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字典里，故乡常常是被缩小的，有时候仅仅缩小成一条狭窄的街道，有时候故乡是被压扁的，它是一片一片记忆的碎片，闪烁着寒冷或者温暖的光芒。所谓我的字典，是一本写作者的字典，我需要的一切词汇，都经过了打包处理，便于携带，包括故乡这个沉重而庞大的字眼。
  每个人都有故乡，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在躲闪，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问号，什么是故乡?故乡在哪里?问号始终打开着，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象故乡，发现故乡。
  一九八二年夏天，在一条名叫齐门外大街的街道上居住了二十多年之后，在把四个子女都养大成人之后，我父母乔迁新居。从苏州城最北端的那条老街上继续往北五百米，过一座桥，再穿越一条很短很狭窄的街道，左手是我母亲工作的水泥厂，右手的工厂宿舍楼，就是他们的新家。这次乔迁的直线距离，没有超过八百米。当时我在北京上大学，在千里之外，对新家充满了热情的想象。因为那是新公房，在三层楼上，新居的高度和抽水马桶、阳台之类的东西已经让我足够兴奋。我清楚地记得暑假回家的第一个下午，我在新居的阳台上眺望着远近的风景，怀着一种新生的心情。远的风景，正面方向是水泥厂工厂区白的大烟囱和水泥窑；侧面远眺，
能看见一家炭黑厂黑的烟囱和黑的厂房；在水泥窑的后面，有京沪铁路通过，可惜水泥窑能看见铁路和火车，我看不见。我从小生活的旧屋，其实就在东南方向八百米处，但是其他的房屋挡住了那旧屋，我什么也看不见。那是很多年来我们家的第一次搬迁，是在对环境污染一无所知的年代里，我们从一家化工厂的对面搬到一家水泥厂和一家炭黑厂之间，从苯干生产污染的空气里扑向水泥粉尘和炭黑粉尘的怀抱，空气质量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并没有太多的妨碍，唯一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的直径改变了。正负八百米，我父亲去市中心上班，自行车要多走八百米，我母亲上班少走八百米，可是去看望我外祖母要多走八百米。对我来说，八百米是一次直径的扩展，美中不足的是这次扩展规模太小，我的生活从一条街到另外一条街，仅仅延伸八百米，不能遗忘什么，也不能获得什么。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故乡这个字眼，可是我所想象的故乡似乎并不存在于这八百米的世界里。
  八百米成为一个象征，就像一个人发现故乡的路，很短，也很长。
  我对苏州城北再熟悉不过了。每一条街路，每一间工厂，甚至大街小巷里的好多户人家，我都知道他们的底细。但是那个地区太拥挤了，太低矮了，我从来没有机会彻底解放我的目光，我从来没有获得过登高远眺一览江山的经验。那年夏天，我意识到我对新居的期待是一
场空欢喜，三层楼，视线还是被遮蔽的。我无法获得一个观察者的视线，即使是描写一条街的街景，我仍然要通过脑子里的记忆，还有想象。
  但是从文学意义上说，八百米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故乡了，只是稍显局促而已。从孩提时代到二十岁，我主要是在苏州城北的这八百米范围内活动，成长。我的写作，其实一直在利用这局促的八百米的故乡，有一些事物总是在我创作过程中浮现在脑海里，分别是河水、铁路、工厂、河里的客船、驳船和农用船。许多敞开的房屋的门洞，早晨和黄昏街上的人流和嘈杂的市声。那八百米范围里的居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好多人脸会在我写作的时候悄悄一闪，进入我的记忆，那些事物，那些人，都以故乡的名义降临。为了写作，我有一条虚拟的抵达故乡之路，我习惯设定一个出发地，这是故乡模糊的版图中唯一清晰的地标，也就是零公里处。我设定的所谓的零公里处，就是我二十岁以前居住的旧屋。
  齐门外大街如今拆了一半，保留了一半，被拆去的是临河的房屋，一百二十七号，这个门牌号码现在应该是消失了。那曾经是我母亲的家族很多人的旧屋，一面临街，一面临河。临街的那一侧住着我大舅一家，隔着一个小小的天井，临河的两间屋子曾经住着我们一家和我三舅一家，而天井的耳房里住着我外祖母。我三岁那年三舅买下了隔壁一户人家的私房，住
到了我们家的隔壁。这样，一个家族的人各有门户，却又紧紧地靠在一起。我母亲这一家族家境贫困，从镇江地区的扬中岛上出外谋生，移民到苏州，一直团结在我大舅的周围，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之前，在我和我哥哥出生之前，我们三家人和外婆一起住在另一条街上，东汇路南田村的一所更拥挤的房子里，很奇怪，我后来算了一下那两所房子间的距离，差不多也是八百米。
  八百米的世界，对我们一家，曾经是一种宿命。唯一不同的是一九八二年夏天的搬迁，让我母亲的这个家族分开了，分开八百米，不算很远，但也不很近。这使我母亲在腌成菜的季节里格外头痛，腌菜的大缸没法搬到新居里去。而且，我母亲特别信任我二舅的脚，认为只有他踩出来的腌菜才好吃。现在，缸没有了，踩缸的“脚”也不在身边，只好放弃腌菜了。搬家也给我造成了一点麻烦，明显大于腌菜的麻烦，我要听从母亲的吩咐，走亲戚，暑假或者春节，每年最起码两次，要走八百米的路，回到旧屋去，见过我的外祖母，见过我的大舅大舅母和二舅二舅母。我从一百二十七号一个大家庭的一员，变成了一个亲戚，一个客人。这种新的身份让我感到新奇，又很不自在。而我家的房子，由于是公房，已经被调配给了一个陌生的家庭。我好奇地打量过从前的家，怅然地发现，那确实不是我的家了。那户人家粉刷了墙壁，改变了房子的格局，也改变了我母亲家族聚居的格局，不是陌生人融入了这个家族，
就是这个家族融入了陌生人的生活。
  而我们这个家族，最初就是这个街区的陌生人。我父母是从镇江地区扬中岛上来到苏州的移民。在八十年代以前，我所有的身份资料上的籍贯一栏，填写的是扬中县。籍贯填写成苏州，是八十年代以后的要求。这个要求忽略了父辈的来历，强调了出生地的重要。自此，我的身份才与苏州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
  老屋附近的邻居们称呼我大舅为大阿哥，大舅母为大嫂嫂，称呼我三舅为小阿哥，这是模拟我母亲的身份称呼的。而邻居们称呼我的外祖母，则一律亲切地喊她外婆，是根据我们这些孩子的口气称呼的。而我外婆在苏州生活几十年，一直不怎么与别人交流，她学不会苏州话，也不肯学。没人听得懂她的扬中乡音，她干脆就不和邻居说话了。但是街上所有的人几乎都认得她，因为她一年四季都坐在我们家的门口，守着一只大篮子，大篮子里是她向一个老贩子买来的旧线袜，她把旧线袜拆成纱线，再把拆下的纱线绕成线团，把那些线团卖给一个收购站。收购旧纱线的地方很远，在苏州城以北的陆墓镇。我外婆是解放脚，毕竟捆扎过，走路多有不便，儿女不放心，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三家的孩子要轮流出动，走很远的路，陪我外祖母去陆墓镇。
  我的外祖母似乎一生都未能融入城市生活。她姓蒋，我外祖父姓王，所以她在户口本上的名字是王蒋氏，这是代表她身份的唯一符号。甚至连我的舅舅都不知道她做姑娘时候的名字，只知道她在农村的时候，因为个子高，            有一双特别长的腿，别人叫她长脚。她前半生在农村留下的唯一的传说与劳动有关，说是她插秧特别快，是远近的村庄里插秧最快的人。在我外祖母的回忆里，我的外祖父除了长相英俊之外，其他一无是处。他像扬中岛上的大多数男人一样，年轻时候便出外谋生。他在苏州城里开了一家竹器店，到我大舅能干活的年龄，他收了自己的儿子做了学徒。我的外祖父在城市里摆脱了贫穷，但是他的钱财都流向了某些隐私性的不可言说的地方。每到过年的时候他回到家乡，只带来回的路费盘缠，从没有把在城里赚到的钱交给我外婆。他坚持回乡，似乎是在履行保留在乡下的权威，很有效率地在乡下妻子身上完成着传宗接代的大业，直到我母亲出生。
我们住过的那条街
  我外婆一共生了五男一女，我的四舅和五舅都送给了较为富裕的人家抚养。她甚至连一块田都没有，就靠替人帮工养活自己和剩下的儿女。我外祖父后来在城里染上了重病，奄奄一息的时候，已经人财两空，苏州城里举目无亲。他想到的还是乡下的妻子，他回了家，让我外祖母伺候着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最后他落葬在故乡。
  我的大舅后来成为这个家族的顶梁柱，他把我二舅三舅四舅先后带入了城市，而我外祖母和许多来自农村的老年妇女一样，跟随着儿子们，来到苏州。一九五九年春天，我的五舅在很多年之后初次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从他工作的城市南京赶到苏州来认亲。我的外祖母和她的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婿(我父亲)，加上第三代的孩子，一起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我外祖母在那张照片上流露了一生最快乐的微笑。一个来自扬中岛上的家庭，在苏州团圆了。其时，除了我五舅一家，我母亲的家族已经完全在苏州城里扎根落户。
  我母亲的这个家族，就像一支军队，分成两个纵队：一支深入城市，探索新的生活；另一支留守故乡，保留着对农业文明残存的希望。我的长辈，除了我大舅母，是我大舅与乡下妻子离婚后迎娶的苏州人，其他的长辈都来自扬中。我的舅舅们到了婚配年龄后，都是在老家扬中岛上寻的伴侣，而我的四个扬中籍舅母，除了我三舅母，其他三个几乎一生都留在扬中岛上，在老家养儿育女。如此，我们这个家族与扬中岛一直维持着紧密的联系，我有一半的表亲在城里，一半的表亲在乡下。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家里来了某个乡下舅母，她会在我外祖母、我的两个舅舅家和我家来回穿梭。我们几家的桌子上，都堆着相同的一种叫水糕的糕点，那是乡下的纵队给城里的纵队捎来的礼物。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苏州长大的孩子来说，那实在是世界上最不好吃的糕点。
  我们这个家庭有点特别，几家人聚拢在一起，在一个新的居留地过着家族式的生活，似乎就是为下一代更改故乡的名字。但故乡的名字是不容易改变的。我们家周围的邻居，大多是苏州的老居民，他们早已接纳了我们这个家族。但是，对于我们一百二十七号和一百二十五号的日常生活，毕竟是有点好奇的。而语言问题首当其冲，语言在我们这个家族里无法统一。我外祖母不会说苏州话，我大舅母不会说扬中话，我的父母和舅舅们则交替使用家乡方言和苏州话，他们互相之间用家乡话交流，孩子们对外人都说流利的苏州话。
  长辈们的家乡方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们这些孩子感到恐惧，就像一个隐私，唯恐给外人听到，可惜的是，这隐私无法藏匿，因为长辈们从不以他们的家乡为耻。扬中岛的方言，听起来接近苏北话，而苏州这个城市的市民文化与上海相仿，地域歧视从来都是存在的。苏北话历来被众人所不齿，尤其是我的和表们，一旦与别的女孩子发生口水仗，必然会因为长辈们的口音受牵连。无论他们怎么强调扬中岛位于扬子江江心，属于镇江地区，镇江地区是在江南，与苏北无关，但怎么强调都无济于事。通常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镇江话也是苏北话，不管你们的老家在江南还是江北，反正你们不是苏州人，是苏北人!
  我们家的下一代，都为上一代的家乡辩解过，为地理位置辩解，为所属方言辩解，出于虚
荣心，或者出于恼怒。当你为父母的口音感到恼怒时，你如何体会故乡这个字眼带来的荣耀?相反，下一代体验的是一种隔绝故乡和遗忘故乡的艰难。说到底，孩子们是没有故乡的，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农村移民的孩子。
  但父辈们在下一代身上还是留下了故乡的烙印。我们所有的孩子都不会说老家扬中的方言，但对长辈的称呼，是小时候牙牙学语时父母所教，养成了习惯，一律以扬中方言发音。
  父辈的故乡离我是远的，一九七?年春节，我的四舅领着外祖母去扬中探亲，顺便带上了我和一个表，老少三代人结伴奔向扬子江中的那个沙洲，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旅程。一个是去看她的故园，一个是回家去和妻子儿女团聚，而两个孩子，则是第一次出门旅行，只是一次难得的旅行机会。那年我才七岁，记得坐了火车，又坐了轮船，下了船后走了一段漫长的路，经过无数的竹林和水田，在到达四舅家所在的村口时，我四舅指着一个在房后用竹匾筛黄豆的老妇人，问我，你认得她吗?我觉得那老妇人面熟，我四舅说，那是你祖母呀，你的祖母，竟然不记得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