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伤逝》中的涓生，还是《虹》里的韦玉和梁刚夫，这些男性都扮演了知识女性成长道路上的“导师”形象。不同的男性导师，对于女性的成长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子君与梅行素同是知识女性、同为出走的娜拉，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她们身边的男性导师是负有重大责任的。通过观察、分析这几位不同形象的“男性导师”，人们能够发现他们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巨大改变。而正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为“娜拉”到出走后的方向和人生价值提供了最广阔的空间和最强大的话语支持。
一、相似的涓生、韦玉，迥异的梁刚夫
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伤逝》中，人物关系简明，只有一位出走的”娜拉”子君和她的导师兼爱人涓生。而在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虹》中，有两位男性能称为女主人公梅行素的“导师”，即韦玉、梁刚夫。通过阅读这两篇小说，人们能直观地体察出涓生和韦玉的形象气质极其相似，而梁刚夫的形象气质却与前两者迥然不同。
在《伤逝》中，涓生与子君谈泰戈尔、谈雪莱，并在丢掉工作后靠译书挣钱，可以看出涓生受过高等教育，并接触了西方新式思想。而涓生的家庭情况并不甚好，其经济环境并不宽裕，他向子君求婚时曾剖露心声：“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在《虹》中，韦玉是梅行素的初恋，父母双亡，他靠姨夫接济得以生活，读过几本托尔斯泰的书和几本新杂志，感受到了西方婚恋观和爱情观的冲击。综上，不难看出涓生与韦玉在家庭出身和教育经历上是极为相似的。贫寒出身，却接受了高等教育，读了几本西方著作，便自觉了解西方思想，以这种形式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是很难有刚毅坚强的男子汉气质的。因此，也可以看到，涓生与韦玉在遇到困难时都表现出骨子里的懦弱和自私，涓生在丢掉工作后责怪子君，韦玉在爱情无望时选择逃避。
反观梁刚夫，作为指引梅行素到自我价值和方向的男性“导师”，他的人物形象与前两者截然不同，梁刚夫所说的话不多，但句句都体现了他冷静沉稳的个性，在交谈正事时，他面孔冷峭，而在闲话时，他有诙谐有趣的一面。他从不高谈主义，也从不沉溺于爱情，梅行素眼中的梁刚夫是“他的紧闭的嘴角旁有一种似笑非笑的皱纹，他的结实而颀长的躯干内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他是一个可爱而又可畏的人。”一个年轻鲜活、充满力量和朝气，却有着几分超出年龄成熟的男性形象就浮现在人们眼前。
二、不同的“男性导师”，“娜拉”不同的命运
“戀爱自由”是五四时期一个重要的口号，爱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它敏锐而又集中地反映了人类个性发展的要求：对陈腐的摧残人的社会的厌弃，对美好合理生活的追求。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追求“个性解放”却“只为了爱”。他们以“爱”作为斗争的终极目的，没有远大的理想。因此在出走后，特别是在获得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暂时胜利后，就偃旗息鼓、止步不前。而这种冲动之下建立的爱情关系或是家庭关系，实际上是极其脆弱和不稳定的，这种“恋爱自由”也在当时社会造成了一系列的悲剧。鲁迅对此行为极不赞同，他在女师大的著名讲演《娜拉走后怎样》中，告诉听众娜拉的出走不是结局，而仅是开始，否则将“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子君和梅行素，这两位女性同为知识女性、出走的娜拉，却有着不同的命运。按下个人性格不谈，她们所遇到的“男性导师”对于她们的人生走向负有重大责任。
涓生作为子君人生中唯一的“导师”，在两人相知相恋时，涓生为子君打开了西方新思想的大门，他指引她，也引诱她。她离开家庭，抛弃所有，奔向她的爱人，她的“导师”。他们在吉兆胡同安下家，开始一切都是很好的，正如涓生怀念地说：“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
福的夜呵！”而这种幸福迅速被打破，随着一个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模式的确立，随着涓生丢掉工作入不敷出，爱情很快就失去了光芒，爱人很快就失去了光辉。子君不再美丽温柔，她疲惫懦弱。而作为“人生导师”的涓生，却把子君视为累赘。
子君，这个曾经美丽温柔又大胆的“娜拉”，面对如此无情而又猥琐的涓生，除了离开别无选择，人们无从判断她的生死，但知道这注定是一场悲剧。
与涓生在本质上极为相似的韦玉，作为梅行素的第一任“男性导师”，他敲开了她的心门，得到了她真诚炙热的爱情。给她传播了西方的一些新思想，让她接触到了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书籍。如果韦玉能像涓生一样把她带走，正值青春少艾的梅行素绝不会说不。值得庆幸的是，韦玉的犹豫和他对于梅行素的爱，让他没有坚定地带走她。人们可以从韦玉对他妻子的态度上预测两人私奔的结局，事实上，一个自私、犹豫，没有强大内心的男人，是没有资格指引一个女人去寻人生的。因为他们永远更在乎自己。而遗憾的是，往往这样的男人能得到女性的青睐。
梅行素是幸运的，她注定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娜拉，成为到自己人生道路和奋斗理想的娜拉，因为梁刚夫的出现。
梁刚夫是冷静的、是坚定的、是文雅的、是诙谐的、他有少年的天真孩子气，也有成年男人的冷静机智和勇气。他在与梅行素第一次聊天时，就已经看明了这女子，外表大胆坚强，但内心空虚彷徨。
梁刚夫说道：“据我想来，你也是回去的好。对于你，上海是太复杂！”
“我不明白你这话的意义。”
“就是太复杂，你会迷路。即使你在成都也要迷，但是你自己总觉得是在家里。”
“迷路”一语双关！从成都逃一样到上海的梅行素，一路都很坚强，一路都很勇敢，但是始终没有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和为之奋斗的理想。
而梁刚夫的存在，不仅点燃了梅行素熄灭已久的爱情火花，更让她了自己新的生命——主义、信仰。从这点来说，梁刚夫作为梅行素人生的“导师”，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
三、“男性导师”形象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变革
拜伦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
男人哭吧不是罪 羽泉 再次回看《伤逝》与《虹》，《伤逝》写作于1925年，《虹》写作于1929年，两部小说创作时间仅差四年。但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时期知识女性的人物形象和前途命运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梅行素之前，子君预言了绝大部分“娜拉”的命运，而在梅行素之后，无数如“虹”一样的女子盛放在中国社会的大江南北。
而这样巨大的改变，与这些女人身边的“男性导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作为一个以儒家学说维护道德理法数千年的古老国度，社会的主要话语权由男性掌握。五四时期，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女性开始觉醒，开始追寻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获得人格独立和婚姻自由就成为当时的知识女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目标，易朴生《玩偶之家》中出走的娜拉，便成为知识女性竞相效仿的对象。事实上，在《伤逝》前，出现了大量描写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小说，正是由于社会上对于婚恋自由的过度吹捧和部分小说过于尖锐激进的表达，造成了许多追求婚恋自由的爱情悲剧。《伤逝》便是针对这样的社会问题应运而生的。它尖锐地揭开了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在女性觉醒的过程中，男性势必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见证者。而在一个男权话语占绝对优
势的古老国度，塑造“男性导师”是符合社会事实和女性觉
醒需要的。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男性导师”的形象仅仅是人物塑造和情节推动的需要吗？在此背后究竟有没有深意呢？
回看涓生，笔者一直认为涓生的家庭出身不应该定义为贫寒，而应该定义为没落。试想民国时期民众识字率仅达5%，一个能接受高度教育、会英文的年轻人，绝不会出身寒门。一个没落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思想，却也怯弱、腐朽，在意他人眼光，对生存束手无策。涓生集中了一个有才智但无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全部特点，人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
当人们把涓生视作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时，不难看到“男性导师”背后的深意——象征着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
《伤逝》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子君最后的归宿，但死亡的可能性极大。是谁把子君逼上这深沉的绝路？人们无法指控涓生是杀人凶手，但是涓生对于子君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
1925年的中国，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在思想上和文化上，都有了不小的进步。但是，传统的封建礼法、强大的家族力量、千年沿袭的传统观念，仍然牢牢地套住每一个中国人的脖子。就算是鲁迅，也没有办法抛开他家乡的妻子，虽然那只是“他母亲的媳妇”。渴望自由和幸福的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拼命地呐喊自由，拼命地追求平等，但是羸弱的国家、生存的艰难、传统力量的强大桎梏都让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渴求。“涓生”不只是一个失败、不负责任、怯弱无能的“男性导师”，他也无声地宣告了在黑暗社会中青年人的最终命运。
所幸，梁刚夫出现了。
再看梁刚夫，梁刚夫是冷的，他经常冷冷地看着众人，作为一个革命体的领袖，他有些近乎残忍的冷酷和理智，而他又是可愛和诙谐的。他是年轻的、英俊的，却也是老练的，睿智的。梁刚夫给梅行素带来了主义，带来了信仰。梁刚夫是光明和希望的化身。
于是，人们不禁想，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这个饱经苦难与贫穷的国家可曾有过如此光辉灿烂
的一刻？
1925的5月30日，就是《虹》写作的前四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它揭开了大革命的高潮，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新的思想和主义在国内广为传播。这个古老的、经历了漫长黑暗的国家，在以鲜血点亮的灯光下，逐渐回曾经的自信和勇气。
而“涓生”和“梁刚夫”的存在昭揭了一个事实：唯有在包容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在自由的社会思想支撑下，“娜拉”才有可能能从一位知识女性蜕变成一位真正的时代女性，到自己人生的出路，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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