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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
曹顺庆，湖北荆州人，满族 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院士待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国家级教学名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文学科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霍英东教师基金获得者，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比较文学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等；美国哈佛大学 康奈尔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台湾南华大学 佛光大学 淡江大学客座教授；国际期刊 ComparativeLiterature & World Literature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主编， A&HCI 杂志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Culture (美国普度大学)编委，中外文化与文论（CSSCI 集刊）主编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等多个项目，多次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教育部人文社科奖及四川省政府社科奖 出版学术专著 编著多部，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200 多篇。
说明
卢广仲 慢灵魂本文原刊发于《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16期（2016年8月20日），已获作者同意在本里发布；另外，文中的部分注释因为格式问题而无法在文中一一注明，请读者自行到中国知网阅读原文。本文发表后，《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11期对其进行转载，特此说明。
从“无地彷徨”走向“话语重建”
——关于旧体诗词不入现当代文学史的思考
早在学界提出以“开拓性地研究传统文学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学现象，对传统文学史在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结论重新评价” ①为初衷的 “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之前，姚雪垠于1980年就已经在致茅盾的一封长信中提到了日后“重写文学史”进程中所涉及到的诸多议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姚雪垠在这封信中明确指出了对现当代旧体诗进行研究的必要性，除此之外，他还花费了相当篇幅大致建构出了现当代旧体诗词的研究框架②。此信毫无疑问是极具前瞻性的，即便被置于当前语境下，仍不失其深度与独特价值。
现今距姚雪垠提出颇具远见的提议已有30余年，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鼓舞与激励下完成的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不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姚雪垠的合理建议
少有人将其付诸实践，现当代旧体诗词仍“被疏漏和遮蔽”仍处于“无地彷徨”的尴尬境况，其踪影依然难觅于这些文学史论著之中③——即使 “旧体诗词是否入史” 已数次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④。我曾在不同场合和多篇文章中谈及此问题⑤，并不止一次地呼吁：文学史应该收入现当代旧体诗词。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此问题逐步深入的论争，旧体诗词获得一定程度与范围上的承认，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围绕“旧体诗词是否入史”的论争不应就此终结。应该看到，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与困难，许多学理层面的疑惑仍有待在进一步的论争中解决。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 “话语权” 与“失语症” 等若干笔者持续关注的命题，对 “旧体诗词不入现当代文学史” 这一现象作进一步的反思和探讨。
一
学术论争有效展开的必要条件是论争双方所坚持的前提、所使用的概念应当一致。倘若论争的前提不清、概念含混，难免出现郢书燕说人言人殊的尴尬情况，这样的论争不仅不具备基本有效性，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与棘手。“旧体诗词是否入史” 的很多讨论，即陷入类似的“泥潭”或 “迷局”之中。
支持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者，往往列举其庞大的创评体、斐然的艺术成就以及依旧葆有的文学活力等优长，指出旧体诗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而反对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者，则指斥旧体诗词僵死古板的形式、黯淡低迷的前景乃至对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冲击等，或坚决或迟疑地否认旧体诗词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资格。两大阵营学者们，援引各类资源、史料，不亦乐乎“地申明立场、驳斥彼此、提倡呼吁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一片喧腾热闹之中，双方阵营都一致将论争的“靶心”设定成“旧体诗词是否入史”这一命题的 “旧体诗词”部分，却集体性地轻视或忽视了此命题中“史”这一个字对于论争的重要意义——对“史”统一的限定既是论争展开的必要前提，也是论争有效性的坚实保障。
由于在语言和形式上与“新诗”之间的显著差别，不论“现当代旧体诗词”以何种称谓（如，“现当代古体诗词”“现当代古典诗词”“20世纪旧体诗词” 等） 出现，论争双方并无过多分歧，其所指向的都是一个内涵与外延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然而，细究的话，这一研究对象行将进入或被摒弃而出的“现当代文学史” ，在论争双方那里却并不是同一码事：支持旧体诗词入史者多从时间范围层面来使用 “现当代” 支持者甚至策略性地将其替换为时间意义更为明确的“20世纪 ”⑥ ——这一限定词来修饰 “文学史” ，而反对旧体诗词入史者则从文学性质层面来使用 “现当代”—— 与 “旧的” 相对立之 “新的” ，或具有所谓的 “现代性” 的——限定 “文学史”。 由
是，论争的双方正如在不同时空里缠斗的武者，虽各自虎虎生威地相互挥着斧钺，却难直抵敌方要害，所有粗狠的劈斫动作皆抡向虚空，费力而无益。
正如来自武汉大学的年轻学者吕东亮不无敏锐地指出的那样， “直观地看，旧体诗词能否进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是一个名实之辩的问题” ⑦，即，论争之焦点实质上最终从论争的主题 “旧体诗词” 落脚到了论争的前提 “文学史” 上：支持入史者站在自己的立场指责目前的描述 “现当代” 时间范围内的 “文学史” 是“名不副实” 的，而反对入史者则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申明以描述 “现代性” 或 “新的” 文学为任务的 “文学史” 欲 “名实相副” 的话，势必将 “旧的” 诗词排除在外。 这样看来， “必也正名乎” ，不但正确而且必须 。设若支持者和反对者的 “现当代文学史” 被更精确地分别命名为 “现当代时期文学史/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现当代新文学史/现当代有 '现代性’ 的文学史” 的话，论争双方应该会少很多歧见和争执，围绕 “旧体诗词是否入史” 的讨论似乎也可以就此而消歇了。马大勇先生对于这些争论的意见是中肯的, “时至今日，我们不应该还在它是否可以入史的问题上再过多纠缠，而是进一步探讨现代旧体诗词如何入史、如何高水平的入史的问题的时候了” ⑧，而黄修己先生更是在《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来推动现代旧体诗词的研究工作⑨。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当代旧体诗词的研究是一个有待垦拓的学术 “沃土”，并且极有可能成为今后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然而，论争的消歇不应是思考的终点而应成为其起点，在历次的论争过程中，一些当前学界的 “痼疾” 被或隐或显地暴露、呈现出来，亟需我们对其进行反思和调整。
二
黄修己先生在论述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姻缘” 时，就已隐隐意识到了 “现在的'国现代文学史’ ，以前长时间里称 '中国新史’” ⑩的事实，然而他并未深入探讨这一变动背后的深层逻辑。 在一篇直接回应黄修己先生的文章中，苗怀明则对此 “偷换名称”现象进行了较为精辟的分析：
有些研究者总是以一种积极介入的姿态十分明确地表明自己支持新、雅的态度，旧和俗的一方总是作为批判靶子的身份出现，被断章取义地丑化、妖魔化，其正面主张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理解。将 ”新文学“ 与 ”现代文学“ 的混用，就是这一思路最明显的体现，不管这种混用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种扬新、雅抑旧、俗之举基本上沿袭了 五四 时期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思路。......⑪
上述引文实质上揭露了一个令人警惕的问题：治史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 “新的”文学等同为现当代时期内所有的、 唯一的或值得书写的文学形式，而粗暴地一笔勾销或选择性地遗忘了所谓 “旧的”文学的艺术价值和存在意义。 有意识地勾销或遗忘的行为难免受到文学之外因素的影响—— 毕竟黄、苗二位先生都不约而同地提及20世纪50年代是“新文学史” 转变为 “现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时间节点，而无意识地勾销或遗忘行为因其隐蔽性和普遍性对学术研究造成
实际伤害要严重得多。治史者的这类 “无意识”正来源于其对 “五四” 时期以及新文化运动遗产的 “令人遗憾”的继承。
在《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 （1917-1937）一书中，史书美教授考查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着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式的启蒙性话语，如 “新/旧” “传统的/现代的” “农业的/工业的”“直觉的/理性的” 等，她指出 “在这些二元对立中，时间的价值尺度被附着在每一组二元对立之上”，而“二元对立中的每一极都无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或根本消极或完全积极的含义”⑫。 这种二元对立的建构以及寄寓其中的粗暴价值判断在旧体诗词领域体现得极为明显：启蒙者们提倡 “诗歌的声韵格调及其他种种形式上的束缚，我们要一概打破” ，准备“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样做，就怎样做”⑬，并且认为 “此等没价值诗，尚无古物院资格，只合抛在垃圾桶里”⑭。 此类价值判定还逐步扩展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领域，这一时期甚至产生了很多如吴稚晖要把中国国粹扔到茅厕里去的大胆论断⑮。 倘若追根溯源的话，这种极端的思维模式与 “赛先生” 的提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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