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物 许廷铿
聂绀弩刑事档案
  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转念一想,有些事情其实不需要盘根究底。阶级斗争紧绷的那些年代,凡是过来的人,对那些莫名其妙的蒙骗、中伤、倾轧、明暗箭的事情,大概都能想象得出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个阶级斗争弄得风声鹤唳,疑神疑鬼,有的人就天天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捕风捉影向组织打报告。一些自身有什么历史不清、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事,更是时时担惊受怕,只恐半夜鬼敲门,为了自身寻求保护和安慰,只好做出某种积极表现来,不惜从亲戚朋友身上一些有举报价值的东西,打个小报告向组织邀功。除了检举他人之外,从自己身上剖肠
挖肚,今天检讨,明天交心,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当年的极“左”思潮的狂热性,带有一种宗教意味。一般平民受蒙蔽的且不说,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也已经心痴神迷。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这是聂绀弩一位朋友当年向组织写下的一个交代材料
  1965年2月27日下午,下班后,到了聂绀弩家,因为他答应给我豆豉,特意来拿。聂和周颖留我吃晚饭,我说马上就要回去,家里有人等。我拿了一包豆豉和一块臭豆腐,又问他有什么好小说可看,他带我进书房,一面说:我这地方好小说没有,坏小说也没有。最后他借我一本《蜃楼志》,说这是讲广东的事的。我又挑了一本《蜃楼外史》。
  回家打开那本《蜃楼志》一看,原来书内还夹着一本极小的本子,是淫书《杏花天》。当时我自己思想斗争了很久,决定先把它包封起来,不看。打开了《蜃楼志》,还是有许多淫猥的内容,我经不起诱惑,老毛病又犯了。
  第二天非常后悔,说明我在阶级斗争面前还是很经不起考验!
  现在已把这些脏东西都封起来捆好,准备还给他。并且把这个事实,作为永远的沉痛教训!
  如果用现在的理念,去观照过去那个时代,会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就算是一本淫秽小说吧,事先并不知晓,既然借来了,你看也好,不看也好,这有必要向组织写一份检查报告吗?扯得上阶级斗争问题吗?看了就是经不起考验吗?算得上什么“永远的沉痛教训”呢?要是一个刚刚入党入团的幼稚的青年人“向党交心”也就算了,你还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这不叫人笑掉大牙嘛!
  像这样的人,既然对自己的一点小疵都主动向组织报告,那么,当他看到听到朋友的言行不合时宜时,能不去检举吗?而且,他不会认为检举朋友是什么不道德、不义气、不光明的行为,似乎理所当然就要那样去做,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时尚吧。
  关于聂绀弩的豁达姿态
  聂绀弩完全想不到在他的“物以类聚”的朋友中,竟然会有告密者。直到他在监房里蹲了十年,也从来没有想过他的那些“罪状”是谁检举的。这似乎不合常理。经过了十多次审讯,指控了你那么多的诗和言论,你怎么就不想想司法机关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达。他的10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个朋友,没有埋怨和责备过任何一个朋友。当他出狱之后,原来的朋友都若无其事,和洽如初。
  我留心看过很多怀念聂绀弩的文章,当然不少是他的朋友们写的,我很想从其中出一句对以往的检举揭发行为的反省的话来。然而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坦白自己有过什么对不住朋友的行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那里,几乎众口一词。而你这朋友作为一个最知情者,是否也起到了一点帮凶的作用呢?对此则讳莫如深,闭口不言。你当时检举揭发时,可能是在极“左”思潮的狂热中,陷入了一种宗教的麻木和迷惘状态,而当那种狂潮过去,大家都清醒过来的时刻,你还不应该说一句诚实的话吗?尽管聂绀弩没有责怪你,而你自己还不应该有一点歉意的表示吗?
  因此,我把聂绀弩和他的此种朋友相比较,就觉得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一个是蓬蒿之间的斥鷃。
  也许我的议论有些偏颇,还是回到聂绀弩的姿态上为好。聂绀弩本人对朋友都毫无芥蒂,我们又何至要苛责于人呢?
  过往的时代,与当下的时代相比,会有很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意识的,也有物质的;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回头观望过往,一方面,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荒谬、可笑、不解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想到那些事情所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如果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我们就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和那些人们。
  聂绀弩正是这样一种姿态。他以最犀利的目光,洞察了社会的种种弊端,发出了慷慨激昂的议论和抨击,并因此酿成犯罪,遭受迫害,然而,当他得到彻底平反,别人都为他歌颂的时候,他并没有以英雄自居,没有以一个胜利者的傲气再去批判他人,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责难组织,也没有指责社会。
  聂绀弩出狱不久就开始写作,一面整理旧著,一面撰写新作,充分利用他有生之年,出版了大量著述。我们看到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没有再翻腾昔日的政治恩怨。思想家不会到某些个人身上去泄愤。他深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种动乱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指责有负于他的朋友,没有指责处理过他的司法机关和领导人,也没有像我们大家那样义愤填膺地狠批林彪、“四人帮”,更不像有的文章由批极“左”而牵连的个人品质和社会主义。反而,他在《怀监狱》一文中,肯定了专政机关中的人道主义的积极方面。
  曾有人表示不赞成聂绀弩为监狱说好话的文章,为此,聂在致舒芜的信中写道:
  ……我知道有很可怕的监狱,有不少人在里面被折磨被谋害而死,但我未进过那种监狱。如果写文章不是为了某种一时狭小的需要而造谣说谎,我没有什么错误。其实又何曾把一切监狱的好处都写尽了?例如北京监狱收的学生最多时,我听见别的号里,有一个大概是初中女生的声音说:“解放军叔叔(那时监狱由解放军看管),替我把窝头烤一下!”这监狱说坏也真坏,连初中女生也关进去了。说好也真好,犯人能叫看守给烧窝窝头!
  接下来,聂绀弩在这封信中还写到北大荒:
  北大荒无论怎么说,也难说是什么理想的人间乐土,但要说是“生非生兮死非死”(清代吴梅村的诗)也谈不上。“右派”劳动队先后几百队员,如吴祖光、尹瘦石、胡考、刘尊棋、黄苗子、丁聪等,除了我年近六十,干不动活,不免多被吆来喝去以外,大家和全体都一样干得欢,吃得欢,玩得欢,讲自己如何被划为右派的经历讲得欢。我没见过一个流泪,我自己也从未感到要流泪,像读鲁迅的《故乡》里的闰土喊他做“老爷”时的那样。
  读了这两段话,或许让人会问:老聂是否变了?没有“火气”了?当我们继续往下读这封信的
时候,就会看到老聂依然气节不衰,守正于心。原来写给舒芜的这封信,缘起是吴伟业送人流放东北时写的两句诗:“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聂绀弩借题发挥,讥讽这位清代诗人的软骨,也表明了自己的临危不变、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信中继续写道:
  不知吴伟业有送人入狱诗没有。如果有,他想象的监狱应比东北更不生不死。说到这里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吴公未到过东北,也未入狱,却把东北和监狱想象得比实际可怕到不知多少。自己是文弱书生,年纪也不轻了,所以清廷要他做官,他只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狱,不生不死。假如他早知道东北不过像我写的《北荒草》,监狱不过像我写的《怀监狱》,也许他会不做官。他不做官,“诗人吴梅村之墓”的碑石该要高多少呵!似此,《怀监狱》是否会使人不怕犯法,不得而知。若能让诗人吴梅村的骨头稍硬一些,那意义就大多了。
  如果说聂绀弩晚年有变化的话,那是他经过炼狱的锻淬,更坚韧、更纯真、更超尘绝俗了。
  他被捕被判的重要原因,是他发表过很多对主席不满和激愤的言论,那是他的真实思想。但他在监狱中认真读“毛著”,历史地认识,出狱之后再没有说过和写过任何贬
损形象的言词。他在写给等领导人的申诉书中,表示平反以后还要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最后以《中国古典小说》等论著的出版,兑现了他的诺言。这就是聂绀弩晚年的率真。
  1977年10月,正当聂绀弩出狱一周年之际,他在给黄苗子的信中,写了一句由衷之言:
  我尝觉公,我,祖光,瘦,迩乃至永玉,固均属落后分子,但实皆高知,并不反社,有时抑且歌社并不违心……
  ——我们包括吴祖光、尹瘦石、陈迩冬,乃至黄永玉这些人,固然都属于落后分子,但实际我们都是真正有见识人,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有时或曾写作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而且决不是违心的——聂绀弩从来不说违心话呵!
  我们把聂绀弩档案材料拿了出来,如果只是为了回忆一段历史,那就没有大的意义。那些风风火火的历史,那些是是非非的纷争,那些恩恩怨怨的人事,恶战与詈骂,凶虐与荒诞,狂笑与哀哭,灼热与阴冷,早应该淡忘了。我们重新阅读这些材料,唯一的意义,在于从中发现和汲取我们需要的文化。我们从这些材料中读取的,正是世世代代的优秀的文化人所传承的那样一种精神操守,或者说是世世代代的诗人们的经典诗篇中所缭绕贯射的一脉诗魂。
  聂绀弩逝世前,在怀念伟大诗人屈原的一首诗中,就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经典名句:
  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宇宙间!
  结语
  自我发现这些档案材料以来,心上就有了一种重负。聂绀弩这样一个卓尔不的人物,他的那些绝非寻常的资料,怎么就凑巧让我碰上了呢?既然到了我的手头,岂忍使其埋没丢失呢?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我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刑案实录公之于世,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我除了正式职务是当过法官之外,只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尤其是旧体诗的爱好者。也许正是这么一点爱好,成为一种缘分,使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作者。
  名为作者,其实并无著作之实。因为这本书,基本内容是原始资料的辑录。我的工作只是搜索档案,发现材料,选取剪裁,把零散的材料分别安顿在各个标题下。同时,穿插了一些连缀的话语,虽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也起到了衔接贯通的作用,使那些零散的材料成了文章
一样的东西。
  原来只是一些单独成篇的短文,撮合到一起,大体像一本书的样子了,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绽,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这种写作过程,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笨拙的裁缝,最后总算把一堆碎散的布料,连缀成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