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精灵的自由翱翔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在《世间最美的坟墓》一书中这样描述托尔斯泰:“他活着的时候深受声明所累。他死了，终于将喧哗的世界熄灭在朴素的泥土之中。”同样，在遥远的1931年，那场震惊国内的空难带走了天才诗人徐志摩的生命，也结束了他劳碌而又驳杂的生活。他用灿若烟花的年轻生命谱写了“爱”、“美”、“自由”的赞歌，他在自己单纯的理想王国里以“柔波似的心胸”追寻着希望和梦想，然而，现实的苦痛和矛盾终于使诗人的精灵变得疲惫不堪，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一场意外解脱了他内外受困的灵魂，也使他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几十年过去了，徐志摩留给人们的除了那些优美华丽的诗篇，还有他那惊世骇俗、缠绵悱恻的情感历程，更值得注意的是几十年来人们对他作品的评价也是众说不一，毁誉参半的。徐志摩是一个创作思想比较复杂的诗人，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不断追溯造成他思想驳杂的渊源。我想从1918年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赴美留学时，他的思想动车就开始启程了。尤其是1920年10月至1922年8月游学英国剑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观、人生观、艺术观彻底沉淀。留学欧美四年的人生经历是徐志摩人生最浓彩重抹的一笔，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说:“欧风美雨使他的人生与西方文化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一个融会中西文化之独特人生观”,“他向往的境界‘草青人远，一流冷涧’”。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那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也正是在康桥，徐志摩形成了他唯美主义的诗学观和唯美主义的文学理念。也许冥冥之中，
自由安排,“康桥”就是徐志摩生命中最美丽的邂逅。在人杰地灵的康桥，徐志摩与那些曾经挥洒生命之光的智者心灵相契、浪漫共生。在徐志摩诗歌创作初期的“爆发期”，他的诗情明显受到同为校友的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影响。从对神性自然的神往，到对复归人性的渴望，及至到对拯救现实的期待，徐志摩在华兹华斯的引领下，在诗歌创作中彰显出了比后期创作更为纯粹与浪漫的精神气象，更为激烈而奔放的精神内核，所以说华兹华斯和徐志摩都是大自然的精灵，他们的灵魂在康桥的碧波里自由翱翔。康桥也成为中西文化交融栖息的理想家园，成为两位诗
人侵润心灵的甘泉。华兹华斯是以怎样的精神感召力吸引着徐志摩在“康河的柔波里，甘心做一条水草”，徐志摩又是踏着怎样的足迹追随着华兹华斯诗歌的风韵和神思?本文，试图对两者作品隐现的共相进行精神分析和透视。
一、神性自然与自由心境的完美邂逅
雪莱曾说“大自然是诗人，它的和谐比最神圣的诗篇更能使我们的精神屏息惊叹”。自然神圣、美丽、完满，犹如天上的光芒纤尘不染、纯洁高尚，自然让人类追求美的天性得以彰显。英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浪漫主义作家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同被称为“湖畔派”诗人。他们喜爱大自然，描写宗法制农村生活，厌恶资本主义的城市文明和冷酷的金钱关系，他们远离城市，隐居在昆布兰湖区和格拉斯米尔湖区，由此得名“湖畔派”。“湖畔派”三诗人中成就最高者为华兹华斯。他于1789年和柯勒律治合作发表了《抒情歌谣集》，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从拥护法国革命变成反对，于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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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寄情山水，在大自然里慰藉；后者神游异域和古代，以梦境为归宿。两人的诗歌合集，题名《抒情歌谣集》，于1798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宣告了浪漫主义新诗的诞生。两年后再版，华兹华斯加了一个长序，在这篇序中，华兹华斯详细阐述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主张以平民的语言抒写平民的事物、思想与感情，被誉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宣言。他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张诗人“选用人们真正用的语言”来写“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境”，而反对以18世纪格雷为代表的“诗歌词藻”。他进而论述诗和诗人的崇高地位，认为“诗是一切知识的开始和终结，它同人心一样不朽”，而诗人则是“人性的最坚强的保护者，是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都播下人的情谊和爱”。此后，华兹华斯的诗歌在深度与广度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描写自然风光、平民事物之中寓有深意，寄托着自我反思和人生探索的哲理思维。完成于1805年、发表于1850年的长诗《序曲》则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为湖畔诗人浪漫团体中的灵魂人物，华兹华斯的抒情诗歌集序言开创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新纪元。华兹华斯的自然诗不是纯粹的写景诗,
而是借物抒情或状物抒情，即借大自然来抒发诗人的情怀。华兹华斯曾说:“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到了更好的土壤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如华兹华斯的《致云雀》中，作者大声呼唤云雀带我飞上去!带我上云端!……带着我飞升，领我去寻访你/那称心如意的仙乡!”云雀与那些快乐的精灵代表着一种美好
的所在，作者希望自己能与云雀一起飞升，脱离已令他神疲意倦的俗世。而在《致雏菊》中诗人借对可敬的雏菊的赞美，请求它一如既往赐我以欢乐，同样表达出了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忧虑。最早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英国，相应出现了很多自然世界与人性世界的神性光芒的陨落，华兹华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感到恐惧和担忧，主张远离现实生活和城市文明；他认为要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的灾难性后果中解救出来，就必须到自然中去寻自发的智慧和真理。对华兹华斯而言，这尘世拖累我们太多，自然界是对人类的一种救赎与荡涤灵魂的所在，人类能从自然中感觉到一种无所不在的宇宙精神和智慧，而这种精神和智慧能使人们的思想感情趋于净化，能使人们摆脱生活的重压，从而恢复人的性灵。如在《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1804年作)中诗人把自己比作一朵流云，随意飘荡，表达出一种排遣孤独、向往自由的心情，情与景的完美交融使华兹华斯在最自然的状态中唱出了最美妙的乐章，这种轻松与随和，使一颗强健和大方的灵魂在自由中得到了升华。
同样，在康桥，徐志摩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于是，他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接触各种思潮流派，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
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作品《赣第德》。同时，他诗兴大发，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他崇拜的偶像不再是美国的汉密尔
顿，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换路”走入诗人的行列。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是徐志摩一生不曾消逝的情结，他迷恋康桥的一切。康桥的环境触发了他的诗兴，点燃起他的创作欲念。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吸烟与文化》)。这时期，他创作了《夏》、《夏日田》等诗篇，此时，他的个人生活也“照着了一种奇异的月”，因为他认识了“人艳如花”的“才女”林徽因，并陷入了热烈而单纯的痴恋之中。从这时起，徐志摩的生命才真正向着“爱”、“美”、“自由”迸发。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发抒，他要歌吟，因此，像《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时期诗歌的重要内容。同时，他接触了大量的英国文学艺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所以他倾向分行的抒写。他吹着了这股“奇异的风”——欧风，他踏着他们的路，借助于诗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异”的表现出来。徐志摩对在英国康桥生活分外留恋，华兹华斯从大自然中寻到的灵感和安慰，使大自然的神性与诗人的诗魂达到了水融的境界。自然给了诗人灵性和智慧，诗人要用自己的灵魂维护大自然的纯净与神奇。在华兹华斯的笔下，自然永远是宁静深远的，是远离尘世物质文明的侵扰的，而处于这样环境里的人类也同样是欢快而充满智慧的。于是《水仙》中那圣洁的物我合一的境界便成了华兹华斯
永远的向往:“那是我孤寂时分的乐园|我的心灵便欢情洋溢,|和水仙一道舞蹈不息。”水仙花使诗人如痴如醉，给诗人带来无限的心灵的欢愉，最后诗人把自己融入到自然当中与水仙一起轻盈起舞，这种物我合一的美丽境界永远是华兹华斯向往的圣境。正如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所说:“人与自然根本互相适应，人的心灵能照映出自然中最美最有趣味的东西”。同样，置身于康桥这样宁静幽深而充满灵性的环境，徐志摩欣喜若狂，他同样发现了大自然的神奇。在他眼里，康桥“它给你美感简直是神灵性的一种”。徐志摩在留英时期的散文《雨后虹》中也充分表达了他对于自然的崇拜:“我生平最纯粹可贵的教育得之于自然界，田野，森林，山谷，湖，草地，是我的课室；云彩的变幻，晚霞的绚烂，星月的隐现，田里的麦浪是我的功课；瀑吼，松涛，鸟语，雷声是我的教师，我的官觉是他们忠谨的学生，爱教的弟子。”两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诗人在大自
然的神性中到了精神的契合点:“与自然和谐的贫穷其实是富有”，心灵之境的自由是精神的富有。
二、自然天性与浪漫主义的天作之合
歌德曾在《论自然》一文中叹道:“啊，大自然，你包容我们又控制着我们，总是能轻而易举，一下子就把我们抓住，丢进你那永不停息的旋流!在你手中，我们究竟是晕头转向的陀螺，还是竭尽忠诚的臣仆?”歌德对大自然的认识说明了人与自然对立而又相融的关系。大自然带我们走进了生活，虽然,“她没有语言，没有文
带我去飞
字”,“却教会了所有的嘴巴说话，让多少心灵学会了感受、学会了认知。”自然让人的天性得以抒发，让人的灵性得以展露。十九世纪初，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出版的《抒情歌谣集》在英国产生很大轰动，在这个诗集的“序言”和“附录”中，华兹华斯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自然观，完成了一次心灵焦点的转移，人重新到了初次出现在宇宙中的那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华兹华斯曾说:“自然对我来说是一切的一切。”“一切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都是由于作者具有非常的感受性，而且又深思了很久。”这是华兹华斯对
自我信仰的一种升华和超越，他认为理性是不能拯救人的，人还需要神性，既要超越人的知性、情与理融合，又要感情与理性相互平衡，做到“合情合理”。华兹华斯极力通过对人类、自然、神性三者关系的探索去叩开通往人性理想王国的大门，这种思想理念显得未免单薄而又消极，然而，他“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思想却为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提供了最新的理论依据。在华兹华斯的情感世界里，精神与自然神交共化，自我情感与普遍情感水融，直陈与曲现和谐统一,“静”与“动”激荡转化。叙述结构与叙事视角的对立交互又使得诗歌语言形成一种“张力”，在抒情、叙事和议论的融汇上，诗人张驰有度，舒卷自如，不露痕迹，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华兹华斯终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他营筑的诗歌世界已将永恒的真、永恒的善与永恒的美浇铸在一起。华兹华斯作为大自然的歌者，他诗化自然、神话自然，将自然置于无尚崇高的地位，他寄情与山水，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和超越，以他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唯情论认为大自然是人生欢乐和智慧的来源。如在《每当我看见天上的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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