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典丽到风骨：初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
易小平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初唐前期，以元老重臣为主的宫廷文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形成了典丽的接受形态。初唐后期，以中下层士人为主的普通文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相对偏激，其中四杰比较重视政教，陈子昂则比较重视风骨。
关键词：典丽；风骨；建安文学；初唐；接受形态
谈到初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人们常常想到陈子昂对建安风骨的提倡。然而事实上，陈子昂只是初唐众多的接受者之一，风骨也只是建安文学在初唐的接受形态之一。初唐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到睿宗延和元年(712)，前后将近百年，在唐代的四个阶段中时间最长。这近百年的历史可以分成前后两期：前期以元老重臣为代表的宫廷文人在文坛上唱主角，后期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代表的中下层文人开始登场。由于时代的不同以及接受主体之间的差异，两个时期人们对建安文学的接受也呈不同的面貌。
一
初唐时期的宫廷文人多是为李唐王朝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元老重臣，他们也为新王朝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奉旨修撰的八史就是其中之一。这八史是《晋书》(房玄龄)、
《梁书》(姚思廉)、《陈书》(姚思廉)、《北齐书》(李百药)、
《周书》(令狐德 )、
《隋书》(魏征)、
《北史》和《南史》(李延寿)。八史作者对前代历史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文学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建安文学作为文学历史上一个著名时期，受到了他们的特别关注。史臣之外，还有一些人涉及到建安文学，如刘孝孙、李善等。
总的说来，前期人非常重视文学的政教功能。
姚思廉《陈书・文学传序》云:“自楚、汉以降，辞人世出，洛 、江左，其流弥畅。莫不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大则宪章典谟，禅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至于经礼乐，综人伦，道古今，述美恶，莫善乎此。”[1](卷34,P453)在姚氏看来，包括建安文学在内的历代文学都合乎政教之道，均予高度评价。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云:“善乎魏文之著论也:‘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大痛也。’”[2]
(卷45,P602)对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儒家三不朽原则的认同，李百药是非常赞赏的。在《晋书・乐志》中房玄龄对王粲的《巴渝歌》作了详尽的考证，也指出其“述魏德”的性质[3](卷22,P694)。史臣之外的李善，对《文选》的注也很重视发掘其中的“微言大义”，建安作品自不例外。如曹植的《杂诗》六首，李善题注:“此六篇并托喻。伤政急、朋友道绝、贤人为人窃势。别京以后在鄄城思乡而作。”对第一首中“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二句，李善注:“高台，喻京师；悲风，言教令。朝日喻君之道，照北林言狭，比喻小人。”[4](卷29.P416)
需要指出的是，本期人们的政教标准是比较宽泛的，以致所有的前代文学几乎都能受到他们的肯定。他们所斥责的，基本上局限于梁陈的宫体文学，大致以梁大同(535)为界，其后的宫体文
总183期 第3期 2003年5月
贵州社会科学
S ocial Sciences in G uizhou
Vol.183.No.3
March.2003
作者简介：易小平，男,(1972—)，山东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还是会韦礼安学受到他们的抨击，其前的历代文学则受到褒赞。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盖亦亡国之音乎!”[5](卷76,P1730)这种宽泛的政教标准，对于人们把握文学自身的特点是有利的。房玄龄《晋书・乐志》云:“三祖纷纶，咸工篇什，声歌虽有损益，爱玩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诗，抽其藻思，吟咏神灵，赞扬来飨。”[3](P676)这里说的“雕章”和“藻思”都指文辞上的追求。曹植《应招诗》云:“朝发鸾台，夕宿兰渚。”李善指出,“鸾台”和“兰渚”是“以美言之”[4](卷20,P279)；刘桢《公宴诗》云:“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李善指出,“灵鸟”和“仁兽”是“假美名以言之”[4](卷20,P283)……都是对建安文人追求美辞丽藻的肯定。李善注《文选》，不仅指出了上述美辞，还指出了它们的来源。这里仅以《洛神赋》之注为例[4](卷19,P269)。有的化用前人佳句，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源于宋玉《神女赋》“婉若游龙乘云翔，翩翩然若鸿雁之惊，婉婉然如游龙之升”,“ 纤得衷，修短合度”源于宋玉同赋“ 不短，纤不长”。有的浓缩前书典故，如“感交甫之弃言兮”来自《神仙传》中郑交甫道逢切仙的故事,“六龙俨其齐首”来自《春秋命历序》中神龙的传说。辞藻和典故之外，初唐人对声律也比较重视。刘孝孙《沙门慧净诗英华序》云:“魏王北上，陈思南国,……足以理会八音，言谐四始。”[6](卷154,P1573)指出了建安文人乐府诗的音乐特点。又据《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中的“龃龉病”条记载，元兢曾指出曹植《公宴诗》首句(“公子敬爱客”)中“敬爱”二字均为去声，犯了此病[7](西卷,P442)。上述例子均表明初唐人对文学形式特征的认识，包括辞藻、典故和声律等方面。
政教标准的宽泛与对形式技巧的注重，两者相结合就形成了典丽的接受形态。所谓“典”，主要指文学作品思想内容上合乎儒家经典教义；所谓“丽”，主要指文学作品艺术形式上辞采华丽。房玄龄《晋书・文苑传序》云:“逮乎当涂基命，文宗郁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翰林》总其菁华,《典论》详其藻绚，彬蔚之美，竞爽当年。独彼陈王，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3](卷92,P2369)“高韵”、“藻绚”和“典奥”是从不同侧面对典丽进行阐释,“丽则”基本上与典丽同义。令狐德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亦云:“曹、
王、陈、际，负宏衍之思，挺栋杆于邓林。”[8](卷41,P743)“宏衍之思”基本合乎儒道,“挺栋杆于邓林”则是文辞上的造诣。同文又云:“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夫然，则魏文所谓通才足以备体矣。”[8](P745)可见，典丽是一种文质并茂的审美类型，要求思想纯正，形式悦目，音韵悦耳。这种文质并重的审美理想体现了初唐文化的包容性，它体现在上述对内容与形式的双重肯定，也体现在对南北文学的双重肯定。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云:“自汉、魏以来，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5](P1729)对南北文学不同特点的认识最终走向融合并存，正是这种包容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
初唐后期的接受者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主，他们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具有浓厚的政教彩，特别是四杰等人。杨炯《王勃集序》云:“逮秦氏燔书，斯文天丧，汉皇改运，此道不还。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6](卷191,P1930)当他们从政教立场出发审视文学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对之表示轻视。王勃《平台秘略论・艺文三》云:“是故思王抗言词讼，耻为君子。”[6](卷182,P1855)曹植以事功为首、以词赋为次的观点，得到了王勃的认同。王勃还认为，文学具有明显的娱乐性，人们只能将之作为正事之余的一种休闲方式。其《平台秘略论・褒客》云:“西园故事，下兰坂而宵歌；东苑遗尘，坐槐庭而晓赋。……洋洋乎亦为乐之一方也。”[6](卷182,P1856)对曹丕理政之余的游宴吟咏表示肯定。在这一点上薛元超与之类似，其《谏皇太子》云:“曹园爱客，飞盖连阴。此乃副君之待士也,……可以澡虑怡神。”[6](卷159,P1626)因此，他们反对弃政教之本而溺于文学一类的娱乐之中。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云:“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
80
贵州社会科学总第183期
乱。”[6](卷180,P1892)给文学加上亡国的恶谥，其政治功利主义思想是很严重的。
从政教的立场出发，四杰等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比较忽略其审美特征，具有相当的片面性，这与前期元
老派文人的宽容形成鲜明对照。当然，兼容并包与选择取舍都很必要，两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前期人的兼容，就为齐梁文风的泛滥提供了便利；四杰等人的偏激，则为扫荡齐梁文风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卢照邻《南阳公集序》云:“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江左诸人，咸好瑰姿艳发。”[6](卷166,P1692)其《乐府杂诗序》亦云:“后人鼓吹乐府，新声起于邺中；山水风云，逸韵生于江左。”[6](卷166,P1693)比较全面地区别了建安文学与其后的南朝文学：内容上建安文学多军旅征战，南朝则多游宴艳情；形式上建安文学质朴自然，南朝则雕琢艳丽。总的说来，建安文学属于北方文学系统，南朝文学则属于南方文学系统。同样是对南北文学差异的认识，在前期引向双方的融合共存，在后期则走向双方的分离对立。故杨炯《王勃集序》肯定王勃“已逾江南之风，渐成河朔之制”，明显地扬北弃南，而不再是魏征的融合南北。在此文开端，杨炯曾批评“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还是站在政教的立场之上。但杨炯还有一个新的标准，那就是审美标准，他称之为“骨气”。其文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骨气都尽，刚健不闻。”[6](卷191,P1930)正是这个新的审美标准，使杨炯对王勃摆脱繁弱的南方文风而形成骨气刚健的北方文风表示高度赞赏，而建安文学正是这种文风的典范之一。杨炯审美与政教的双重标准，比之单一的政教标准是一大进步。但双重标准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它使杨炯在文学接受上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政教标准使他自觉地批评建安文学，另一方面审美标准又使他不自觉地肯定建安文学。两个标准的自觉程度表明，政教标准在杨炯身上是占优势的。但审美标准毕竟开始萌发，并且开始从政教标准中分离。这种分离倾向在陈子昂那里发展为完全的独立。
在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书》中，陈子昂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9](卷83,P895)与杨炯相比，陈子昂也肯定建安文学，批判南朝文学。但陈子昂的出发点与之略异：杨炯是政教与审美的双重标准并行，而以政教为主；陈子昂则真正回到文学本身，从审美的标准对之进行接受，这个审美标准就是他承杨炯之“骨气”而提出的“风骨”。关于什么是风骨，众说纷纭，笔者以为当联系陈子昂此序的上下文进行理解。陈子昂认为汉魏之后的文学没有风骨，在于其“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即片面地追求华丽的形式，没有切实的内容。至于什么样的内容，其下文云:“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10](卷1,P13—17)可见，风雅就是要求文学干预社会生活，揭露现实矛盾，反映民生疾苦，针贬朝廷弊政，其实质就是要求文学为政治和教化服务。这是风骨在内容上的要求，它还有相应的艺术要求，这就是下文所说的“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要求作品具有力度美、情感美、彩美和音乐美。前后通观，可以认为陈子昂标举的风骨就是一定的思想内容与相应的艺术形式完美结合而形成的一种阳刚之美。
对照这种全新的审美类型，晋宋齐梁文学显然属于阴柔之美类型。这两种审美类型存在相当的差异：内容上，阴柔之美逶迤颓靡，而阳刚之美富有兴寄，符合风雅标准；形式上，阴柔之美彩丽竞繁，而阳刚之美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正是上述差异，使得具有阳刚之美的建安文学与阴柔
的晋宋齐梁文学也就不可兼容。这实际上反映了陈子昂等人对于初唐文风的强烈不满。唐和隋的统治者一样来自北方，与少数民族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当时，南朝被视为华夏正统所在。为了表明他们政权的正统性，他们对南朝文化(包括文学)基本上采取了全盘接受的态度，故初唐文坛上齐梁文风盛行———太宗朝的贞观体、高宗朝的上官体、武后朝的沈宋体，都是其代表。这种文风，具有浓厚的宫廷贵族气息，看似雍容平和，实则是粉饰太平，无病呻吟。随着初唐后期形势的新变化，它越来越不能反映新的社会现实，描写人们新的生活。文学革新的要求，逐渐形成。四杰等人的以道否文，正是对当时文风的不满，但他们破而不立，没有指明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陈子昂标举建安风骨，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扬了建安文学的英雄主义精神，使文学成为新兴的、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庶族文人
第3期从典丽到风骨：初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81
反映社会生活，揭露现实矛盾，表现其壮志、抱负和奋斗经历的有力武器。正是这样，随着新兴的庶族文人阶层的形成和壮大，陈子昂所标举的建安风骨就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建安文学与晋宋齐梁文学所代表的两种审美类型的对立，实际上也是陈子昂等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的一种折射。他们一生坎坷，面临种种矛盾。形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初唐统治阶层的重大变化。简单地说，初唐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阶层由世族转向庶族的过渡时期。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世族几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隋代开始实行科举制，为庶族登台提供了一线希望。由于隋的
速亡，庶人真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实际上是在唐代。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势力，在初唐前期他们还处于萌发期，相对于强大的宫廷贵族势力，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初唐后期，他们初步形成了一股独立的势力。但他们的力量依然单薄，到处受到权贵阶层的排挤和打压。在这种排挤打压之下，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愤世情绪，而愤世正是主体要求自我得到社会承认而未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坎坷的一生，也是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争取应有的历史地位的一生。后期庶人们自我价值的难以实现，与前期元老们
的功成名就形成鲜明对照。功成名就，往往宽容豁达；功名受阻，则容易愤世偏激：这正是形成典丽与风骨这两种不同的接受形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齐梁文风盛行的初唐，陈子昂标举建安风骨，其贡献就在于为唐人拓宽了审美视野，使他们知道在阴柔之美之外，还有一种激动人心的阳刚之美。它激励人们树立远大的理想，直面现实矛盾，以战斗者的姿态，参加社会改造的实践，谱写壮丽的人生篇章：这正是初登历史舞台的庶族士人的历史使命和涅 人生。
[责任编辑：章 金]
参考文献:
[1]姚思廉.陈书[M]。北就：中华书局,1972.[2]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4]萧统.文选[Z].北京：中华书局,1977.[5]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6]董诰.全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82.
[7]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3.
[8]令狐德 .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全唐诗[Z].北京：中华书局,1960.
[10]毛诗正义[A].十三经注疏[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
《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一期要目
我的治学之路夏传才
............................................................................................. 尹珍“与毋敛学”黄万机.......................................................................................... 《荀子・修身篇》校释订补五则王天海......
..................................................................... 《诗经》中的“木”字和“琼”字 ———兼说上古汉语中的大名冠小名语序罗 琦......................................................... 论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汪文学............................................................... 贵州省龙里巫山岩画的原始性艺术探析王 义............................................................ 水家源流与文化潘 辉.......................................................................................... 试论王弼对儒道哲学的新思辨吴全兰 (82)
贵州社会科学总第183期
发布评论