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的独白
摘要：阿克肖诺夫与白先勇在其早期代表作《带星星的火车票》和《寂寞的十七岁》中，分别塑造了吉姆卡和杨云峰两
末班车萧煌奇个典型的“出走少年”形象。作为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成长小说”，两部作品在创作背景、人物形象和结局设置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两位少年主人公在“出走”的过程中历经伤痛和迷惘，却始终怀有追寻自由和美善的赤子之心。在完成了成长道路的初探之后，两位少年重返家中，从而将小说引向了发人深省的开放式结局。
关键词：成长小说；认同危机；“引路人”；精神成长；开放式结局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20）05-0070-04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杭州
310058）
公冶健哲
∗∗∗第40卷第5期绥化学院学报2020年5月Vol.40
No.5
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May .2020
收稿日期：2019-08-30作者简介：公冶健哲（1996-），女，山东滕州人，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当代俄罗斯文学。
基金项目：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巨著奖’与当代俄罗斯文学进程”（2018R401253）。
俄罗斯作家瓦·阿克肖诺夫（В.П.Аксенов）发表于1961年《少年》杂志6、7月号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被视为苏联“解冻”时期“成长小说”的肇端，在当时的苏联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阿克肖诺夫本人也因之一跃成为
“60年代人的代言人”[1](P69)
。
中国作家白先勇在1961年11月发表于《现代文学》杂志的短篇小说《寂寞的十七岁》也在华文文学创作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十七岁”也因之被视为白先勇整体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可以说，《带星星的火车票》与《寂寞的十七岁》作为两位出生于30年代的作家初登文坛的代表作，在作品所处的文化语境、人物形象的选择和主人公成长经历的书写上有着诸多相通之处。
一、“认同危机”与主人公的出走动因
（一）学校与原生家庭的排斥。造成吉姆卡和杨云峰认同危机的首要原因在于，两人在原生家庭和学校生活中无法得到应有的认同。尽管两位主人公生活优渥，但处于青春期的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却处于一种不被理解、无法得到接纳的状态。进入青春期的吉姆卡渐渐感到，“生活有一半是他（哥
哥）生活的反光”[2](P186)
。无论是小说开头对哥哥善意的挖苦，还是在第四部中吉姆卡重遇兄长后的内心独白，不难窥见，主人公在对自己在家庭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感到委屈和不满。而杨云峰在自己多兄弟的大家庭中也如吉姆卡一样，尝到了不被父母重视与接纳的酸楚。尽管他很想和父母亲近，
——《带星星的火车票》与《寂寞的十七岁》中的“出走少年”形象解读
但父母总是拿他与优秀的兄弟们比较，认为他“丢尽了杨家的脸”“只当没生过他就是了”[3](P110)。与此同
时，两人在学校生活中也无法到自己的位置。在《带星星的火车票》中，吉姆卡不止一次公开表露了对学校“灌注式”教育方法的不满，而杨云峰也对南光中学的老师们一味强调考试成绩、压抑学生个性和情感的做法感到无法接受，一度产生了弃学出家的念头。显然，吉姆卡和杨云峰在本应得到温暖和关怀的家庭与学习知识、发展个性的校园中因父母和教师所固有的父权意识和精英意识而被“边缘化”。两位少年渴望得到父辈的接纳与认同，但当这样的想法似乎永远无法实现时，他们便产生了“一种清算父辈的愿望”[4](P108)，进而采取“出走”的方式与之对抗，试图以一种略带极端的形式表达自我的成长诉求。
（二）同龄人世界中的隔阂。尽管“父与子”的代际冲突广泛存在于人类发展的各个社会阶段，如何妥善处理与父辈之间的关系也早已成为了青年一代所遇到的共同问题，但吉姆卡和杨云峰并没有因为这种“共性”而真正融入同龄人的世界。相反，两位主人公独立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与同龄人产生了心理上的隔阂，引发了他们愈加强烈的孤独感。吉姆卡无所畏惧的天性、对“权威人物”的不屑和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鹤立鸡，因而也受到了同伴们的嘲弄和孤立；白先勇笔下的杨云峰情感细腻、热爱文学、渴望获得真挚的情感，这种不同于同班同学或追求学业上的所谓“上进”，或自私自利、玩世不恭，或热衷恋爱、玩弄他人的性格特质使他成为了同龄人眼中“孤怪”的存在，他也因之常常受到同龄人的嘲笑与欺侮。显然，两位少年因自己独立的思想与个性而无法融入最有可能接纳他们、理解他们的同龄人世界，这也使得他们愈加孤独迷茫。然而，正是这种寂寞无助的感受促使他们走出了同龄人的圈子，选择“出走”作为摆脱桎梏、认知自我的方式，并在其中寻自己的位置，探索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之路。可以说，同龄人世界中的认同危机是促使两位主人公认识自我的开端，也是他们成长之路的起点。
（三）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存在。通过结合两部小说的创作环境，不难发现，20世纪60年代相似的文化语境是造成两位主人公认同危机的根本来源，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不被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所接受。吉姆卡因闯红灯、打台球、和许多同龄人“混迹”在一起跳舞游荡的行为被视为苏联“阿飞青年”的代表，故而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所不容；同样，身体孱弱、性格良懦、沉溺于文学世界的杨云峰既无法被崇尚“追求上进”的精英阶层所接受，同时又不因愿沦为追求享乐、放浪形骸的青年“小台胞”之流，成为了一个被社会大环境所排挤的“边缘人”。白先勇在论及其20世纪60年代早期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危机时指出：“我们跟那个只存在记忆与传说中的旧世界已经无法认同，我们一方面在父兄的庇荫下得以成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得挣脱父兄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一套旧世界带过来的价值观以求人格与思想的独立。”[5](P97)，而“新旧时代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对于成长小说中的少年主人公来说，往往意义非凡”[6](P237)。两位少年渴望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坚守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愿因接受父辈所制定的既定社会法则而消弭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选择“逃离”原有的安适生活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寻一个独立于家庭、学校和社会之外的“第三空间”，在新的环境中寻生活的真谛。
作为生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60年代凭借成长小说初登文坛的青年作家，阿克肖诺夫和白先勇对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准确的把握和敏锐的感知。两部作品不仅蕴含着两位作家在创作早期对“成长”这一概念的阐释，同时也反映出作家试图通过书写少年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对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与文化语境进行思考的过程，吉姆卡和杨云峰所遭遇的成长困惑，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作家借主人
公之口述说的60年代青年一代的成长宣言。两位作家通过对少年主人公“认同危机”的具体呈现，使读者经由小说中人物的具体讲述，得以窥见两位少年丰富的内心世界，感知他们在特定时代环境下的成长体验。
二、“引路人”与主人公的自我身份探索
（一）兄长——“成人世界”之门的开启者。对于吉姆卡和杨云峰来说，“兄长”在他们的成长中扮演着重要的引导性角，是在成长道路上给予他们重要启发的“引路人”。吉姆卡自幼一直与哥哥维克多关系亲密，他“一向可怜那些没有哥哥的孩子”[2](P186)，并“感到世界上没有比他（维克多）再亲近的人了”[2](P187)。虽然兄弟俩在进入青春期后选择了不同的成长道路，但吉姆卡在出走的过程中，依然把哥哥当成倾诉心声的对象。对于杨云峰来说，在他的生活中扮演“哥哥维克多”这一角的人则是班长魏伯飏。在杨云峰看来，魏伯飏是唯一一个关心他、理解他的人，对于一向缺乏理解与关爱的杨云峰来说，他不啻为一个守护神一般的兄长角，“我喜欢跟他在一起，在他面前，我不必扯谎，我知道他没有看不起我，我真希望他是我哥哥”[3](P118)。魏伯飏是杨云峰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情感依托，也是他在遭遇精神和情感危机时唯一的精神支柱。可以说，“兄长”是在两人的生活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角：他们既不像父辈那样武断独裁，又不像两人的同龄人那般天真幼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了“成长”的过程，成功地跨入了成年人的行列，并已经在父辈主导的成人世界中获得了承认，故而他们自然成为了引导主人公初步认识成人世界的引路人。
可以说，维克多和魏伯飏两位“兄长”在思想、精神和情感上给予两位主人公的支持和引导构成了促使他们走向成熟的关键因素。但两位主人公在接受引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引路人”的离去：维克多因空难殉职，魏伯飏迫于压力与杨云峰断绝了朋友关系。“引路人”不辞而别使两位少年的心灵再度落入了彷徨无助的境地，他们不得不只身一人，再度踏上孤寂的成长之旅。然而，“引路人”对两位少年的心灵成长所产生的影响依然留存，并在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他们的成长，返回家中的吉姆卡发现了哥哥“带星星的火车
票”，杨云峰在遭受同学欺侮后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魏伯飏曾经挺身而出保护了受伤的他。尽管“引路人”的离去令人遗憾，但“成长”注定是一个人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独自走向成熟的过程。两位作家在作品中所展现的“引路人”的得而复失，恰恰表明，只有当主人公离开他人的荫庇，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独自寻自我的真谛，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意识的“成人”。
（二）异性伙伴——成长的“反向推动力”。在成长小说中，异性伙伴与主人公的成长往往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出现在吉姆卡和杨云峰生活中两位异性嘉丽亚和唐爱丽，则更像是一种起到“反作用”的“引路人”形象。她们容貌美丽、举止轻浮，追求“时尚”的生活，凭借自己的美貌玩弄他人的感情，也对两位主人公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嘉丽亚在遇到演员道尔果夫之后，马上就抛弃了吉姆卡，而吉姆卡为了挽回自己的初恋，一直追着她乘坐的汽车，在石子路上磕得头破血流；杨云峰在拒绝了唐爱丽富有挑逗性的暗示后，担心自己伤害了她的感情，于是在寄给唐爱丽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真挚的友情，但唐爱丽却将
他的信贴在学校的宣传栏里，使杨云峰沦为他人的笑柄，再次遭受了心灵的重创。吉姆卡和杨云峰与同龄女孩交往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渴望与异性建立真诚的情感联系，但两位少女的做法却是对这种纯真友谊与爱情的伤害，也使两位主人公遭受了情感的苦闷与成长的痛苦。
“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只有在经受创伤和痛苦之后，才能明白真诚、友谊与爱情的真正含义”[7](P229)，从这个角度来说，两位女孩似乎以一种反面的形式促进了主人公的成长。可是，两位少年并没有因为自己受到的伤害以牙还牙，对她们实施报复，相反，吉姆卡真诚地接纳了遭遇欺骗的嘉丽亚，杨云峰也发自内心地宽恕了唐爱丽。正是这种鲜明的对比衬托出了两位少年主人公美好的品质，他们真挚善良的品格正是在经历欺骗与考验之后才变得愈加坚实。成长之路绝非一帆风顺，阴暗与痛苦本身就是成长中的应有之义。两位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充分说明，只有在经历生活的考验、情感的挫折与思想的迷惘之后，青少年才能脱离童年时代的顽劣与幼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心灵成长。
（三）文学——照亮成长之路的精神灯塔。除了上述两类具体的“引路人”之外，在两位主人公的成长中，作为精神食粮的文学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在吉姆卡和杨云峰身上，我们得以充分地发现文学对于青少年精神成长的引领作用，这样的设定也体现出两位作家对文学的价值的充分肯定。吉姆卡通晓许多世界文学经典，而杨云峰更是爱书成痴：“贸易风是最好的风（这是在杰克·伦敦的小说里谈到的）”[2](P52)、“真的，我小时候读过《安娜·卡列尼娜》。我小时候读过很多不应该读的书”[2](P218)，“什么小说，我都爱看，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我还爱看《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我
喜欢里面那股痴劲”[3](P112)。尽管作品中对于主人公阅读文学作品的描写着墨不多，但不难看出，文学著作已经成为了两位少年的精神原乡，并在成长过程中引领他们走向理性的成熟与性格的完善。
因此，对两位主人公来说，引领他们成长的最重要的“引路人”，正是文学所赋予他们的对自由和真理的向往。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他们在“出走”中经历了重重考验，却依然保留着纯真的心灵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尽管不少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都选择以“离家出走”作为宣扬个性、实现成长的方式，其中不乏某些人只是为了脱离父母的庇护，以求得某种成长中的“新体验”，而另一些则是在探索社会的过程中经受道德上的痛苦与考验，真正实现精神的升华[8](P73)。显然，两位主人公的成长更接近后者。阿克肖诺夫和白先勇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赋予两位主人公敏感的内心和丰富的精神追求，充分说明了两位少年在“出走”的过程中“不仅跨越了地理的界限，而且冲破了思想的藩篱”[8](P74)，从而使两部小说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独特的文学价值。
三、“开放式”结局与“成长”的真谛
（一）成长的永恒追求：自由。吉姆卡和杨云峰两位17岁的少年渴尽快望蜕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成人”，在“出走”之先，他们已经有意识地采取了一些举动，借以向周围人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吉姆卡完全把自己归入成年人的行列，经常通过抽烟、喝酒、玩台球和成人式的打扮证明自己的“成人气质”；杨云峰除了常常谎称自己是19岁的高三生之外，也经常偷妈妈的香烟来“打发时间”，甚至偷拿爸爸的相机
送去当铺，在国际饭店喝得“昏陶陶”地回到家。不难看出，两位主人公在成长初期迫切地希望获得周围人对于他们“成人”角的认同，因而“有意地采取一些举动，表明自己对于父辈所制定的生活规则的漠视，希望借此能够被成人世界所接纳”，但这也恰好表明了他们对于自己的“成人”气质缺乏自信。而“出走”则表明着他们已经踏上了心灵的成长之旅，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两位主人公对自由的向往。当上社员的吉姆卡发现，“在社里干活，要比学校里的上劳动课高兴一百倍。或许这是因为这儿没有人整天地往你脑子硬灌什么‘你应当培养劳动习惯’等等”[2](P167)；杨云峰因惧怕父母和老师对自己功课不好的嘲笑而不爱上学，但他对阅读文学充满了喜爱。显然，吉姆卡和杨云峰并不像父辈们所认为的那样懒惰、颓废，他们热爱劳动，对世界充满了旺盛的求知欲，但他们并不愿按照被指定的道路发展，而是希望冲破父辈的桎梏，按照自己的心愿自由地生活，因而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叛逆少年”。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成长就是要“自由地呼吸和独立地思考”[4](P108)，在广阔的天地中尽情挥洒自己的个性，而“自由”也构成了两位主人公心灵追求的核心部分。
（二）成长的精神支柱：勇气。如果说追求自由是两位少年心灵成长的核心，那么“勇气”和“爱”则是他们成长中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尽管在两位主人公的身上，“勇气”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这种勇气都是两位少年克服内心胆怯之后的产物，也是他们在“出走”过程中的主要动力。在勇气的驱使下，吉姆卡和杨云峰都冲破了“旧墙”的阻隔，开始在未知
的世界中探险。因此，两位主人公的“出走”绝不能被简单视为是一种在“叛逆”心态驱使下的幼稚举动，两
位少年希望通过“出走”寻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新秩序，而他们因勇气而产生的对爱和美善的追求恰恰为这种可能存在的新秩序的获得提供了先决条件。
无论吉姆卡与杨云峰的行为看似多么叛逆和任性，但他们始终选择以一颗勇者所固有的包容之心对待他人：尽管对父母刻板守旧的教育方式感到不满，但他们即使是在离家的过程中也一直挂念着父母家人；对于在生活中对他们表达过关爱的人，他们稚拙却真诚地表达着心中的感激；面对曾经给予自己伤害的同伴，两位少年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宽恕。从这个角度来说，《带星星的火车票》和《寂寞的十七岁》已经超越了“叛逆”“逃离”“迷失”等成长小说的一般范式，同时也远避了现代成长小说中“幻灭”、“放逐”与“颓废”的滥觞，从而使两部作品浸润着作家对于成长真谛的深刻思考，充满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情怀。两位作家将目光着眼于主人公的心灵诉求，通过描写两位少年对自我心灵世界的勇敢坚守以及他们对爱和美的永恒追求，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充分的道德意义与伦理价值。
（三）成长的结局：从“回归”走向“开放式成长”。两位主人公渴望脱离旧有的思维定势与生活方式，与传统意义上“融入社会”的成长概念相比，他们“‘与社会相融’的终点已提前被抽空”[9](P101)，故而两位主人公的“出走”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去塔林”是吉姆卡和同伴们掷硬币得出的结果，而徘徊在新公园中的杨云峰实际上也“不晓得去哪里好”。对于两位少年来说，成人世界似乎只是一个模糊的“彼岸”，他们对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也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规划。然而，正是这种看似盲目的举动构成了青少年成长之路的主要特点，也呈现了成长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进而将小说引向“开放式”结局。，两部作品的结局设置充
分表明，“成长”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其“不可预知”的特性，即是在各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由迷惘与选择，不断走向精神成熟的过程。
尽管吉姆卡和杨云峰在“出走”和心灵探索的过程中拥有了丰富的经历，也获得了精神的成长，但在两部小说的结尾，经历了“出走”的探索、迷惘与重重考验之后，两位少年却都选择重返家中。面对哥哥留下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吉姆卡产生了“票有了，但是往哪儿去呢？”[2](P222)的疑问；深夜归家的杨云峰在艰难地熬到天亮后，听见妈妈的脚步声，便“把被窝蒙住头，搂紧了枕头”[5](P130)。似乎两位主人公在初经成长的洗礼后，对自己的前途依然迷茫，不知该何去何从。表面上看来，两位少年的“成长试验”似乎是不成功的，因此，他们的“出走”也被一些研究者解读为“反成长”和“‘迷途’式的漫游”[10](P104)。然而，尽管两位主人公又回到了原有的生活空间，但他们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气质同“出走”前相比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回归”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再次出发的前奏。只有通过“行动、思索，再行动、再思索”[4](P109)的过程，青少年的自我意识才能真正觉醒，在对心灵世界的探索中发现自我的本质，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故而赋予读者无
限想象空间的开放式结局正是两部作品的精髓所在。
结语
《带星星的火车票》和《寂寞的十七岁》作为阿克肖诺夫和白先勇早期创作的“成长小说”，为他们之后
的文学创作观奠定了基调，同时也为俄中两国乃至世界文学领域对“成长”主题的书写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两部小说中，阿克肖诺夫克白先勇都充分展现了少年主人公敏感细腻的精神世界，强调了青少年在成长中对自由、真诚、爱和美的追求。显然，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设置与作家写作的时代背景和及其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两位作家都“带着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亲身感受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11]，将青少年的个人成长融入宏大的时代背景，赋予作品以强烈的时代感。可以说，《带星星的火车票》和《寂寞的十七岁》不仅体现了两位作家对“成长”主题的深刻理解，同时也在对青少年的成长经历进行文学化表达的过程中丰富了“成长”的内涵，对于当下青少年的心灵成长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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