组织了“敦煌文学研究笔谈”专栏，编发《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刊载了王庆菽《殷切的期望》、刘君寄《承前启后，把敦煌文学研究推向新阶段》、蒋礼鸿《略谈敦煌文学研究》、刘铭恕《一点感想》、程毅中《希望和建议》、张锡厚《怎样打开敦煌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张鸿勋《几点希望》，李永宁《加强“敦煌学”研究之我见》、吴肃森《喜读〈敦煌学在国内亟待展开第三时期〉》、颜廷亮《我们的应尽之责和初步打算》等10位学者的多篇文章，对敦煌学研究“展开第三时期”无疑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致波多野太郎先生书·其三
（1979年7月2日）
川子 钟 波多野太郎教授大鉴：
承列题曰：“两家论争”，使读者无枯燥之感，不妨多集资料，以资谈助：
（一）孟姜女辞内“髑髅”二字的肯定，从《孟姜女变文》内五见“髑髅”，可以无疑。二字不定，其失小，校歌辞忘却变文，或拒绝变文，其失大！将敦煌曲子强改为唐词，不知唐
歌辞和唐变文是孪生姊妹，万万不能拆开，其失更大！此点宜三思。
（二）饶书（29页）“熊”“态”不分，改《温泉赋》“熊踏胸兮豹拏背”之“熊踏”为“态踏”，谓与赵宋之“传踏”相涉（30页），真毫厘千里矣！
（三）误僧官名“都僧统”为“僧都统”（12页、37页等）。
（四）“红烛长流云榭”（54页），“流”是“留”之讹。
（五）“白马驮经即寺林”（55页）乃“白马驮经即自临”之讹。
（六）“煇脸”乃“莲脸”之讹（68页）。
（七）“诸芳情”（79页）乃“惜芳情”之讹。
（八）“复菓琴言”乃“服裹琴书”之讹（74页）。
（九）“如若伤蛇”（77页）乃“遇药伤蛇”之讹。
（十）“书见十年功积”，“见”乃“剑”之讹（80页）。
（十一）“鸟惊辔断”（89页）“鸟”乃“马”之讹。
（十二）“龙请”（90页）乃“龙众请”之讹。
（十三）“歌枕”（95页）乃“欹枕”之讹。
（十四）“遥兮净”（108页）乃“妖雰靖”之讹。
（十五）“武用文章”（122页）乃“武略文章”之讹。
（十六）“大海芦花白”（122页）乃“天暮芦花白”之讹。唐书手原作“大每”云云。“大”乃形讹，“每”、“暮”乃音变。
（十七）“为睹金鍼争百草”乃“为赌金钱争百草”之讹（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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